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大体知道，对于一个人的幸福而言，人之自我与人之所有和人之显现相比，有更多助益。人之自我，以及由此而具有的自身素质，总是要优先考虑的：因为他的个性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伴随着他，并将他所有的经历都涂上色彩。在各种各样的经历之中能够享受多少快乐，那要靠他自己：在肉体方面的快乐是如此，在精神方面亦然。因此，英文中的说法“to enjoy oneself”（自得其乐）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例如，借助这个表达，人们会说“他在巴黎自得其乐”，而不说“他享受巴黎”。

然而，当一个人的个性不健全的时候，所有的享受就像美酒入苦口。因此，除了严重不幸之外，一个人是幸福还是艰辛，不取决于他生活中所遇到的或得到的东西，而在于他如何应付它们，以及感受它们的方式和强度。一个人的自我以及自我所拥有的东西，简而言之，一个人的人格及其价值，是唯一直接影响他的幸福与财富的东西。而所有其他东西都是间接的，其效用也会被瓦解掉，但人格的作用永远不会这样。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由人格所招致的嫉妒最难平息——嫉妒是最被刻意隐藏的。

进一步说，人生在世，意识的构成是最为持久，也是最为牢固的；而在每一刹那中，性格持续不断地有或多或少的作用；与之相反，其他东西始终只是偶尔无关紧要地与我们有关，甚至会屈服于外界的变化。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可靠的是本性，而非金钱。”

同理，与那些咎由自取的不幸相比，我们比较容易忍受纯粹来自外界的不幸：因为运气可以改变，但我们自身的性格却坚如磐石。因而，对我们的幸福而言，主观的福分，比如高尚的品格、精明的头脑、愉快的情操、乐观的性格、健康良好的体魄，总之，身心和谐健康既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较之拥有外在的功名利禄，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维护我们的身心和谐健康。

在所有这些福分当中，乐观的性格对幸福最有直接帮助，因为这一良好素质本身是即时兑现的奖赏。一个心怀喜悦的人总是有喜悦的理由，即他的本性。其他任何福分完全无法替代这种素质。对于一个年轻貌美、既尊且贵的人，如果你想判断他是否快乐，只需要问：他是否乐观？如果他是乐观的，那么他是年轻还是年老，是直背还是驼背，是赤贫还是富有，这些都无所谓。我年轻时曾翻开一本旧书，看到这样一句话：“笑口常开的人有福，以泪洗面的人是不幸的。”这是通俗易懂的话，虽然它近乎老生常谈，但由于蕴含在它之中的朴素的道理，我却时时谨记。

所以，当快乐降临，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因为它的到来从未不合时宜。但现实恰好相反，我们经常盘算着是否接受它的到来：我们是否有理由去满足现状；又或者，因为我们害怕自己太乐观，这样会妨碍我们进行严肃思考和细心筹划。但是，我们如此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其结果是很不可靠的；而快乐却是直接的收获。它才是幸福的钞票，而不像其他东西只是空头支票，因为只有它才使我们在现实中得到幸福。它对于生存而言是至高福祉，生存的现实性体现在两个无限时间之间的不可间断的当下。我们要比其他追求更优先考虑去“培植”、收获这种福祉。

显然，最无助于乐观的是钱财，最有利于乐观的是健康。在低等阶层、工人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我们可以看到快乐自足的神情；但在那些家财万贯、特权加身的阶层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居于豪宅之中却郁郁寡欢的可怜人。由此，我们应该首先努力去维护完整健康的制高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盛开乐观之花。为此，我们当然就要严禁声色犬马之娱，降服暴躁不安的情绪，不要太绞尽脑汁地思考，每天至少在室外进行两个小时的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澡，饮食有度。没有日常的适度运动，人就无法保持健康。

生命的所有过程，无论它们是在身体的具体器官中，还是在全身进行，为了保持自身的功能完整，都要求运动。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好：“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运动，并且在运动中有其真义。身体组织内部存在着片刻不停地快速运动。心脏在其复杂、重复的收缩与舒张中有力而不倦地跳动；每跳动28下，它就把足量的血液推送到全身大大小小的血脉一次。肺像一台蒸汽机一样，一刻不停地抽动。大小肠像虫子一样互相缠绕着，蠕动不止。所有腺体始终在吸收和分泌。伴随着每一次脉搏与每一次呼吸，大脑也在加倍运动。

这样，如果人总是不进行外部运动（很多长期伏案工作的人是如此），那么在他身体表面的安定与身体内部的活动之间，就出现有损健康的明显失调。因为长期的内部运动也需要外部运动来支撑。这种失调与此类似：由于某个情绪波动，我们的五脏六腑就翻滚起来，而根据身体外部征兆，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些。即使是一棵树，它为了生长，也需要风的摇动。此处所适用的规则，用拉丁文简洁地说就是：“运动越快，它就越是运动。”

