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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三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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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堂，有四面墙壁，可以遮挡风雨尘土；有书案座椅，可以坐在这里阅读写作。墙壁，是由砖块垒起来的；书案与座椅，是由木板拼起来的。如果把它们拆散，使它们成为分散的砖块与木板，它们就不会有墙壁、书案和座椅的功能。还有，我们都穿着衣服来抵御寒冷。衣服，是由丝线或棉线毛线织成的。如果把它们拆散，使它们成为一根根的丝线或棉线毛线，那么它们就不会有衣服的作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身体，实在是集合了耳、目、手、足等各种器官而成的。这些器官，又是由无数细胞集合而成。如果使这些器官各自分散独立，甚而至于分散为各自独立的细胞，那么这些器官又怎么能够有视听行动的作用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这样。个人孤立奋斗，就是挨饿受冻也是在所难免的；集合众人的力量去奋斗，才可以去谈幸福的生活、文明的事业。比如我们的工业社会，开始固然是一个人的手工劳动罢了。集合众人来教徒弟，那就会生产出较多的产品来。集合很多人来做大工厂，然后才能使用机械，扩大利益。集合多数工厂里的工人，组织起工会，才能逐渐摆脱资本家的压迫，从而思考并避免自己所受的苦难，为将来的幸福做打算。这难道不是集合众人之力的效果吗？
我们最普通的群体，是从一个家庭开始的。有了家庭，然后才有抚育儿女、赡养老人、分担劳动、伺候病人之类的事情。集合一乡之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才有互相看护的帮助，才有学校的建设。集合一省或一国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然后才有便利的交通和高深的教育。假如集合全世界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互通有无，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是有土地贫瘠、偶然遭遇天灾的地方，都不难补救，而且战争、商业竞争等惨祸，也能够在世界上绝迹了。
集合众人而成为群体。群体，是用来谋求每个人都需要享有的公共利益的。但是，如果群体遇到危险，而群体中没有人出来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保护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将会灭亡。于是迫不得已，我们就有了舍己而为群体的义务了。
舍己而为群体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自己在群体中，如果群体灭亡，那么自己也会随之灭亡。现在舍自己而救群体，群体果真不亡的话，那么自己也就未必会灭亡；即使是群体不灭亡，而自己先灭亡，那也比群体和自己都灭亡要强。这种对生存的看法，包含了个人的考虑。二是处在群体当中，来看群体中的一个人，个人的价值必然小于群体的价值。牺牲一个人而可以救众人，为什么不去做呢？一个人这样想，那么就会有舍弃自己而为群体的一个人；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就会有舍自己而为群体的众人。这种对生存的看法，没有包含个人的考虑。前后两种看法，出发点不同，但舍自己为群体的决心则是一样的。我们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一是从军。战争是罪恶的，然而有时候受到野蛮人的攻击，为了自卫而战，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例如比利时受到德国的攻击，比利时奋起而抗敌，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谁说不应该呢？二是革命。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不革命，而忍受残暴政府的奴役，那么即使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所以人们才会不怕流血而去革命。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国这些年来的革命，在革命前由于倡导革命而逮捕杀害了不少人，在革命战争中，因战斗而死伤的也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出于舍己为群的考虑才这样做的。三是暗杀。暗杀，是实行革命最简单的手段。消灭罪魁祸首而原谅从犯，杀一儆百，流血不超过五步。古代的如荆轲行刺秦王嬴政，最近的如索菲亚暗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这都是其中的例子。四是为真理而牺牲。真理，是体现和平精神的，然而，却被教会、君主、政党、贵族所忌讳，所以没有舍己为群的精神，就不敢公开谈论真理。比如苏格拉底对哲学进行了创新，结果被捕入狱而被杀害；哥白尼创造了新的天文学说，结果被教皇所仇视；巴枯宁主张无政府主义，结果被囚禁、放逐，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其他的如进行飞机试验、南北极探险等，在今天看来，这都是勇于做出牺牲的事业，虽然有的是由好奇者和争强好胜者去做的，但也包含有为了群体利益的动机，所以在这里列出来。
古语说：“千里不唾井。”意思是说，将要去千里之外的遥远地方，不会再从这个井里打水，但也不敢向井里吐唾沫而妨碍别人打水。商朝法律规定，把灰抛撒到路上的将受到惩罚，因为害怕灰尘灰烬飞扬而蒙住了路人的眼睛。孔子说：“君子不丢弃破旧的帷帐，而用来埋马；不丢弃破旧的伞盖，而用来埋狗。”这是说对已死的狗和马，都要埋掉，不让它们暴露在外而传播恶臭之气。古人注意公共卫生，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今天的公共卫生设施，与古代相比齐备多了。以卫生条件而言，清洁是第一标准。个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洗澡、换衣服、打扫房屋而已。如果周围的环境污水留滞，废物堆积，充满了腐烂的落叶死兽，空气中弥漫着传染病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人都保持自己的身体、衣服和房屋的洁净，但讲究卫生的目的仍然不能达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公共卫生的设备。例如地上必然有水沟水渠，厕所里必然会滞留污水，道路的扫除，废弃物的搬运，有专人去做，定时去做，对传染病的治疗，有专门的医院，这都是解决那些个人无力应对的问题的手段。
我们既然享受了公共卫生的好处，那就不能随意破坏公共卫生设施，以免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把污水泼在沟渠的外边；不要把废弃物乱扔到公共道路上。不幸患了传染病，要马上自动隔离，暂时停止与别人的交往。比较严重的，要住到医院里去，而不要混在大庭广众之间。这是我们对于公共卫生的义务。
以前园林亭榭的胜景，花鸟鱼虫的娱乐，是有财力的人自己经营、自己欣赏的。现在则有公园供普通民众游玩休闲；有植物园、动物园等，作为欣赏及研究的资源。以前数量多、种类全的图书，优美的雕塑及绘画，历史上的纪念品，远方的奇珍异宝，有财力的人才能得到并收藏，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现在则有图书馆，其中的图书供众人自由阅览；有各种博物馆，以培养人们的美感，帮助人们积累知识。并且公园之中，大路旁边，栽树而成荫，设置座位供人们休息，有些地方还准备清水供人们免费饮用。这些公共设施，是我们共同享有的利益。
我们既然有这种共同享有的利益，那么也就有共同爱护它们的义务。我们对公共设施的爱护，要超过对自己的住所及器物的爱护。公共设施一有损害，就很不高兴很失望，这是因为把公共设施当自己的东西一样看待。
所以我们在道路上行走，在公园中游玩，不要因为花木可爱，就轻易地折取它们的枝叶；不要弄脏了座位，也不要踩踏刻画它们；不要手持木棍去骚扰猛兽，也不要扔石块惊吓鱼鸟；进入图书馆诵读文章，如果抄写，那就要小心地保护书籍，不要使它们有一点损坏脏污；进入博物院，对于所有陈列品，都是可以看，但不可以用手去触摸。如果有触摸的举动，即使侥幸逃脱了守护者的眼睛而没有遭到责备，但我们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则是不能幸免的。
