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把人生的福分划分为三类：外在的、灵魂的和身体的。现在我只保留他的三分法，但我认为三项基本内容决定人类命运的差别，它们是：

一、人的自我，即在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人格的东西。因此，它包括人的健康、能力、外貌、气质、道德品格、智力及其教养。

二、人的所有，亦即财产和其他意义上的占有物。

三、人的显现，这显然可以理解为：人在他人眼中所显现的样子，也就是人们对他的看法。由此他人对这个人的认识产生了，并且这种认识是通过荣誉、地位和名声来体现的。

在第一项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大自然所设定的，由此可推断：就造成人们的幸福抑或不幸而言，这些差别比起第二、三项的差别产生更根本、更彻底的影响，因为后两项内容的差别纯粹是出自个人自己做出的判断和决定。人自身拥有的优势，比如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心灵，与人的地位、出身、财富等诸优势（即使这个人是王公贵族）相比，就犹如拿现实中的国王与戏剧中的国王相提并论一样。伊壁鸠鲁的第一个门徒门采多鲁斯就曾在他的著作里，为他的一篇文章冠以这样的题目：“我们幸福的原因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而非自身之外”。

诚然，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对于他生存的全部方式而言，在他自身所拥有的或已失去的东西显然才是最重要的。在此就直接有了他的内在快乐或不快乐，它们主要是他的感受、意愿和思想结果；而所有外在之物对他的快乐或不快的影响则只是间接的。因此，同样外在的事物或者关系，以及同样的环境，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因为与一个人直接相关的仅仅是这个人自己的看法、感受以及意志活动。外在事物只有在引起他的看法和感受和意志活动时，才会影响到他。

每个人所生活的世界首先建立在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之上，世界的表象也因人而异。因此，一个人的世界是贫瘠、空乏和肤浅的，或是丰富、有趣和充满意义的，都视各人的头脑而定。例如，当一些人羡慕他人生活中所发生的趣事时，他们其实更应该羡慕那些人所具有的理解事物的天赋才对。在后一种人的描述中，他们经历过的事情都意义深远、回味无穷，而这一点正可归功于他们理解事物的天赋。因为同样的事件，在一个精神丰富的人看来是饶有趣味的，但在一个肤浅、庸俗的头脑里就只不过是平庸世界里面的乏味一幕而已。

在歌德和拜伦创作的、取材于真人真事的许多诗篇中，这些情形昭然若揭。愚蠢的读者会羡慕诗人能拥有那些丰富多彩的经历，而不是羡慕诗人所具有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足以化腐朽为神奇、变平凡成伟大。同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看到的一场悲剧，在一个乐天派的眼里则是一个趣味盎然的冲突，可在一个冷漠的人那里又被视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现实事物亦即每个已完成了的当下之物，都由这两半——主体和客体——所组成，它们彼此……如此必然、紧密的关联，乃至像水中的氧和氢一样。当客体这一半保持完整不变时，主体那一半的改变就不可避免地使现实事物完全不同，好像客观的因素本来就不一样似的。反之亦然。由此可知，最美、最好的客体和呆滞、低劣的主体互相结合只能呈现糟糕的现实。这种情形就像在恶劣的天气下观赏美丽风景，又像用低劣的照相机拍摄这些风景。

简而言之，每个人囿于自己的意识，正如囿于自己这身臭皮囊一样，并且只能在其中自力更生。因此，外界对他帮助不大。在舞台上，有人演王侯，有人演宰相，有人演奴仆、士兵或者将军，如此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区别只是外在的、无关痛痒的，这些表面现象的实质莫不相同：一个又苦又累的穷戏子。

在现实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各人拥有的不同地位和财富，赋予了各人不同的角色，但各人的内在幸福与素质，并不会因此而产生相应的差别；相反，这些人同样是整日奔波却仍欲壑难填的蠢物。忧虑和欲望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它们的形式，亦即其本质，却大同小异；痛苦和忧虑的程度会有所差别，但这些差别却并不取决于人们地位、财富的不同，换言之，并不由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决定。

因为对人而言，现在的和过去的一切事情，向来就直接是他的意识中现有的和曾经有的一切，所以，很明显，意识本身的特性才是首要的、关键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本身比呈现在意识中的具体事物更重要。一切美妙有趣的事物，经过一个蠢蛋笨拙意识的反映，都会变得枯燥乏味；与之相反，在一个简陋的牢房里，塞万提斯却创作了他的《堂吉诃德》。