我们的幸福是如何依赖于我们的乐观情绪，我们的情绪又是如何依赖于我们的健康状况，这些可以通过比较以下现象看出来：同一外部环境或事件，对我们健康强壮之时的影响，与对我们在因生病而苦恼之时的影响，两者截然不同。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的，不是客观的现实事物，而是我们看待他们的方式。这正如爱比克泰德所言：“不是事物，而是对事物的看法影响人。”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幸福十中有九是由于健康的缘故。有了健康，所有事物都是享乐之源；反之，没有健康，纵使可乐的外部福分，乃至其他主观福分——精神、心灵、性情的禀赋——都因疾病而黯然失色、毫无生气。所以，人们一见面，就首先彼此问安，互祝健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毕竟对于人的幸福而言是头等大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其他福分——财富、晋升、学问、名誉，更别提肉欲与一时贪欢——牺牲自己的健康，这是最为愚蠢的事。为了健康，我们更应把其他福分搁在后面。

虽然开朗的性格对健康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但后者并非完全依靠前者：因为即使一个人完全健康，他也可能性情忧郁、终日消沉。无疑，这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身体素质生来就难以改变；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在他身上，敏感与烦躁这两种情绪易走极端，新陈代谢能力容易失衡。敏感的异常状况，会导致情绪失衡和过分乐观的恶性循环，使人笑颜难展。因此，天才的禀赋得益于超常的神经作用，亦即超常的敏感性。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好：“所有卓尔不凡、才智超群的人，莫不性情忧郁；所有那些在哲学、政治学、诗歌，或者艺术方面有奇才的人，看起来无不郁郁寡欢。”而西塞罗经常引用的这句话，说的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这里对基本情绪的先天差异的考察，在莎士比亚那里有生动传神的描述：

大自然造就了奇怪的人，

有些人总是从他的小眼睛向外窥探，

像看见风琴手的鹦鹉一样笑；

有些人愁眉苦脸，

乃至笑了也不想亮出他的牙齿，

即使德高望重的长者认为有些乐事很可笑。

——《威尼斯商人》

柏拉图用悲观者和乐天派来说明这种区别。在遇到快乐或不快的事情时，不同的人的感受截然不同。有些人对这些事情报之以笑颜，另一些人则迅速陷入绝望之中；确切地说，对快乐影响的感受越弱，对不快影响的感受就越强，反之亦然。一件事情的结果可能好坏参半，悲观者看到不好的一面，就会生气、苦恼，但看到好的一面也高兴不起来；乐天派则不然，即使面对不幸也不改笑颜。悲观者纵使完成十个计划中的九个，他也不会为此高兴，而会为那个失败的计划而懊恼；乐天派的情况相反，即使只完成其中的一个计划，他也会因此得到安慰，并为之欢欣鼓舞。

不过，要找到一件没有任何补救的潜在的坏事也不容易，凡事有利必有弊。在这里也一样，性格阴郁、忧愁不安的悲观者所遇到的不幸与苦难，与快乐无忧、无所事事的乐天派所遇到的相比，更富于想象，更与现实远离。因为他们凡事总往坏处想，总是害怕最糟糕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愁没有余粮；比之于那些粉饰太平、好高骛远的乐天派，悲观者的失算更少。

但是，如果天生的悲观者被神经系统或者消化系统的疾病所困，久治不愈，继而这些疾病变得愈加严重，那么长期的苦痛就会催生他的厌世情绪，乃至产生自杀倾向，甚至最微小的不适都可能使他去自杀。最坏的事可能都不会导致他这样做，反倒纯粹是因为持久的苦痛，迫使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如此深思熟虑、果敢决断，以至于虽然他们大多数被安置在有特殊看护的医院里，但是一出现片刻无人看管的情况，他们就毫不迟疑、毫无挣扎且绝不害怕地去抓住每一个对他自然、顺手的轻生手段。在埃斯基罗尔的《精神疾病》中，有关于这种状况的详细描述。

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即使最健康、最乐观的人也会选择自杀，例如苦难之巨大，或者最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他们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差别仅仅在于，导致自杀的诱因有不同程度，这种程度与悲观情绪成反比。诱因的程度越大，悲观情绪就越少，最后可能减少为零；反之，乐观情绪越强烈，其所带来的健康状况越好，那么就需要更多自杀诱因。所以，在自杀的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种不同层次的情况，一端纯粹是天生的悲观情绪所导致的疾病恶化，另一端是自杀者虽然健康、乐观，但完全因为客观事情而选择自绝于人世。

健康与美貌或多或少关联在一起。虽然这种主观优势对我们幸福的影响不是现实而直接的，它通过使别人印象深刻而间接起作用。即使是男人，美貌对他们也很重要。美貌是一封公开的介绍信，借此我们俘获了他人的心。《荷马史诗》的诗对此说得很好：