凡是我们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我们都有共同爱护它们的责任，这些在《注意公众卫生》及《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等篇里都说过了。对于已建成的公益事业，我们应当倍加珍爱；对于还没有建成的公益事业，我们尤其要建立。
从古时候起，我们中国人对于建桥、铺路、建粮仓、设学校之类的事情，大多不等待政府去经营，而是私人集资来做。近来更有以自己的力量建设学校的人，例如浙江的叶澄衷先生，以小贩起家，晚年积累了数百万资金，于是拿出了其中的十分之一，来建设澄衷学堂。江苏的杨锦春先生，以木匠起家，到晚年积累十多万元资金，于是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三，来建设浦东中学。这两个都是最著名的例子。
虽然例子是这样，但举办公益事业，并非一定要富了之后才去做。山东的武训先生，讨饭来奉养母亲，对自己失学而沦为乞丐非常遗憾，立志积累资金来建设一所学校，使孤儿及穷人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坚持不懈十多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像他这种没有职业的乞丐，都能尽力于公益事业，何况有职业的人呢？
英国人翰回，是一个商人，自己非常节俭，但非常乐于做慈善事业，曾经铺设伦敦大道。他又感到自己国家的育婴院不完善，自己到法国、荷兰等国考察。回国后写书叙述自己的见闻，于是英国的育婴院得到改良。他死后，遗留的财产不到二千英镑，都散给了孤儿和穷人。英国的沙伯，是织麻工人，后来成为一个炮厂的书记，立志于解放黑奴。他曾经为了给黑奴辩护，研究民法，最终精通了；他又与志同道合的人开设了一个解放黑奴公司，黑奴由此而被释放的有很多人。英国的菜伯，是一个钢铁工人，同情被释放的犯人由于无业而再次犯罪，于是想对他们进行救助。他一年的收入不到一百镑，进行细心的分配，一家吃穿费用需要多少，教育子女的费用需要多少，剩余的就用以救助刑满释放而没有工作的那些人。他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工作，剩下的业余时间及休息日，就替被释放的人谋职业。这样做了十年，被他救助的共有三百多人。由此看来，只要有志于公益事业，那么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没有达不到目标的，只要勤勤恳恳地去做就行了。
子贡问孔子说：“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啊？”孔子说：“有，那就是宽恕啊：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施加给别人。”又有一天，子贡说：“我不想让别人施加给我什么，我也不想施加给别人什么。”这是根据孔子的告诫而引申的言论。西方的哲学家说：“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些话的含义是相同的。比如我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不想受到他人的干涉，那么我也不能干涉他人的思想及言论的自由；我有保卫身体的自由，不想受到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也不能伤害别人的身体；我有书信秘密的自由，不想让别人窥视，那么我也要谨慎地不要窥视他人的秘密；我不想受别人的欺骗，那么我就要谨慎地不要欺骗别人；我不想受到别人的欺负怠慢，那么我就要谨慎地不要欺负怠慢别人。事情不管大小，互相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自己与他人的交往，不但有消极的戒律，也有积极的行为。如果由前面孔子说的那句话，而引申这句话：“自己想要的，就施加给别人。”可以吗？答案是：不完全这样。人的欲望，有时会因为遗传和环境的不良影响，而有不合于道德和法律的地方。如果把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强行施加给别人，那么可能不会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例如腐败的官僚，喜欢受到下属的阿谀奉承，于是就对上司阿谀奉承，可以吗？迷信的乡下人，喜欢听传教士乱说，于是也像传教士一样向亲人乱说一通，可以吗？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错误，如对不好的名声、直言等等就不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如果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直言相劝，而是以婉言代替直言，也还是可以的。
对于积极的行为，孔子固然也说过：“自己想要立业，就要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成功，就要让别人成功。”立，就是在社会上站住脚；达，就是使人能够成功。施加给别人的，一定要以“立”和“达”为原则；不要施加给别人的，则以自己不想要的来概括。如果真的能终身都这样做，那就没有什么弊端了。
孔子说：“严格要求自己，而少去责备别人，那么就可以远离抱怨了。”韩愈又进一步解释说：“古代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而又周密，对别人的要求宽松而又简约。严格而又周密，所以不会自我懈怠；宽松而又简约，所以人们乐于和他交好。”我们还能从反面证明这个意思，孟子说过父子互相劝勉从善的错误，而转述做儿子的话说：“您教我要走正道，可是您自己却没有走正道。”原伯和先且居都认为仿效坏人是罪恶。椒举说：“只有没有一点错误的人，才可以处罚别人。”这都是说只要求别人而不要求自己是不对的。
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似乎严格要求自己的，也可以严格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不严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放低。例如见多识广的人嘲笑别人孤陋寡闻，有能力的人斥责别人无用，以为既然我能做，为什么你不能做。又比如掩饰自己错误的人，往往喜欢用他人的同样错误来为自己辩解，认为既然你做了，为什么我不能做。这是不知道人人固然是平等的，但是，既然有主观、客观的区别，那么观察力的强弱，很明显会有差别，于是要求的程度，也不能不随之变化。人们的行为，常常包含了很多原因，如遗传的品性，长期的习惯，接受的教育，遭受的境遇，外界的压迫，情感的刺激，等等，都有影响人们行为的力量。行为是我做出来的，那么一切行为的原因，都可以通过反省而得到解释。即使是当局者容易迷失，但事情过后一定会搞清楚的。如果知道了行为的原因，那么改正错误，就是可以努力达到的了：那些以前的品性、习惯及由教育所训导出来的错误，可以进行矫正；那些由于境遇、外在的原因以及由情感逼迫而成的错误，可以进行调节。已经过去的不能再追回来，我自然会自己抱怨自己；而如果有迫不得已的原因，那么就应该原谅自己。未来的日子，决定权在自己手中，我为什么要气馁呢？至于别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客观原因，决不是自己所能深刻理解的。如果我任意推导他们行为的原因，而严加要求，这样合适吗？何况人人都有被严厉要求的时候，我又何必去管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呢？所以对自己要求严而对别人要求宽，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反过来，则是表面上平等，但实际上是严重的不平等。
《诗经》中的《崧高》篇说：“人们常说：柔软的就咽下去，刚硬的就吐出来。只有仲山甫柔软的并不咽下去，刚硬的并不吐出来，不欺负孤独无助的人，不害怕强暴的人。”人们之间的交往，重点在于彼此平等。用食物的咽与吐做比喻，并不算很恰当；这个仲山甫和当时的一般人不同，坚持履行自己不欺负弱者、不害怕强者的义务。