当下现实的客体这一半掌握在命运的手里，因此是可以改变的；而主体这一半是我们自身，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尽管在人的一生中，世间的一切千变万化，但人的性格却始终如一；这好比一首曲子，虽然变奏接连不断，但主旋律却保持不变。没有任何人能够摆脱自己的个性。正如那些动物，不管人们把它们放在何种环境里，它们仍然无法摆脱大自然为它们所设定的、不可更改的狭小圈子。这解释了诸如这件事：我们在努力使自己所宠爱的动物快活的时候，必须把这种努力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这是由动物的本性和意识的局限所决定的。

人也是如此：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属于他的快乐，从一开始就已经由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能力尤其决定了他领悟高级快乐的能力。如果这个人的精神能力相当有限，那么，所有来自外在的努力，别人或者运气所为他做的一切，都不会使他超越对平庸无奇、像动物一样的快乐的迷恋。他只能享受感官的乐趣、舒适快活的家庭生活、低级的社交和庸俗的消遣。即使是教育，如果说它确实有什么用处，大体而言却也无法很好地拓宽我们的视野。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多彩并最为长久的乐趣，无疑是精神上的乐趣。尽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问题尽是做一些掩耳盗铃的蠢事，但这无济于事，能否领悟这些高贵的乐趣，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即取决于我们的个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只是考虑运气、自己拥有的财产，或者他人的看法。当然，我们的运气也许会有好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充实的内在财富的话，甚至就不会太强调运气。相反，一个蠢蛋始终是一个蠢蛋，一个呆笨的木头人至死都是呆笨的木头人，哪怕他身处天堂，被仙女簇拥着。因此，歌德说：

平民杂役至主人，

时刻谨记不能忘：

芸芸众生之大幸，

莫非自身之个性。

——《西东诗集》

对于我们的幸福和快乐而言，主体比客体重要得多，这在很多事情上可以得到证实。诚如我们所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白发老人对少年眼中的绝色佳人坐怀不乱，乃至天才和圣徒不因俗世而舍弃他们的属灵生活，等等。毋庸置疑，人的健康远远压倒了一切外在的财富，就连一个无病无痛的乞丐，也比一个重病缠身的君王更为幸运。一个完全健康、出色的体魄，能够使人的性情温和、开朗，他的认识既清晰而活跃、深刻而合理，他的意志不但节制，而且温柔，还有，他的良知发乎内心：所有这些福分都是财富、地位所不能取代的。

如此看来，在一个人那里，他本身就比他所拥有的全部身外之物更为重要。他的自身是在他孤独时须臾不离的东西，是别人无从给予、也无从夺走的东西，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别人对他的评议。一个精神丰富的人能够在孤独中，在他独特的思想和创见中，怡然自得；但对于一个冥顽不灵的人而言，哪怕永无休止的聚会、看戏、游玩、寻欢作乐，都无法摆脱那折煞人的无聊。一个宅心仁厚、温和可亲、节制有度的人，虽身陷绝境却享颜回之乐；但一个贪婪好色、嫉妒成性、卑劣无耻的人，即使富甲一方也难知足。如果一个人能够享有自己卓尔不凡、出类拔萃的精神人格所带来的乐趣，那么，对于他来说，芸芸众生所追求的大部分乐趣不足挂齿，甚至俨然成为一种烦恼和累赘。因此，贺拉斯在谈论自己时说：

镶花宝石、大理石、象牙、伊特鲁里亚雕像、

绘画、银器、紫色法袍 ，

很多人赖之以生，

也有很多人不为之所缚。

苏格拉底在看到有人摆卖奢侈品时，说：“我不需要的东西是如此之多！”

因此，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而言，那使我们成为自我的人格，绝对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人格持久不变，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会发挥作用。另外，它有别于我列出的第二、第三项的福分，如果要保存这两项的福分，那只能听天由命，但自我的人格却不会被夺走。

相对后两项福分而言，我们自身的价值可被称为绝对的。由此可知，通过外在的手段去影响、对付一个人，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困难。在此，只有无所不能的时间才可以行使它的权利：人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优势逐渐输给了时间，唯有人的道德品格坚不可摧。但是，从时间方面考虑的话，后两项的福分显然就有优势了。因为相对于第一项而言，时间并不会直接夺走这些福分。

后两项的福分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客体的东西，所以，其本质决定了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它们；至少人们都有获得这些福分的可能。反之，对属于主体的东西，我们确实无能为力，它们作为一种神圣的权利被赋予人们，并一成不变地为人终生所有。所以，这些格言也就一直有生命力：