神的无上礼物不容藐视，

没有人能够随意窃取。

略加思考，我们就看到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苦难与无聊。再进一步，我们就会注意到，从使我们幸福的条件来看，当我们远离这两个敌人中的一个时，我们就会靠近另外一个，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在这两者之间或强或弱地变动。这是由于这两个敌人处在一个双重的敌对状态之中，一个是外在而客观的，一个是内在而主观的。也就是说，困境与贫穷产生痛苦，相反，安逸与富余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到，低下的平民阶层与苦难，乃至痛苦，进行漫长的斗争，富有的上流阶层则要不停地与无聊进行绝望的斗争。

内在且主观的对立基于以下事实：一个人对苦难的感受性与对无聊的感受性成反比，这是由他的精神能力的限度所决定的。换言之，精神笨拙是完全与感受笨拙和情绪不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笨拙使人较少体会到各种不同强度的痛苦和悲伤。精神的笨拙还产生了内在的空虚，这在无数人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正像他们老是对外部鸡毛蒜皮之事津津乐道一样。

内在的空虚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并且，为了使精神和心灵通过某种东西运动起来，它老是渴望外部刺激。这些人对任何刺激的选择都不感到厌恶，从他们不放过任何打发时间的糟糕方式那里，人们便可以略窥一二，还有他们社交和谈话的方式，而那些整天站在门口说长道短的人，那些在窗口窥视的人，更是如此。人们之所以产生对社交、消遣、玩乐的追求，产生形形色色一掷千金的奢侈，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幸，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空虚。

使我们免于这种不幸的，不是别的，正是内在财富，精神的财富，这种财富越是卓越，无聊就越是没有藏身之地。思想的活力永不枯竭、日新月异，它们赏玩内心与外界的丰富多彩的现象，具有将之进行重新组合的能力与冲动。如此出色的大脑，除了松弛的瞬间，达到了无聊所无法企及的境界。

但在另一方面，高度的智力以高度的敏感性为直接前提，以日益强大的意志为根本，从这两者的结合中，人们激发出更强烈的激情，感受也更加敏锐。借此，人们对抗精神的，甚至肉体的痛苦，乃至对抗因阻碍，或者仅仅是因干扰而产生的更大的不耐烦。然后，那些因强烈的幻想而产生的全部表象之活力，就大大增强了，这些表象甚至既令人生厌又难以抗拒。虽然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适用于所有人：下至最愚蠢的笨蛋，上至最聪明的天才。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如果一个人越靠近人生苦难的一端，他就越远离另一端。据此，他的天性在这一方面指引他使客体尽可能符合主体，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对苦难和无聊的强烈感受，他采取更强有力的防护手段。

精神丰富的人致力于远离痛苦和烦扰，追求严肃、安宁和清闲，过一种既安静、自在、远离痛苦，又充实的生活。因此，在洞察世人的里里外外之后，他会选择隐居，并且，凭借强大的精神，他甚至选择孤独。因为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越多，他对外在之物的要求就越少，就越不会太在意其他事情。这意味着一个拥有精神卓越的人因而也就不喜交际。确实，如果社交的质量能被数量所取代，那么也值得在这个大千世界忙碌一场；可惜的是，哪怕一百个臭皮匠聚在一起，也赛不过一个诸葛亮。

另外一个极端与此相反，一个人一旦免于贫困，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欢作乐，唯恐孤身独处。因为独处时，每个人将会反躬自省，他自身所拥有的东西会因此暴露无遗。因此，蠢材背着自己的可怜个性这个不可推卸的重担，日夜呻吟；而天才纵使栖身于最荒凉的环境之中，也能使之生气勃勃。故而塞涅卡说得极为精妙：“所有愚人都因厌烦自己而饱受折磨。”这正如耶稣的名言：“愚人生不如死。”我们发现，大体而言，一个人的交际有多么庸俗，他的精神就有多么贫乏与平庸。因为人生在世，无非是要么选择孤独，要么选择平庸。黑人是最擅长交际的人，正如他们总被智者所领导。法国报纸曾经有报道说，北美洲的黑人，不论是自由人或是奴隶，都喜欢扎堆锁在极小的地方，因为他们习惯仰人鼻息。

大脑寓居在人体中，是寄生虫，抑或福利的领取者。它是每个人辛勤所得的自由闲暇之地，在此，闲暇使每个人意识到他的意识的自由的享乐与个性。它也是人整个生存的结局或硕果，而人的生存无非辛苦与劳作。但大部分人的自由闲暇带来了什么呢？除了感官之娱的无聊与愚蠢，就是生活之无趣。阿里奥斯托说过，人们打发闲暇的方式有多么无聊，人们的生活就多么无价值。庸俗之人仅仅考虑如何消磨时间，而怀才在身之人则考虑如何利用时间。无聊之人饱受简单头脑之限，他们的智力也就不能做别的，只能沦为他们冲动的意志之工具。因此，如果暂时没有诱因让意志起作用，那么意志将偃旗息鼓，智力也无可发挥。不同于意志，智力需要凭借外在条件的刺激才能运作，结果庸人就可怕地压抑自己全部的能力，陷入无聊的境地之中。