害怕强者与欺负弱者，这两件事虽然有施加和承受的巨大差别，其作用也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但无论如何，都是受了强弱不能平等的错误观念的蒙蔽。我害怕强者，是因为我比强者弱，不敢和他平等。于是看到比我弱的人，自然就会认为他不能与我平等而欺负他。还有，我欺负弱者，以为我强于对方，不用和他平等，于是看到有比我强的人，就自然会认为他不必和我平等，并因而害怕他。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实际上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矫正其中的一种，另一种现象自然也会随之消失。
我国人民推崇侠义的举动，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说看到有以强凌弱的事情，就要赶快帮助弱者，以反抗强者。强者还没有侵犯我，而我就已走上前去与之抗争，那他就会由侵犯我转而变成害怕我；弱者与我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却走上前去帮助他，那他就会感激我而改变受侮辱的境遇。那种拔刀相助的举动，虽然说是属于侠义之举，而且具有打抱不平之成分，但其实人人都具有这种心态。如果我们能发扬这种精神，那么欺软怕硬的错误念头，自然就没有产生的条件了。
在前面《勿畏强而侮弱》一篇中，已经说了打抱不平的道理。这是对强弱有冲突的时候说的。实际上我们对于弱者，无论什么时候，都常常有同情和不安的感觉。人类的心理是这样的：平等了才安心。见到有比自己弱的，就感到上天的不平等，而想以人力使之平等。减少有盈余的，来补充不足的，这就是爱护弱者的原理。
进化程度比人类落后的动物，已经有这样做的了。例如秘鲁的野羊，结队而行，遇到袭击它们的猎人，那些强壮的羊就停下来充当保护的角色，等全队都过去了，才跟在后面走。有的鼠类把食物先给失去视力的同伴吃。印度有一种小鸟，对于同伴中那些失去视力或受伤的，都按时喂养它们。进化程度较高的人类，难道还不如羊、鼠、小鸟吗？今天普通的人，在上下车船的时候，遇到残疾人就让路，并且在他们上下车船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在车上，有时候来了妇女而没有空座位，就站起来让座；看到她们所拿的物品有比较重的，就为她们传递安放。这都是爱护弱者的例子。
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如果突然遇到不幸，必然要用救生船，按例必须先载妇女儿童。等有了空地方，男子才能够登上。如果有不明事理的男子，敢与妇女儿童争抢，即使枪毙他们，也不为过。这是为了爱护弱者，情急之中不择手段的缘故。
战争不免要杀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而对投降及受伤的士兵，以及交战国的妇女儿童，按照惯例不能加以残害。德国的飞艇和潜水艇，所伤害的人多了（编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舆论对它们的攻击，特别把它们加害妇女儿童作为攻击的口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爱护弱者，是人类的共同意愿。
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人如果有亲近仁爱之心，没有不由自己而推广到万物的，所以说：“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们活着，就不愿意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孟孙打猎捕获了一只小鹿，让秦西巴用车拉回来，鹿的母亲一路跟随着，秦西巴感到不忍心，就把鹿放了。孟孙大怒，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三个月，孟孙又把秦西巴叫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老师，并说：“对小鹿都不忍心加害的人，会加害小孩吗？”这可以证明爱护人的心情，与爱护物的心情是相通的，古人早已公认这一点了。近代科学进步，能引导人们爱护万物之心的东西就更多了。大体如下：
一、古人多持有“神创造动物以供人享用”的观点。齐国田氏在庭院中祭祖，食客有一千人。食客中有献鱼和雁的。田氏看后，叹息道：“上天对人类太好了！生长了五谷和鱼鸟，以供人们享用。”众宾客都大声地附和他。鲍氏的儿子，十二岁，坐在次席上，上前说道：“并不是您说的那样。天地万物，和我们一起生存，只是种类不同。种类不分贵贱，只是以大小和智力相互制约，相互之间依次取别的种类为食物，而不是为对方而生存。人类取可以吃的东西而吃掉，哪里是天为人类创造的？蚊子刺吸人的皮肤，虎狼吃肉，难道是上天为蚊子而创造人，为虎狼而创造肉？”姓鲍的这个小孩的言论够先进的了。自从生物进化学说诞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是由别的动物进化而来，彼此是同一个祖先，只不过相互之间比较疏远罢了。
二、古人又有“动物只有知觉，只有人类才有灵魂”的观念。自从生理学进一步发展以来，人们知道了所谓灵魂，不过是意识的总和。还有，自从动物心理学进一步发展以来，先后发现了能说话的狗、会算数的马，于是我们知道，动物的意识，自然和人一样，只不过程度比较低而已。
三、古人用来帮助人力的，只是动物；把它们的力气用尽了还不能满足，于是就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呵斥它们，这样爱护万物的心情就被利己之心阻碍了。自从机器快速进步以来，运输和耕作这些向来利用动物的工作，逐渐用机械来代替动物。于是残暴地役使动物的行为，渐渐少了。
四、古人把吃肉当做养生的主要方式。卫生科学发现了吃肉的害处，不仅仅是传染微生物，而且微生物死亡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病毒，有害于吃肉的人。于是素食主义逐渐流行，屠宰场未来有望逐渐消失。
现在保护动物的团体，逐渐流行开来，但屠宰捕猎的行为，也还没全部绝迹；然而逐渐地进行教育，一定会使人们爱护万物的气量完全展现出来。古代晋国的翟庄，耕作之后吃饭，以打猎钓鱼为乐事，年长后不再打猎。有人问他：“钓鱼打猎都是伤害生命的事，您只去掉其中一件，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是我主动出击的，垂钓是鱼儿自动上钩的。既然不能一下子都去掉，那么就先去掉最伤害生命的一件。”翟庄晚年也不再钓鱼了。全世界的人爱护万物之心的普及，也一定会像翟庄那样逐渐推进，这是没有疑问的。
不讲信用的区别有两种：说话不算数和不守时。
说话不算数的过失，有的是因为计划的临时变化，如晋文公讨伐原，命令带三天的粮食，原不投降，于是传令退兵。间谍跑来说：“原将要投降了。”军官就说：“请等一等再撤兵吧。”此例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遗忘，如卫献公请孙文子、宁惠子吃饭，天都不早了还不召见他们，而在园林中射大雁，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轻易地许诺，如老子所说的“轻易许诺的人一定很少守信用”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晋文公听到军官的话后说：“得到原而失去信用，那又有什么用呢？”可见改变计划也是不可取的。魏文侯要与群臣饮酒欢乐，这时天下雨，魏文侯命令摆驾要去野外。他身边的人都说：“今天饮酒欢乐，而天又下雨，您看怎么办呢？”魏文侯说：“我与虞人相约打猎，这虽然是休闲娱乐的事，但怎么能不遵守时间的约定呢？”于是亲自去说明解除约定，而不敢忘怀约定。楚国人有谚语说：“得一百两黄金，不如得到季布的许诺。”是说季布不轻易许诺，许诺了就一点要实践诺言。
不守时的过失，有提前的，有延后的，有等待别人的，有被别人等待的。汉代的郭伋出行，到了西河美稷，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路旁边迎接拜礼。完事后，那些儿童们又送郭伋到城外，问郭伋什么时候回来。郭伋计算了日期后告诉了他们。郭伋回来时，比原先约定的日期早了一天，郭伋说这违背了与诸儿童的约定，于是就在野外停下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才入城。以此表明不应当提前。汉朝的陈太丘与朋友约定中午出行，中午过了朋友还不来，陈太丘就走了。陈太丘走后，他的朋友来了。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当时七岁，在门外玩耍。陈太丘的朋友问陈元方：“你父亲在吗？”陈元方回答说：“等很久了您都不来，我父亲已走了。”陈太丘的朋友便生气地说：“不是人啊，和人约定一起出行，竟抛下我自己走了。”陈元方说：“您和我父亲相约，却过中午了还不来，这是不守信用。”陈太丘的朋友听了感到很惭愧。这说明不能延期。唐朝的肖至忠和朋友相约在路上相见，正好遇上了大雪。人们劝他避避雪，肖至忠说：“哪里能与人相约，可以失信呢！”朋友来了，才离去。众人叹服肖至忠对人遵守时间的约定。吴国的卓恕为人诚恳守信，从不失信，与人相约，即使是暴风骤雨冰天雪地也要去。有一次，他从建业回家，向诸葛恪辞行。诸葛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卓恕回答说：“某天要再来拜见您。”到了约定的这一天，诸葛恪大会宾客，停下来不吃不喝，以等待卓恕。当时到来的宾客，都认为会稽、建业相隔千里之遥，江河阻隔，哪里能按时到来。但卓恕却按时到来了，满座的人都非常惊讶。由此可见待人不可不守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所以能够预见将来，而不会乱了秩序，是因为有约定。有约定而不遵守，那就会乱套，而猜疑之心就会产生。不守时的过失，虽然比说话不算数稍轻一点，但是却会耗费时间、丧失信用，也是不能不马上禁止的。