日月星辰之嘉会兮，

汝承之以诞。

俄而向前之不休兮，

依律乃厚生。

自知己命之不离兮，

使知命乃先知。

时日永昌之难摧兮，

尽形乃恒张。

——歌德

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既定的个性。所以，生而为人，我们的愿望必须与我们的性格相符合，我们的成长必须与之相称，除此之外的事情一律避免。由此，我们必须选择最适合自身性格的职业和生活方式。

试想，一个人天生体格健壮、力大如牛，却为外在形势所迫，可能去从事某种需要长期伏案的职业，比如做一些精细、烦琐的手艺活，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和其他脑力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他发挥他并不具备的能力，而他那天生的出色体力却难以施展，如果这样，这个人终其一生都郁郁不得志。更不用说，一个人虽然具有卓越不凡的智力，却无法得以一展身手，而从事一种根本施展不了他的才智的低贱工作，或者这工作干脆就是他难以胜任的苦力活。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警惕，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能力，尤其在我们年少气盛的时候，那可是我们生活中的悬崖绝壁。

我所列出的第一项比起后两项具有如此显而易见的优势，可见，注重保持身体健康、培养自身才能，比一心赚钱更为明智。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一说法错误地理解为：我们应该忽略生活中的必需品和安宁。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亦即过多的盈余，对我们的幸福却鲜有帮助。很多富人感觉不快乐，因为他们不但缺乏真正的精神涵养，而且也没有真才实学，因此也就奢谈对任何东西的实在兴趣，而恰恰是这些兴趣，才可以使他们去进行力所能及的精神活动。

除了能满足人现实的、自然的需求以外，财富对我们真正的幸福没有多大影响；毋宁说，我们囤积这些财富，并且为了保存这偌大家产，不可避免地要劳心费神。诚然，与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相比，我们的自我对于幸福而言，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然而，常人对发家致富的打算，比之精神教养，前者的干劲是后者的千百倍。

因而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名利场上寝食难安，生如蝼蚁，日夜奔波，只盼自己现有的财富增值再增值。一旦涉足狭小铜板之外的世界，他们就一无所知：他们的精神如此空虚，乃至对其他一切事物无知无觉。他们难以企及精神的极乐：他们用很少的时间，花大把的钱，让自己享受短暂而感性的口腹之乐，徒劳地以之取代精神上的愉悦。临终时，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真的会挣到一大笔财产——他们此生的成果——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份财产留给自己的继承人，以钱生钱，或者任意挥霍。就连死到临头，这种人都板着一副严肃阴沉的脸，但骨子里其实庸俗不堪，与其他自吹自擂的人毫无差别。

所以，人的自我所具备的素质，对他的幸福来说才是最根本的。正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人的内在自我如此贫乏，以至于那些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多数人，终究还是觉得生活无味，而与那些还在为养家糊口而打拼的人一般无异。他们内在空虚、意识呆滞、精神贫乏，这迫使他们涉足风月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聚在一起，打猎、消遣、闲谈。他们以声色犬马的享受开始，以追风赶月的空虚结束。不少纨绔子弟刚刚开始享受人生，就穷奢极欲，其青春灰飞烟灭之际，正是其祖传遗产付之东流之时。这种做派，究其根源，无他，正是无聊，它源自刚才论及的精神的贫乏与空虚。

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富家子弟步入这个花花世界，会努力用外在的财富，徒劳地去弥补内在的贫乏，他想借此从外部得到一切，这就好比白发老人试图以黑发少女的汗水去强健自己的体魄。因此，一个人精神上的贫瘠，最终亦将导致其在财富的贫乏。

至于另外两项人生福分的重要性，则毋庸赘言。时至今日，资财的价值众所周知，用不着为其吹嘘。但与第二项的福分相比，第三项的福分具有一种微不足道的特点，因为它全由他人的意见而来。虽然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到荣誉，亦即良好的名声，但社会的上流地位则只有宦官才能窥视，威望显赫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在所有这些当中，荣誉是不容侵犯的；显赫的地位则是人人艳羡的无价之宝、万中无一的金羊毛；相反，只有傻瓜才会把社会地位看得比财产更重要。

此外，第二项与第三项有一种人尽皆知的相互关系。彼德尼斯说得很对：“如果你拥有某种东西，那么别人将视你与此东西等价。”反过来看，他人以任何形式对我们所做出的有力评价，都将有助于我们获取财富。 qWi1nH+aREt4oAPFtW5XYfddtH32daqYsfbTcsszH/bnTXebyxhOH2MQA4Sofm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