为了应付这些无聊，人们偶尔会以琐碎而随便的动机为借口，去刺激意志，而意志进而奴役智力，并将智力所想之事付诸实践。这些动机与真实而自然的动机相比，就如同纸币比之于白银；因为前者的有效性是在无意间被意识到的。诸如打牌等游戏就是为这样的动机而发明的。没有了这些游戏，思想狭隘的人就拿触手可及的东西来敲敲打打。一支雪茄对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代替大脑活跃的东西。因此，打牌成为社会的主要事务，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它是无聊的价值之标志，也是所有思想声明破产的先兆。因为它毫无思想交锋可言，人们仅仅是想赢牌，试图将玩家的钱收归己有。唉，可怜的人！

我不想有失公允地压制这种想法，即我们或许可以为打牌做出如下辩解。打牌也不失为日后进入世俗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演习，只要我们通过玩牌，就能学到如何精明地运用那偶然且不可更改的既定手气（牌局），尽可能从别人那里捞到更多好处。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要养成伪装的习惯，即使抓到一手臭牌，也要绽放灿烂的笑脸。

恰恰在另一方面，打牌也有使人堕落的危险。这种游戏的精髓无他，只在于竭尽所能——不管是捉弄他人还是玩弄诡计——从别人那里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在游戏中所形成的习惯在人们身上扎了根，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于是，人们逐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务上也这样做，乃至认为只要法律允许，自己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谋取所需。这样的例子在市民社会中日复一日地上演。

因为，正如我所说，自由闲暇不仅是每个人存在的花儿，更是每个人存在的果实。只有自由闲暇才能使人享有他的独特的自我，因此使人自身丰富而充实，这种幸福才值得称赞。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自由闲暇只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傻瓜，整天无聊透顶，成为自己生命的累赘。所以，我们应该庆幸：“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奴仆之后，而是自由之子。”

简而言之，一个国家很少需要进口，或者根本无须进口，这就是最幸运的国家；人也如此，一个人自有其足够的内在财富，就很少需要外部的帮助，或者能够自立更生。因为这种舶来品不但价格不菲、依赖他人、带有风险、引来麻烦，而且到头来成为本国产品的低劣代替品。

因此，人们不能对他人与自身之外的东西有太多期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帮助是极其有限的，每个人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因为人的本性最为关键。在此，歌德在《诗与真》中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有效：“所有事物终究都要溯本追源。”或者正如奥立弗·高尔斯密所说：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自己的幸福，

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创造，去发现。

因此，最丰富多彩的资源只能是每个人的自我，由每个人的自我来造就。他越能成就自我，并据此越能够在自身中挖掘到自己快乐的根源，他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幸福属于自足者。”因为按照其本性，所有幸福与快乐的外在来源，最不确定、最为困难、最为短暂，受制于种种偶然情况。因此，它们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轻易地消失殆尽。诚然，只要这些情况不为我们所控制，那么它们就无可避免地消逝。

当我们垂垂老矣，几乎所有的外部幸福必然走向终结。因为此时，风花雪月、嬉笑怒骂、打猎出游、社交激情，都离我们而去；甚至亲朋好友也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自身拥有的越多，他就越幸福。这些是人所拥有的最长久的东西。

无论在任何年龄段，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才是、并一直是幸福的真实而唯一的源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般所获无多，它到处充斥着贫困与痛苦。即使有人摆脱了贫困和痛苦，无聊仍在他身上的每个细胞中埋伏。此外，邪恶通常占据主导地位，愚蠢最有话语权。命运是残酷的，人们甚为可怜。一个内在精神富足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像在十二月之夜的漫天冰雪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欢乐的圣诞小屋。据此，拥有一个杰出且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拥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哪怕它最终如巨星陨落，结局未必幸福。

瑞典克里斯汀女王刚刚十九岁时，仅仅通过笛卡尔的一篇文章，还有一些道听途说来认识笛卡尔。这位哲学家与孤独为伴，已经在荷兰生活了二十年。对此，女王说过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笛卡尔是所有人中最幸福的一个，他的生活智慧让我由衷地羡慕。”正如笛卡尔的情况一样，外在环境必须足够优渥，人们才能拥有自我本身。因此，《旧约·传道书》说：“智慧加上家业就有福了，喜见天日的人必得智慧相助。”

仰仗大自然和命运的恩赐（这种命运只是微薄的运气）的人，他会小心谨慎地照看他的幸福，确保它的内在泉源畅通无阻。为此，独立与闲暇是有必要的。故而，他会乐意过着一个节制、俭朴的生活来换取它们；其他人则与他截然相反，受制于享乐的外部泉源。他不因别人的诱惑而对世上的职位、金钱、厚利和荣誉有所指望，也不因向低俗的欲望与卑劣的趣味妥协的企图而出卖自己。如果面对这种情况，他就会遵照贺拉斯在写给梅塞纳斯 的信中所言去做。