人类本来是平等的，但有的人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于是有侮辱别人的举动。如王曾和杨亿都曾做过侍从，杨亿很健谈，凡是他的同事好友他都要取笑嘲弄。对于王曾，他却说：“我不敢和他开玩笑。”难道是除了王曾，其余的都是杨亿所看不起的吗？人类都有同情心。但有人以让别人不快乐为快乐，于是就嘲弄别人。比如王风让人蒙上虎皮，几乎把他的参军陆英俊吓死，于是大笑，以此为乐事，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以一时疏忽大意的缘故，而导致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失去了同情的真心，又怎么能不引以为诫呢？
古人常常有因为嘲弄别人而得祸的。如三国时的许攸，仗着自己有功而非常傲慢，曾经在围坐的人中呼叫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如果不是我，你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着说：“你说的是。”然而曹操内心不乐，后来竟把许攸给杀了。又比如，严武由于与杜甫家里是世交，对杜甫很友好，亲自到杜甫家中拜访杜甫。杜甫见严武不合潮流，性格暴躁，便常常喝醉了后爬上严武的床，瞪着严武说：“严挺之竟然有这么一个儿子。”严武怀恨在心。有一天，严武要杀杜甫，幸好周围人告诉了杜甫的母亲，杜甫才得以获救。曹操、严武因为不堪忍受侮辱而杀人，固然很残暴；但许攸、杜甫，难道不是自找的吗？
历史上有因为嘲弄侮辱而导致国家间战争的。春秋时期，晋国的郤克与鲁臧、孙许同时出访齐国，齐君的母亲肖和她的侄子踮起脚来偷看使者，见到使者有的瘸有的瞎。于是让瘸子迎接瘸的使者，让瞎子迎接瞎的使者，肖和她的侄子由此笑了起来，被使者听到了。晋国的这两个大夫回国后，一起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鞍大战，齐国军队被打败。这就是嘲弄侮辱别人所引起的祸害。
那些嘲弄侮辱别人而没有遭到恶报的，也不是没有。如唐朝的高固，很长时间处在闲散的位置上，多次被同伴所轻视嘲笑，等到他被任命为邠宁节度使，众人大多害怕起来。高固一概不再追究前嫌。宋朝的孙文懿，眉州人，年轻时家里很穷，想到京城里参加科举考试，自己到县里去开介绍信。县尉李昭言对他开玩笑说：“像你这种人到京城考试的有几个？”孙文懿以第三名金榜题名，后来到审官院任职。李昭言奉命去见孙文懿，心里很害怕，以为孙文懿不会忘了他以前所说的话。但孙文懿特意派李昭言做眉州知州。像这类事情，受嘲弄侮辱者固然很大度，但嘲弄侮辱别人的人不胜惶恐。这样说来，我们何苦去嘲弄侮辱别人呢？
所以，无论从道理上来讲，还是从经验来看，嘲弄侮辱别人都不能不禁止，这是很明显的。
人人都有是非之心：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很正确的。人们都有赞赏好人好事，憎恶坏人坏事的情感：善待善者，恶待恶者，这是很正确的。只是一件事的是与非，一个人的善与恶，其中的关系很复杂，我们一时的判断，常常不能作为定论。我们所判断的对或者善，有时候并不恰当，这种害处还算小。而我们所判断的错或者恶，如果不恰当，那么害处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评论一个人，只要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和责任，就尽量宣扬他的对与善的地方，而掩盖其错与恶的地方。即使不能掩盖，那么见到他们的错就否定，见到他们的恶就斥责，也就可以了。如果本来就没有什么错与恶，而是自己虚构的，或者别人的错与恶并不严重，而自己却故意夸大其词，那就是诽谤。诽谤，是我们应当禁止的。
我们来探究一下，诽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嫉妒别人的名誉吗？还是以为别人的失意有利于自己？还是别人与自己有仇，而以诽谤来中伤别人？所有这些，问问良心，没有一个是可以这么做的。那些诽谤别人的人，常常不能陷害别人，反而害了自己。汉代的申咸诽谤薛宣不孝，薛宣的儿子薛况的门客杨明在宫门外打伤了申咸。御史中丞认为不能以平民百姓的争斗来论，要把薛况处以死刑。朝廷大臣认为，不以正直之心对待别人而遭到报复的，应该与施加报复的人同罪，最后竟被免掉死罪。今天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会规定，如果有人无故被人诽谤，那么被诽谤的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这足以证明诽谤者刚好害了自己。
古代被诽谤的人，大都采取不申辩的态度，也就是所谓：停止别人的诽谤，最好的办法是进行自我修养。汉代的班超在西域，卫尉李邑向皇帝上书，陈说经营西域不可能成功，又极力诽谤班超。汉章帝大怒，严厉责备李邑，命令他到班超那里听从班超的命令。班超就派遣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人质回到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以前诽谤您，想破坏西域的事情，现在为什么不依据诏书把他留下，派别人送乌孙人质呢？”班超说：“因为李邑诽谤了我，所以今天派他回京城。我自问内心无愧，何必怕别人的议论呢？”北齐时的崔暹对文襄帝高澄说，应该亲近信赖邢劭。邢劭不知道这件事，瞅准机会诽谤崔暹。文襄帝很不高兴，对崔暹说：“你说邢劭的优点，而邢劭专门说你的缺点。邢劭真是个糊涂人。”崔暹说：“这都是事实，邢劭不糊涂。”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受到诽谤却不申辩，固然是品德非常高尚，但从诽谤者一方面来看，不是更加无地自容了吗？我们不必问受到诽谤的是什么人，但却不能不杜绝诽谤。
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是骂人呢？从来不认识的人，在无意之中，偶然相互之间有点摩擦，或者是推车挑担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彼此相撞，互相道歉一下就可以了结的，却破口大骂，很长时间都不能停止。还有朋友亲戚之间，讨论事情意见不和，接着就会大骂，或者是骂对方为牲畜，或者是侮辱其家族祖先。这种情况，从北边的河北，到南边的浙江、广东，大体上都一样。
都是人，却用牲畜互相责骂，这是什么道理啊？根据生物进化史，人类不过是哺乳动物中进化得比较先进的；而爬行动物实在是哺乳动物的祖先。所以发育二十八天的人类胎儿，与发育天数相等的狗胎、龟胎十分相似。然而，骂别人为牲畜，是说别人进化的程度较低吗？但大多数人，其看法并不是这样的。汉代的刘宽曾经招待客人，派家奴去买酒，过了很长时间，家奴却大醉而还。客人不能忍受，骂家奴说：“畜生养的。”过了一会而，刘宽派人监视家奴，怀疑家奴一定会自杀，他对周围的人说：“他是人啊，有人骂他是畜生养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吗？所以我怕他自杀了。”还有前秦苻坚时，王堕性情刚直，痛恨董荣犹如仇人，从不和他说话。王堕曾经说：“董龙是哪里来的鸡狗，让这些国家的精英和他说话？”（龙是董荣的小名）董荣听说后羞愧愤恨，于是就劝苻坚杀了王堕。行刑的时候，董荣对王堕说：“你今天还敢说我董龙是鸡狗吗？”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古人的反应就是这么的激烈。而今天的人，却以这种方式互相责骂，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反常，为什么呢？
父子兄弟，一人犯错，别的人不应该受牵连，因为对一个人愤怒，而侮辱他的家族，有什么道理呢？古时候，卫国的孙蒯在重丘饮马，毁坏了饮水的器具，重丘的人骂孙蒯说：“你父亲是一个暴虐的人。”齐威王被周安王责备，于是愤怒而骂他说：“呸，你母亲是一个奴婢。”这是古人骂别人父母的例子。那些脏话，只有在嘲笑戏弄的时候才有。