为了追求外在福分，而抛弃内在品质，也就是说，为了谋取荣耀、地位、豪华、头衔与名声，将自己的安宁、悠闲与独立大把葬送：这是最愚蠢的人。歌德就干过这种事。而我以我的天才，坚定不移地走向另一条路。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真理，即无限幸福主要源于人自身的内在品质，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正确地阐明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任何享乐，都以某种活动或者施展某种能力为前提；没有这些，享乐就无从谈起。”一个人的幸福存在于他的引人瞩目的不可阻挠的实践中，这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说，与斯托拜乌对逍遥学派伦理学的论述一致。他说：“幸福就是各人根据各人的天资高低，发挥能力，积极行动，获取成功。”在此，他对“能力”做出了一个根本的规定：为了使人类能够与包围他、折磨他的贫困做斗争，大自然武装人类所使用的东西就是能力。如果这场战争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那么这些能力就无处发挥，对人来说变成了负担。因此，他必须拿这些能力去挥霍，换言之，去毫无目的地使用这些能力；否则他将立刻陷入人类苦难的另一个根源 。

达官显贵最受这些苦难的折磨，对于他们的痛苦，卢克莱修已经有一段描述，一针见血地说出他们的遭遇；时至今日，人们在每个大城市都有机会看到这种情形：

他经常离开舒适的豪宅。如果他待在屋子太久，心生厌烦，他马上又走出家门。然而在外游荡并未让他感觉更好，他重返家中；或者他骑马飞速赶往乡间别墅，就好像屋子着了火，他必须前去抢救。可他刚刚跨过门槛就哈欠连连，于是蒙头大睡，试图忘记一切；又或者他再一次回到城市，在那儿自娱自乐。

这些公子哥在年轻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旺盛的体力与情欲，但在年老之时，唯有精神能力得以留存。到后来，他们失去了精神能力，或者精神能力没有充分发展，以致没有为谋生学得一技之长，结局自然相当悲惨。因为既然意志是唯一无法摧毁的能力，那么他们就受激情的刺激——比如豪赌这种必然诱人堕落的恶习——而被鼓动起来。

一般而言，每个无所事事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现有能力，选择与自己的特长相符的玩乐方式，比如打球、下棋、打猎、画画、赛马、赏乐、打牌、作诗、研究纹章学或者哲学等。我们甚至可以系统地研究这些爱好，借此反思所有人类能力之外在表现的根源，这也就是三种基本的生理能力。据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它们中不带任何目的的玩乐，它们是三种可能的享乐方式。每个人具备这种或者那种能力，据此从这三种方式中选择与自身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首先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能力所带来的乐趣，它包括饮食、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一些国家，这些快乐被所有人认可为全民性娱乐活动。

其次是发挥体力所带来的乐趣，它包括散步、跳跃、摔跤、跳舞、击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育活动，它们就像狩猎活动一样，甚至出现在格斗与战争中。

第三类是心灵感受的乐趣，它包括观察、思考、体验、赏诗、绘画、奏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哲思等。

关于不同乐趣的价值、层次和相对作用，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读者自会补充。

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的乐趣总是以自身能力的运用为前提，而幸福是由于乐趣的经常重复。幸福越大，那就要求作为前提的能力也越高级。心灵的感受比人的另外两种基本生理能力更为优越，人的这两种基本生理能力在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甚至比人类更强。与动物相比，人在心灵感受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也是人远胜于动物之处，这种优势没有人会否认。心灵感受属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因此这种优势使我们享受认识的乐趣，亦即所谓的精神乐趣。心灵感受越强，那么乐趣就越大。 ^[1]

要想使凡夫俗子乐于去做一件事，就得激励他的意志，使他对这件事产生兴趣。然而，对意志的持续刺激并非纯粹只有好处，换句话说，这涉及痛苦。当一个人寻找一个有意的刺激，确切来说，借助微不足道的兴趣，甚至这种兴趣只是暂时而简单的，我们就可以发现其真正的痛苦。这种兴趣就是在上层社会无处不流行的纸牌游戏，它只是对意志的一种无关痛痒的刺激。

反之，拥有卓越精神能力的人能够激情万丈地纯粹去认识事物，而那虽有一腔热血、但内心贫乏的人，全然无法触动到他。这种认识活动使他处在一个与痛苦绝缘的地方，一个与神偕乐的仙境。而其他人的生命在混混沌沌的日子中流逝，在他们看来，创作与奋斗对个人福利没有半点助益，他们也因此难逃各种各样的苦难。一旦他们停止为那些目标去奔波，面对那真实的自我，他们就被不可摆脱的无聊所俘获。对此，只有情欲的狂野烈焰，才能为这等暮气沉沉的愚昧大众带来一些活力。