自由，是美德。思想、身体、言论、居住、职业、集会，等等，都有一定的自由权利。如果自由的权利受到外界的压制，而达不到它应有的程度，那么就一定会努力去抗争，即使流血也不在乎，也就是所谓的“不自由，宁愿死”。但是如果自由过度，伤害了别人，让自己感到惭愧，那就不再是自由，而是放纵了。放纵，是自由的敌人。
人的思想不应该被宗教所束缚，也不应该被风俗所左右，而应该以良心为准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偶尔有恶劣的思想，本来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我有意纵容它，使它不断增长，势力最终凌驾于良心之上，那就是放纵的思想了。
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困了就睡觉，这是身体健康的自由。如果饮食没有节制，工作睡眠没有规律，养成不好的习惯，就是放纵自己的身体自由，而有害于健康了。
高兴了就唱歌，悲伤了就哭泣，这是感情的自由。但是邻居有葬礼，就不在街上唱歌；寡妇在夜里不哭泣，这是因为不敢放纵自己。
言论是自由的，但有的人揭发别人的隐私，诱导别人去嫖娼盗窃；居住也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在住所制造危险，在夜里喧哗，影响邻居休息；职业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制造伪劣产品，贩卖毒品；集会是自由的，然而有的人传播迷信思想，胡作非为。这些行为表现了自己的极端自由，而不考虑别人的自由，都是放纵自己带来的过错。
以前法国大革命争取自由，是我们所崇拜的。然而那时的人如罗伯斯比尔、丹东等人，以过度激烈的行为，滥杀贵族，造成一个恐怖黑暗的时代，这是因为放纵而造成残忍的后果。较近的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也是在争取自由，我们不敢轻视。但是她们威胁政府的手段，达到烧毁邮件、破坏艺术品的程度，这是因为放纵而产生了粗暴的行为。以自由的美德，如果一旦放纵，尚且会产生粗暴残忍的行为而不自知，难道不应该谨慎吗？
世界的演变，常常有短时间突然变化的现象，不是人们所能意料到的。普通人遇到了，常常免不了惊慌失措。但是坚强而有毅力的人，却能不动声色，根据情况当机立断，扫除众人的怀疑和担心，从而避免产生混乱，这就是镇定。
三国时候，诸葛亮在阳平驻军，只留下一万人来防守城池。司马懿大军不久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大将和兵士都十分害怕，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但是诸葛亮脸色不变，下令军队放倒旗子，停止敲鼓，并打开西城门，让军士在城里扫地洒水。司马懿怀疑有埋伏，带领军队向北山撤退。宋朝的刘几治理保州，正在大会宾客，在夜晚的时候，忽然手下报告有人作乱。刘几不问是谁，反而下令为客人折花劝酒。然后刘几秘密派人分头出去追捕，一会儿就把作乱的人抓到了。刘几接着喝酒享乐，一直到天亮。宋朝的李允则有一次在军中举行酒宴，而甲杖库起了火。李允则仍然饮酒作乐不停。没过多久，火被扑灭了。李允则暗地里派人拿着他的文书到赢州用茶叶箱子运载武器。不过十天，库里的武器又齐全了，而军队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宋真宗责问他。李允则回答说：“兵器库防火措施十分严密。这里刚刚举行酒宴，那里就起了火，必定是内奸干的。如果离开宴会而去救火，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恐怕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祸事。”这几个人都是不愧为镇定的。
镇定的人，好像没有什么行动，实际上是大有作为。如果眼看世界的急剧变化，但是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用清静无为的理论来安慰自己，这样不能算作镇定，而应该称为冷淡。
晋朝末年时，好几个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叛乱。王衍当时任宰相，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只知道吟咏诗词，故弄玄虚。很多年青人仰慕地去模仿他，导致自高自大、轻浮放荡成为一时的风俗。洛阳被敌兵紧逼，朝廷上很多人想把首都迁移到别地，以躲避灾难，只有王衍不想走，还卖牛车来安抚民心。他做事好像很镇定，但是却不做准备，不久全军被石勒所打败。王衍将死的时候，对别人说：“唉，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当初不崇尚浮夸虚无，全力以赴来拯救天下，也不会落到今天的结果。”这是对天下事冷淡带来的后果。
宋朝的富弼辞官回家，寻求长生的法术。吕大临写信给他说：“古时候三公没有具体的职务，只能有品德的人才能担任。他们在朝廷上议论事理，在乡间则主持教化。古时候的高官贵人勇于担当责任，一定会用道理来教化人民，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怎能因为职位的进退、年龄的老少而变化呢？现在，大道理还没有明示天下，人们倾向于异端的学说，不是学老庄，就是学佛教，人伦不清楚，万物都衰败。这是大人你产生同情心的时候，扛起大道的责任，努力改变不良的风俗。如果你转移你的志向，追求长生不老，这是山谷中的隐士和那些只求保全自己的人的行为，难道是百姓对你的期望吗？”富弼向他道歉。这是极力劝说冷淡的错误。
看到王衍临死时的悔悟，富弼收到书信后的道歉，我们知道了冷淡的坏处，不仅是政治家，即使是不当官的人，也不能不以此为戒啊。
孟子有这样一句话：“听到鸡叫就起来，一心想着为别人做好事的，是像舜那样的人。听到鸡叫就起来，一心想着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是像盗跖那样的人。”两种人，相同都是勤勤恳恳，但是前者是为“义”而尽力去做，是“热心”；后者以利益为目的，是“野心”。大禹想到天下人有溺水的，就好像自己掉进水里；后稷想到天下人有肚子饥饿的，就好像自己肚子饥饿了，这是热心。所以大禹治理水患，后稷教人种庄稼，对人民来说都有功劳。项羽看到秦始皇时说“我可以取代你”；刘邦见到秦始皇说“唉！大丈夫应该是这样啊！”这是野心。所以残暴的秦朝灭亡，刘邦、项羽争着做皇帝，又进行了五年的战争。项羽曾经说：“天下的人几年来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我们这两个人罢了。”野心家对于天下人民的祸害，大概就是这样。
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华盛顿尽心尽力于军事战争，前后达七年时间。创立国家之后，又改革世袭君主制，变为总统的选举制。他被选举为总统后，处理政务公正无私。两次任职后，他就退职离任，埋头处理自己的农庄，不再参与政治争斗。等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把家产的一部分，捐助公共教育及其他慈善事业。真称得上是有热心而且没有野心了。
世界上本来就有那种既没有野心，也没有热心的人。如长沮、桀溺说：“天下像洪水泛滥那样纷乱，有谁能改变它呢？”马少游说：“人的一生，只要丰衣足食，能坐下等的车子，能骑一般的马，守好父母的坟墓，乡里人都称为好人，这样就可以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些隐居乡间、逃避现实的人，认识上大多有这个缺陷：不知道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他所赖以生存的所有东西都是社会赐予的。怎么能冷漠地对待社会的需要，而不用自己的全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呢？范仲淹说：“有抱负的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都享乐之后才享乐。”李燔说：“人们不必等待做了高官有了职务才去成就自己的功业，只要尽心尽力于自己所能及的事业，就是自己的功业。”这些话说得很实在啊。
况且热心的人，并不是直接去做社会的工作。科学家把自己关在家中作研究，好像与外面的事情没有联系，但是他们一旦有新的发明，那么在充分发挥物的作用，使民众富裕的道路上，就一定能产生很大的影响。高尚的文学，优美的艺术，开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但是它陶冶性情的功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勤勤恳恳的学者，也不愧是热心的人。但他们之中，有的人自认为自己才能出众，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在智者面前装腔作势，在凡人面前故弄玄虚，就变成学术界的野心家了，不能不深以为戒。
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应该曝晒东西；手上拿起了刀，就应该切割东西。”《吕氏春秋》上说：“力量贵在突然，聪明贵在快速。好马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日行千里；如果过十几天才到达目的地，那么它与平凡的马就没什么不同了。快箭之所以快，是因为它能随着声音马上就来；如果一整天才到，那么与没有箭就没什么区别了。”这些话是说英勇果断的重要。周朝有句谚语说：“缩头缩尾，那么剩下来的身子还能有多少？”诸葛亮评价刘繇、王郎说：“他们的肚子充满了疑问，胸中塞满了难题。”这是说不英勇果断带来的危害。
战国时候的楚丘先生年过七十。孟尝君说：“先生您老了。”楚丘先生回答说：“让我去追逐野兽麋鹿，搏杀老虎豹子，我确实已经老了；让我去慷慨陈词抵挡诸侯，决断疑惑和犹豫的事情，我还年轻得很。”这是年纪老了还英勇果断的人。东汉的范滂被封为清诏使，登上马车，拿着辔头，那副慷慨激扬的样子，显示出澄清天下的志向，这是年龄小而又英勇果断的人。
年青人英勇果断的气质常常远远超过老年人。但是如果太过放纵，就会变成浮躁。苏轼评论贾谊、晁错说：“贾谊是天下难得的人才，所说的都是那时的好计策。但是说让皇帝封他为属国（编注：属国，汉代官名，掌管与边疆归降异族的往来事务），还要抓住敌国的单于，就是读书人的大话，少年人的勇气了。军事，是凶险的事情，竟然这么轻易地论说，就像战国时的赵括轻视秦国、李俱小看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直接采用贾谊的方法，那么天下将会不得安宁。如果贾谊以后经历艰难困苦，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学说。至于晁错，就更加的刻薄，他做御史大夫，当时的贤明丞相申屠嘉，因为他而活活气死；他随意改变国家的法令，全天下都因此而动荡不安。到七国之乱爆发，晁错的本领就用完了。”韩愈评论柳宗元说：“子厚以前少年时，勇于做事，不知道谦虚，常常以为功业可以轻易获得，所以因为参与改革而被贬，才能不被君主看重，思想无法得到实践。如果子厚在朝廷时，能够控制住自己，像后来担任司马或刺史时那样，就不会遭到贬逐。”这些都是叹惜英勇果断一旦过分，变成为浮躁了。以贾谊、晁错、柳宗元三人的才华，一旦浮躁，都会一蹶不振，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发挥自己的才能。何况那些才能不如上面三个人的人，又怎能不兢兢业业，戒除浮躁呢？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一直处于顺境、安于现状，而是常常会遇到艰难的处境。面对艰难的处境，不能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因此人们崇尚果断勇敢。但是，果断勇敢并不是指盲目冒进。盲目冒进是鲁莽。果断勇敢，是有计划，有次序，根据一定的方案去实行，从而不屈不挠，而不是贸然行事。
大禹治水时，洪水滔天，他的父亲因为治水无功而被杀，他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但他毅然接过重任，丝毫不加以推辞。开凿龙门，开辟伊阙，疏导九江，决开长江淮河，用了九年时间才把大水治好，把地平整。大概是他借鉴了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只依靠加固堤防而不顺应水的特性，所以导致失败。大禹却把顺应水的特性作为自己治水的主要原则。他疏导、排水、开凿的功业，都是按照地势而分别实行不同的方案，所以才取得了成功。
墨翟拯救宋国时，走了很长的路到楚国，以“患了偷窃病的人为例”来劝说楚王。楚王无言以对，于是借口公输般已经造了云梯，一定要攻打宋国不可。墨子于是解下衣带当做城池，用木片作为器械，让公输般来进攻。公输般多次陈设攻城器械，而墨子多次抵抗住了他的进攻。公输般的攻城方法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剩余。公输般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想杀了我。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能防守了，他就可以顺利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守城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着你们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说：“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国土面积方圆五千里的楚国，想要攻打方圆五百里的宋国，而且又在攻城器械刚刚造成、军队跃跃欲试的时候，想用一个平常人的口舌来劝阻，他的果断勇敢到了什么程度？即便这样，如果墨子没有守城的器械，又没让他的弟子拿着他的器械先去守城，那么墨子也只会白白牺牲了自己，又怎么能救得了宋国呢？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跟着几个侍从，带着价值连城的珍宝，进入凶险难测的秦国，除了蔺相如，没有其他人敢去。蔺相如到达秦国之后，见到秦王没有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意思，于是用严厉的言辞来谴责他，并且以将要抱着和氏璧撞柱子的激烈行动来威胁秦王。即使是蛮横而背信的秦王，也不能不被他的勇气所屈服。如果不是深深知道敌人的心理，并且提前做好了应对的策略，怎么能这样从容自信呢？
那些果断勇敢的人，希望自己能对事情有帮助，并不会以此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有无上的功劳。上面例举的三个人，足够让我们知道果断勇敢不同于鲁莽，而且只有不鲁莽，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果断勇敢。
《吕氏春秋》上说：“物体有很多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说：“我讨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讨厌杂草，是害怕它让人混淆了禾苗；讨厌紫色，是害怕它使人混淆了红色；讨厌郑地的音乐，是害怕它扰乱了雅乐；讨厌奸人，是害怕他们混乱了道义；讨厌传播流言的人，怕他们搅乱了诚信；讨厌伪君子，是怕他们混乱了道德。”《淮南子》上说：“表面相似的东西是众人炫耀的资本，所以凶狠的人，好像很聪明而实际上并不聪明；愚蠢的人，好像很仁慈而实际上并不仁慈；鲁莽的人，好像很勇敢而实际上并不勇敢。”那些相似的东西，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人们不能不仔细观察。
孔子说：“众人都喜欢的事物，一定要认真考察；众人都讨厌事物，也一定要认真考察。”又说：“观察他因何去做这件事，再观察他如何去做，接着再观察他做此事时的心情是否安宁。如此仔细观察，那个人的品质怎么能藏匿得住呢？”庄子说：“人的品质与性情都藏在内心深处，所以君子会驱使某人到远处，来观察他的礼貌；不断地安排他做事，来看他的能力；突然问他事情，来观察他的机智；着急地与他约定事情，来观察他的诚信；把钱财交给他，来观察他的廉洁；告诉他危险，来观察他的气节。”这些都是观察一个人品性的详细方法。不只是观察人应该这么做，约束自己也是这样。曾子说：“我天天用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不是不忠诚？与朋友交往是不是不讲信用？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没有温习？”孟子说：“如果有人对我蛮横无礼，那么作为正人君子，我一定会自我反省：我一定不仁慈，一定没有礼貌，不然他怎么对我这样呢？自己反省自己而变得仁慈、礼貌之后，如果那个人还是对我蛮横无礼，那么君子一定会接着自我反省：我一定不忠诚。自我反省而变得忠诚之后，如果那个人还是蛮横无礼，那么君子才可以说：这是个无知狂妄的人啊。”君子的自我约束，就是这么的细心谨慎。