在另一方面，具备超凡脱俗的精神能力的人，拥有一个思想丰富、生机勃勃、充满意义的生存。他为有价值、有趣味的事情操劳，一旦他沉浸于其中，他将在自身中赢得高尚的享乐的一个泉源。赋予他以外在刺激的，是大自然的杰作，以及对人类事业的考察，还有各个年代、各个国家的天才的不同成就。这些东西实际上只有他才会完全享受，因为只有他才能完全理解它们，感受到它们。由此，在他那里，所有那些东西都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它们真正向他敞开自身；而其他人作为临时的看客，对此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当然，为了做到这些，他比别人多一个需求，一个去学习、观察、研究、冥想、实践的需求，因此也是一个自由悠闲的需求。因为，正如伏尔泰的教诲所言：“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这样的需求是他能够享受属于他自己的快乐的条件，尽管这种快乐被其他人弃而不顾。丰富多彩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与精神杰作，即使它们在那些凡夫俗子的世界中无处不在，也毕竟只如暮年老朽眼中的青春佳人。由于其思想，一个人蒙神垂爱，除了过自己的私人生活之外，还过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一个理智的生活，是他生活的真正目标，为此，他将私人生活视为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其他人必然将肤浅、空洞、苦恼视为自己生存的目标。

这种理智的生活成为他尤其热衷的事业。通过观察与知识的持久积累，它里面的内容保持有机联系，并稳定提升，变成一个越来越完善的整体和成就，就像一件逐渐完成的艺术品。与此相比，那种世俗的、纯粹追求私人福利的生活，只在宽度而不是在深度有所增长，则显得极为可悲。正如我所说，它虽然对自身目标有所助益，却只是理智生活的手段而已。

我们现实的世俗生活如果没有激情的刺激，将是无聊、乏味的；如果激情刺激了它，它立马变得苦不堪言。因此，只有智力超常的人才是快乐的，而这种超常的智力超过了意志所需要的限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的世俗生活之外，过上一个没有痛苦的理智生活。他们兴致勃勃、全副身心地投入其中，并自得其乐。仅仅是闲暇，也就是理智并没有为意志服务，是远远不够的，能力的充沛则是必需的。只有这种充沛才能使人胜任一个纯粹理智的事业，这种事业无需为意志效劳。相反，正如塞涅卡在《书文集》中所说：“没有精神的充实，闲暇无异于坟墓，埋葬活生生的人。”

对于不同的人，这种富余或大或小。这种理智生活除了指导现实生活之外，它还有无数种高高低低的类别：从简单搜集昆虫、鸟类、矿物、铸币，到创作最伟大的诗歌与哲学。这样一种理智生活不仅使人不受缚于无聊，还使人避免犯错堕落。因此，这种理智生活将成为防护墙，去拒绝庸俗的社交，防止许多危险、不幸、损失与放纵。假使人们要想完全在现实世界中追求幸福，那么他们将会遭遇这些事情。比如，我的哲学永远不会使我陷于困境，而使我绕开这么多的麻烦事。

在人生享乐方面，凡人与此相反。他用外在于他的东西，比如财产、地位、妻子与儿女、朋友与社交来证明他的人生幸福。如果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他自己视这些东西为无用，那么幸福也将离他远去。为了把这里面的关系讲清楚，我们可以说，他失去了重心。正因为如此，他总是有变幻莫测的愿望和怪想法。如果他的财力允许，他将做一些稀疏平常但耗资巨大的事情，时而置办乡村别墅，时而买进马匹，时而举办宴会，时而外出游玩。他正是想在各种事情上寻求外在的享受。这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妄图通过汤水和药物去恢复健康和强壮，却不知道，生命力才是身体强健的本钱。

不考虑其他剑走偏锋的人，让我们先关注那些不是很突出，但是精神能力超脱于平庸与狭隘之限的人。我们看到，如果这些人的外在幸福泉源堵塞了，或者不再满足他了，那么他就会像一个业余爱好者，热衷于任何一种美好的艺术或者一种实用科学，比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立刻在那里发现诸多乐趣，从中修养心性。就此，我们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已经部分地落在他自身上。

但是，因为这种纯粹半吊子的艺术爱好远远不是创作才能，并且一个业余爱好者对实用科学的追求，仅仅是停留在现象的相互关系之上，所以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的天性除了它们的根源之外无法得到充实，因而他的生存无法与它们交织，以至于失去了除此之外的任何兴趣。

这种情形只保留在具有最高精神禀赋的人那里，我们将这种人称为“天才”。因为，只有在他们那里，事物的存在与本质才会全面、彻底地纳入他们的主题，借此，他们按照自己的志向，通过艺术、诗歌或者哲学，努力将对这些事物的深刻理解表达出来。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心无旁骛地关注自身、从事思想与创作，是非常必要的，孤独为他所爱，自由闲暇是他的至高福分。而所有其他东西可有可无；要是它们存在，在他们看来反倒是一种负担。唯有对这种人，我们才能说，他的重心完全落在了自身之内。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解释，过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极其罕见，不论他们的性格多么完美，他们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热心、积极地投入到朋友、家庭和集体中去。因为当他们仅仅拥有自身时，他们就把对其他东西的关注放在最后。据此看来，在他们身上存在一种离群索居的特点，当其他人无法真正满足他时，这种特点就越明显。因此，在他们那里，他完全无法看到与之息息相关的特质，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所有其他人身上，感受到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久而久之，当形形色色的人随处可见时，他们也就逐渐习惯了用第三人称复数（他们），而不是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打量这些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智力极高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显而易见，主体比客体更靠近我们。客体不管要发挥什么作用，总是首先借助主体得以实现，因此是第二位的。对此，卢奇安《对话集（一）》有诗为证：

唯有精神的财富才能被视为财富，

所有其他的财富只会带来大损失。

一个人如果为了训练、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享受他的内在财富，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生：他自身时时刻刻就是他的整个生命；那么，对于外界，这个人内心的这种富足，仅仅要求一个消极的馈赠，即自由闲暇。如果一个人注定要将他的精神象征烙在全部人类身上，那么，对他而言只有幸或不幸。换言之，要么完全发掘他的天资，完成他的杰作；要么因为阻挠而不能得偿所愿。在他看来，所有其他东西微乎其微。

由此观之，古往今来，每个伟大精神人物莫不将自由闲暇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闲暇是如此重要，乃至堪比他本人。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的幸福看来存在于他的闲暇中。”狄奥根尼·拉尓修记载道：“苏格拉底称赞，闲暇是最好的财产。”与此相应，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哲学生活推崇为最幸福的生活。他在《政治学》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能够不受阻碍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这些才能是什么，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与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的名言不谋而合：“天赋奇才的人为自己的奇才而活，就在这种生活中，他获得最大的幸福。”

然而，拥有自由闲暇，不仅对一个人的平庸的命运，也对他的平庸天性而言，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得花费时间去跑营生。人是贫困之子，而非自由的思想者。所以，如果凡人不设想虚假的目标，通过各种游戏、消遣和癖好来充实时间，那么，自由闲暇立刻就变成他的负担，甚至最终变成折磨。同理，自由闲暇甚至给他带来危险。有一句话说得好：“闲暇的安宁是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一个智力远远超过一般水平的人，不但是反常的，更是不自然的。但是，如果存在，那么，为了命中注定与此相应的幸福，他就需要自由闲暇——它对于凡人来说，时而是不堪重负的，时而是令人堕落的——没有自由闲暇，这种才智超群的人就变成一匹架上牛轭的飞马，毫无幸福可言。

不过，如果外在的与内在的不自然不期而遇，即一个人同时拥有自由闲暇和超常的智力，那么这是一件更大的幸事。因为，受惠于这种幸事的人，将过着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换言之，这种生活免除了人类苦难的两个相反的泉源——贫困与无聊。或者说，他不必为了生存而忧心卖力，而且也能够忍受闲暇（亦即自由生存本身）——不幸，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调和、相互扬弃，才能摆脱。

在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所有人都看到，那些聪明绝顶的人，由于优越的神经活动，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痛苦，他们的心灵也能敏锐地感受到它们。并且，他们的性情激昂澎湃却藏而不露，而有对外在事物的更生动、更完整的表象与这种性情密不可分。通过这些而被刺激起来的情绪也更为激烈；而且一般来说，这种情绪比正常情绪痛苦得多。

最终，绝高智慧使天才远离了其他人以及他们的追求，因为这些天才越拥有了自身，在其他人身上，他就越难以在那里找到共同点。别人所满足的花花事物，对他来说既乏味且无趣。那无处不有效的平衡法则也许在此也起作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常常为人所称道：精神最狭隘的人根本来说是最幸福的，虽然没有人会羡慕他的这种幸福。我不想抢在读者之先，对这种说法发表明确意见。索福克勒斯本人在此问题上有两句恰好截然相反的名言，读者自有论断：

为了幸福，审慎的思想是最有效的。

与之相反：

什么事情都不去想，就是最快乐的生活方式。

在《旧约》的哲人那里，同样有这种相互不一致的说法：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糟糕。

同样的道理：

哪里的智慧越多，哪里的烦恼就越多。

在此，我不得不提及这样一种人：由于他们的智力水平很狭隘、有限，他们没有什么精神需求。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德语里的“菲利斯特人”。这个词是德语中所独有的，在大学生生活中经常被用到，它的意思是“庸人”，也就是那些对现实利益斤斤计较的人。但是后来，这个词有了更高一层的含义，意即“被女神缪斯疏远的人”，虽然它的意思比较抽象，但依然和原来的意思相似；不过又与“缪斯的孩子（诗人）”截然相反。

然而，现在如果我从一个更高的含义来说明“菲利斯特人”——他们抱着现实的态度，从事最古板的事情，而这种现实的态度一无是处——的意思，那么，这种本来就抽象的定义，与我在本书所提出的浅显易懂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也许不是所有读者都能理解。