细心不是别的，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所能达到的程度。如果不通过观察反省，只是平白无故地忧虑，那么就是多疑了。列子说：“一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头，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他看邻居的儿子走路好像是小偷走路的样子，看他的表情，也是小偷的样子，总之邻居儿子的动作行为，没有一项不像小偷的。过了一段时间，他翻动他的谷子，却发现了自己的斧头。”荀子说：“在夏首的南部，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他为人愚蠢又怕事，在月明的晚上，他在路上走，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地下的鬼，抬起头看见他会变化，以为是站着的鬼魂，于是惊慌地逃走，等到跑回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惊恐而死。”这都是多疑带来的坏处。
其他的事例如：韩昭侯害怕说梦话让妻子听到，而一个人独自睡觉；五代时的张允，家里有万贯的财产，天天随身带着很多钥匙，放在自己的衣服底下。多疑成这样，其实都是“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事情，庸俗的人却自己扰乱了自己”。多疑和精细相比，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中国人一向以不干净而闻名于世界：身体不经常洗浴，衣服不经常洗涤，随地吐痰，用袖子擦拭鼻涕，不洒扫道路，厕所听任其散发难闻的气味，饮用水不加以过滤澄清，有了传染病人，也不知道去隔离。从小的方面说是损害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从大的方面看会酿成一个地方的瘟疫。这是我们所以痛心疾首的事情，希望大家都以崇尚整洁来互相鼓励。
不过，崇尚整洁也有一个尺度。洗澡、洒扫，这是一个人所能尽到的事情；公共环境的清洁，则是可以相互约定而加以实行的。如果不遵循一个正常的限度，而矫枉过正，那么它带来的弊端也很多。
南宋的何佟之，一天洗澡十几遍，还嫌不够多；元代倪瓒的痰盂，频繁地换水，衣服帽子经常擦拭，每天数十次，他住的房子前后的树木石头也经常擦洗；清代的洪景融每天洗脸花的时间，从早晨到中午还没完。这些都是因为太爱干净而浪费时间。
南齐的王思远，那些拜访自己的客人，如果来的人衣服不整洁，就不靠近他。如果形貌庄重、衣服整洁，才与他促膝交谈，等到他走了之后，还命令让两个人轮流擦拭那个人坐过的地方。南朝宋的庾炳之，来访的士大夫还没有走出门，就下令让仆人擦拭坐过的床铺；宋朝的米芾不和别人共用手巾和器具。这些则是因为太爱清洁而妨碍别人了。
如果去采访各地的风土人情，教化野蛮落后的地方，挽救孤儿穷人，治疗护理患有疾病的人，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不得不进入不干净的地方，接触到不整洁的人。如果因为爱好清洁，就裹足不前，那么文明就不能远播，人道主义也将会灭绝。汉朝的苏武被扣留在匈奴，住在洞穴中，把雪块和兽毛裹起来，就直接吞下去。宋朝的洪皓被扣留在金国，用马粪点火，烘熟面粉来吃。宋朝的赵善应，在路上见到病人，一定收养体恤，亲自为他们煮药。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收留了五十多个流浪儿和孤儿，一起进行教育。这些人比起王思远、庾炳之那些人，怎么样呢？
况且，崇尚整洁的道理，也应该从自己身上应用到别人身上。秦朝的苻朗与朝廷官员举行宴会，让小孩子跪着张开嘴，等宾客把痰吐到他们的嘴里，然后再出去，并称之为肉痰盂。这样做不用多说，真是昧良心啊。南宋谢景仁居住的地方非常的干净漂亮，每次吐痰时，就吐到左右仆人的衣服上。等一天的事情办完了，才让仆人尽情地去洗浴。虽然不像苻朗那样残忍，但是仍然是放纵自己、轻视别人。汉朝的郭泰，每次住宿旅馆，都亲自洒水扫地；等他离去后，刚到的人们看到这个地方，就会说：“这一定是郭泰住过的地方。”这真是值得别人效仿的榜样啊。
西方有寓言说：“有非常不幸的甲、乙两人。甲生来眼瞎，乙有残疾不能行走。两人相依为命：甲背着乙走路，乙就给甲指路，于是就互相减少了痛苦。”甲看不到东西，而乙帮助他，乙不能行走，而甲帮助他，这就是互助。
互助的道理就是这样。甲的义务，就是乙的权利，而同时乙的义务，也是甲的权利：互相付出，即互相获益。由此而推论出分工制度的原理：一个人的需要，常常是由很多人的劳动来满足的；而这个人的劳动，也能满足很多人的需要。
如果不尽义务，而只是以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为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依赖。
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非常盛行。如乞丐，当然是人人鄙视的。然而，那些纨绔子弟、官僚亲友、闲散食客、各官署的多余人员，凡是无所事事依赖别人生活的人，哪一个又比乞丐强呢？
《礼·王制》记载说：“聋子、哑子、瘸子、残疾、侏儒，各自靠自己的能力吃饭。”晋国的胥臣说：“驼背的，让他俯身敲钟；身有残疾不能俯视的，让他拿玉磬；身材矮小的，让他表演杂技；眼睛瞎了的，让他演奏音乐；耳朵聋的，让他掌管烧火。”残疾的人，尚且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难道健康强壮没有疾病的人，不以依赖别人为耻吗？
以往的慈善家，喜欢向穷人施舍。他们的本意是很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却足以助长依赖的心理。现在的办法是，以出资兴建贫民工厂来代替施舍。在饥荒之年，以工代赈。被监禁的犯人，让他们做工艺活，替他们把赚的钱存起来，作为出狱后谋生的资本。这都是杜绝依赖弊端的好方法。
年幼之人，不能不依靠别人生活，然而如果能够勤奋学习，成年后努力工作，那么完全可以偿还以前所欠下的而有剩余。平日里勤奋工作，节约用度，把余钱储蓄起来，以备日后需要，那么即使是衰老生病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储蓄都还能够自给，而不至于连累别人，这又是自助的道理，与互助并不矛盾。
关爱全世界的人，这是普遍的爱，纯粹是伦理学的性质。还有特别的爱，专门发生在男女之间，叫做爱情，这个既有伦理之爱，也有生理之爱的成分。生理之爱，常常因人不同，而有专一、分散和长久、短暂的不同。自从有了夫妻制度，爱情才变得忠贞牢固。这是以伦理之爱，容纳了生理之爱，而开始有了纯洁的爱情。
纯洁的爱情，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夫妇之间呢？既然爱对方，那么就一定要保护所爱的人的健康，保全他（她）的品格，美化他（她）的声誉，为他（她）未来的幸福做准备。凡此种种，拿今天的社会制度来衡量，只有夫妻之间能够担当。如果在夫妻关系之外，放纵生理上的欲望，而对于所爱之人的命运，毫不关心，这是不能称为爱情的，而是淫欲。有如下的例子：
一是纳妾。小妾，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子卖身而做。同样是人，却成为了商品，看到这种情况，内心能安宁吗？同样是人，却不能与爱自己的人平等，而被看做是奴隶，内心能安宁吗？一旦纳妾，那么夫妻之间就会猜疑丛生，家庭的平和被破坏，或者是放纵妻子虐待小妾，或者是宠爱小妾而疏远妻子，种种罪恶的行为，因此而发生。稍微有点良心的话，会做这样的事吗？
二是嫖妓。妓女，大多是穷苦的青年女子，受人诱惑，被人压迫，都是不得已而做这种事。社会上的人不把她们当人看。我们同情可怜她们还来不及，哪里忍心对她们动邪念呢！有的人把妓女赎出来，固然是救助她们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不是慎重地为她们选择佳偶，而是霸占她们当做小妾，则是好事没做完，而又让自己陷入罪恶了。
三是通奸。凡是犯有通奸罪的，不论男女，常常为社会上的人所鄙视，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往往因此而毁掉终身的幸福，严重的自杀，更严重的被杀。想到这些，我们能不害怕得发抖，并以此为戒，严厉禁止通奸吗？
其他不纯洁的爱情，不应当发生的道理，大体上和上面一样，可以加以推论而得到。
孟子说：“一个人首先要有不能做的事，然后才有应该做的事。”如果什么都去做，那就是没有主张，没有标准，而完全受外界的诱导或逼迫来行动。这样是不可能站稳脚跟，担当大任的。所以孟子说：“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他又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是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决不做违反良心的事。孔子说：“不合于礼则不看，不合于礼则不听，不合于礼则不说，不合于礼则不动。”这是说，看、听、说、动，都要合乎道德规范。这都是做人要正直的道理。