“庸人”还有一个更容易的独特解释，它充分地说明所有“菲利斯特人”性格的本质。按照这种解释，“菲利斯特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由此就有几种意思：首先，就他自身而言，他没有任何精神享受。这根据之前已提到的原则“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享乐”就可以推断出来。他的生存因软弱的意志的缘故，没有基于对知识与和平的渴求而存在，更不会追求真正的审美享受——这种审美享受与对知识与和平的渴求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即使某些时尚或者权威将这种享受强加于他之上，他也将之作为一件苦差事来尽快打发了事。

实际上，享受对于庸人只是感官性的，他借此忘记痛苦。因此，牡蛎和香槟，是他的生存的制高点；设法谋取所有对此肉身有所裨益的东西，是他生活的目标。如果这些东西给他接二连三地带来麻烦，那他足以幸福了！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福分让他强行接受，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无聊之中。为了对抗无聊，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舞会、剧院、社交、打牌、赌博、马匹、女人、喝酒、旅游等等。所有这些无法打发无聊，因为他毫无精神需求，他也就不可能有精神上的享受。

因此，菲利斯特人就有一张愚蠢、呆板的扑克脸，一张与动物类似、古怪、奇特的脸。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高兴，没有什么能刺激他，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关注，因为感官享受是稍纵即逝的。同样的，菲利斯特人参加的社交也会立刻令他感到无聊透顶、心生厌倦。就财富，或者地位，或者影响力与权力而论，他远远超过别人；依靠它们，他受人尊敬；或者，他至少与那些与他有同样显赫身份的人有来往，并在回想他的荣耀时沾沾自喜。然而，按照他的这些生活方式，他充其量也不过是悬浮在荣耀之中而已。

由菲利斯特人以上的特性来看，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在别人看来，他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生理需求；他不寻找精神需求，而只寻找那完全肤浅的快乐。因此，在他对别人的所有要求当中，对任何优越的精神能力的要求是最微不足道的。毋宁说，如果这些精神需求撞上了他，那只会激起他的反感，乃至仇恨。因为这样一来，他只会感受到一种卑贱的不堪重负的情绪，甚至于，他还要自己将内心生出的愚蠢的嫉妒小心隐藏起来。长此以往，这种情绪就会变成不动声色的愤怒。

菲利斯特人在决定对别人表达他的尊敬或者瞩目时，永远不会按照这个人相应的特质。相反，他的尊敬与瞩目只留给地位与财富，权力与影响力。在他的眼中，唯有这些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这方面出人头地是他的夙愿。这些导致他成为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所有菲利斯特人的巨大苦难在于，他们没有为自己守护观念性的东西，而为了逃避无聊，他们总是需求那些现实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在片刻之间被挥霍殆尽，无法长存，令人生厌，而且带来各种灾祸。然而，观念性的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本身无辜也无害。

我已经全面考察了对我们的幸福有所助益的个人禀赋，这些考察除了生理素质之外，主要是智力水平。至于道德产生的直接影响以何种方式使人幸福，我已经在我的获奖论文《道德的基础》中讲过了，我在这里向读者推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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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自然的演进周而复始。它首先从无机界的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进化到植物及其沉闷的自我享受，然后进化到动物界。在动物界阶段，大自然的理智和意识逐渐出现，并从这脆弱的起点一步一步攀升，最终跨出最后的、伟大的步伐，人类出现了。在人类的理智中，大自然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和目标，献出了它所能够带来的最完满的杰作。甚至在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出许多显著的差别，只有极个别人达到了原本的高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在最狭窄、最严格的意义上是大自然最难、最高的产物，因此也是最罕见、最有价值、最能反映世界的产物。
在这样一个智慧中，最清醒的意识出现了，并且在那里，世界看起来比任何地方都明了、完整。由此，在意识的才具中，存在世界上最高尚、最珍贵的东西，与此相应，它们也拥有享乐的一个源泉，与这个源泉相比，其他东西显得微不足道。这些才具除了要求悠闲，就无须任何外在的东西，它拥有为自己的拥有而怡然自得，任何金刚石也无法将之磨灭。因为所有其他非理智的享乐方式是低下的，这些享乐完全超出了意志活动的范围，超出了意愿、希望、恐惧与所得的范围，同样超出了限定它们的东西。它永远无法摆脱痛苦；此外，在一般情况下，除了这些享乐的满足之外，失望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而不像真理那样，借助理智的享乐变得明晰起来。在理智的范围之内，没有痛苦存在，相反，理智所有的东西都是认识。所有理智的享乐只能使人受益，确切地说，人按照自身的理智来享乐。因为，倘若一个人自身一无所有，那么，世界上的所有精神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可言。
但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在整个大自然中，一个人因其智力水平的提高，对痛苦的感动也随之攀升，因而随其智力达到了最高限度。 CzUNhfIE9U30t/MlsyTELYyyG1Dguc4FXYZJi1YDMGJR8HqA6afO5q6WwBEBbt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