南朝梁人明山宾，家中曾经非常贫穷，于是把他所骑的牛卖了。卖完拿了钱，告诉买主说：“这头牛曾经患过漏蹄，治好很久了，恐怕以后复发，不能不告诉你。”买主听后急忙退了牛，把钱拿回去了。唐朝的史官吴兢与刘子玄，写好了武则天实录，叙述了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后来张说做了宰相，读了这段话，心里不痛快，知道是吴兢写的，就装作很自然地对吴兢说：“刘子玄写魏元忠的事，有不少是虚假的，怎么办？”吴兢说：“刘子玄已死，不能在地下还受到诬陷。是我写的，草稿还在。”张说多次以私情求吴兢改写。吴兢推辞说：“遵照了您的请求，那还叫什么实录？”最终没改。一个是宁可失去利益也不肯欺骗别人，一个是既不诬陷朋友，又不畏惧权势。这都是正直不阿的例子。
然而，也有因为过于正派，而显得死板教条的。南朝梁代的刘进，他哥哥刘献常常隔着墙壁呼唤刘进，刘进每次都要系好衣带端正礼仪才跟他说话。三国时吴国的顾恺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他的妻子出来看他，顾恺让旁边的人把他扶起来，戴好帽子穿好衣服，然后催促妻子赶紧回去。虽然这都是出于尊敬和礼貌，但以兄弟夫妻这样亲密的关系，都这样拘束于麻烦的礼节，也太过分了。儿子听父亲的话，这是正确的。然而《孝经》上说：“父亲有敢于提意见的儿子，就不会做出错误的事情。”孔子说：“小的惩罚就接受，大的惩罚就逃走，这是为了不让父亲过度惩罚自己而犯错。”这说明服从命令的说法，不能死板教条。官吏应当遵守法令，这是正确的。然而西汉的汲黯经过河南，看到贫苦的农民遭受旱涝灾害的有一万多家，于是就根据具体情况，手持符节开仓放粮以救济贫民，然后请皇帝治自己假借皇帝命令的罪。汉武帝认为他做得好而赦免了他。宋朝的程师孟，做掌管夔路法律实施的长官。夔路没有备荒粮，程师孟建议设置粮仓储备粮食。遇到了荒年，开仓救济贫民，粮食不够，于是就假称皇帝的命令，开放其他地方的粮仓，不等着皇帝的旨意。办事的公务员感到害怕，说这是不可以的。程师孟说：“如果一定要等着皇帝的消息，那些饥饿的人就都死了。”于是就打开了粮仓。这可算是不死板教条了。
果断勇敢的反义词是胆小怕事；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理解了果断勇敢与鲁莽不同，那么谨慎与胆小怕事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再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曾经说：“谨慎而讲信用。”又说：“多听，有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其余知道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多看，有怀疑的地方保留，其余了解的部分谨慎去做。”但是孔子想要实行自己的主张，游历各个诸侯国。他到了匡地，匡人误把他认为是阳虎，派卫兵把他围了好几层，而孔子不停地弹琴歌唱。离开匡地以后，又去卫国，去曹国，去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练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想要杀孔子，砍倒了大树。孔子离去，魋到了郑国、陈国等国后，又到了蔡国。陈国和蔡国的大夫，相约派士兵把孔子围在野外，断绝了粮食，七天不能生火做饭。孔子照样讲课唱歌。解了围之后，又到了楚国，到了卫国，最后应鲁哀公的邀请而回到了鲁国。孔子不因为在匡、宋、陈、蔡等地遭受的厄运而停止自己的追求。他写《春秋》一书，把他要表达的意思口授给弟子们，认为攻击、嘲笑、表扬、忌讳、抒情、贬损等情绪性的文字，不能够出现在书本上。这体现了孔子的谨慎。
然而，该书写的还是要书写，该贬低的还是要贬低。吴国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国国君召来了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说：天王打猎于河阳。一点也不畏惧。所以说：“谨慎而不遵循礼制，就是胆小怕事。”这是说谨慎与胆小怕事的区别。人们常常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诸葛亮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在《出师表》中说：“先帝知道我非常谨慎，所以临去世的时候把大事托付给我。”然而诸葛亮向南征伐各地，五月渡过泸河，深入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他讨伐魏国，六次出兵祁山，由于粮草跟不上，所以就分兵开垦田地来供给军用。并不因为谨慎而害怕征战。只是敌军的统帅司马懿，一方面在蜀国东部依据险要之地收兵固守，军队得不到交战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在卤城前面登山扎营不肯交战。这就是贾诩、魏平所说的，害怕蜀国军队就像怕虎一样。
而且危险的事情，哪里没有。进行电学方面的试验，有爆炸烧伤的担心；操作机械，有压伤的担心。坐车有时候会遇到翻车；坐船有时候会遇到风浪；救火则有可能被烧伤，伺候传染病人则要防备被传染。如果对任何事情怕这怕那而不敢去做，那不是和木偶一样了吗？重要的是理解其中的规律，提前做好准备。孟子说：“懂得天理的人，不会站在高高的石墙之下。”汉代的谚语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要小心。”这是谨慎的道理，而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所能够作为借口的。
有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法语，没过多久又改学英语，没过多久又改学俄语，这样的人能够精通一个国家的语言吗？不能。有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木工，没过多久又学习金工，没过多久又学习制革，像这样能成为一个好的工匠吗？不能。事情不论大小，器具无论是精细还是粗糙，想要做到得心应手，必定要经过多次练习。如果刚开始做就停止，那么所学到的那点能耐马上就忘光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手与口都没有多少能力，必须积累两三年的练习，然后才能说话，才能拿东西，何况其他更复杂的学问和技术呢？所以人们做事不能不有恒心。
从前巴律西制造瓷器，积累了十八年的试验之后才做成。蒲丰写自然史，经过了五十年的努力之后才写成。布申学习绘画，从十多岁开始，一直到老死都在学。如果上面的这三个人，刚开始不久就改做其他事情，那么也就很难成名了。
虽然是这样，他们三个人不改做其他事情，并不是因为保守而不求上进。巴律西制作了数百件陶器，多次改建新窑，多次把陶器上涂抹上新药，以进行试验。经过三次试验，栗色的陶器都变白了，可以自认为做成了；但是他又进行了八年试验，才做出了上好的瓷器。又在瓷器上精心绘制了花卉虫鸟，然后才引起了当时人们的重视。蒲丰写的自然史，先后改了十一次，然后才公布于世。布申起先跟着他家乡的画匠学习绘画，把他的绘画技术都学到手了；布申仍然不满足，于是就到巴黎去，得到尽情欣赏美术杰作的机会；他还是不满足，立志要去罗马，因为贫穷，到了佛罗伦萨后又回来，到了里昂，第三次出行，才到达罗马，于是纵情观赏古人的名作，学习解剖学，以古代的雕像为摹本进行绘画，向朋友借来绘画的书苦读，终于，绘画技巧大大长进。晚年时，法国国王召见他，把他供养在巴黎美院。最后两年，他辞了职，又到罗马去。在他衰老得病的时候，他说：“我虽然老了，我精益求精的上进之心却更强烈了，我一定要使我绘画的技巧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巴律西以三次试验的结果就满足了，蒲丰以自己的初稿而满足，布申以家乡的老师所教的、以在巴黎所得到的知识为满足，那么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又怎么能这样显耀呢？这是有恒心而又不保守的例子。没有恒心的人，东张西望，没有一定的路数。保守的人，徘徊于只够搁脚的地方，而且常常照着原来的脚印走路。有恒心的人，有固定的宏伟目标，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目标奋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个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