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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伤于寒，则必病热，故《内经》之热病，即仲景所论之伤寒也。然则所伤为寒，何以必病热耶？或曰：“先本伤于寒，寒极则化热，故病热也。”是有所本。《素问》有“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之语。如张隐庵注云：“阴寒阳热，乃阴阳之正气，寒极生热，阴变为阳也。热极生寒，阳变为阴也。”马元台注云：“故阳化万物之气，而吾人之气由阳化之，阴成万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阴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极则生而为热，如今伤寒而反为热证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热，热极则为寒，如今内热已极，而反生寒栗者，此一端也。”夫热化寒，寒化热之论，几乎互塞于古今，伤寒病热之理，乃一晦而不明，恸矣哉，亿万人之生命也！
若诚如此说，仲景之书何无一字及之乎？唯刘河间谓：寒极化热者，如水之成冰，乃物极而有胜己之化，由水寒已极，而有坚化，坚者土也，土可制水，乃亢则害，承乃制之义。热极化寒者，乃火热极而从水化，如人感冒风寒，则内热难出，热甚则涕泪出也。又如以火炼金，而成流液，亦火极而从水化也。非是水能真变为土，而金能真变为水也。冰遇热则仍复为水，而金之流液遇冷则仍复为坚金。 但因其义未抄其文。此解差近之矣。
张马之注，皆形而上学，岂司人命者所宜有耶？夫北极，寒之极矣，为时亦不知几亿万年矣，请问何时化热乎？世间万事万物中能举出一例与其说相通乎？简言之，火之热极矣，岂能转化为冰寒乎？冰之寒极矣，岂能转化为火乎？虽雄辩者，不能保其宗矣。而马注尤为谬甚，岂吾人之身皆寒乎？至于内热已极，而反生寒栗者，河间谓是：“热极而有寒化，亦根于亢则害，承乃制之义。”实则人身热甚，则与身外之凉空气不洽，如烧热之灯罩，洒以热水则无恙，沾之冷水则爆裂也。又如人身之患疔肿，热不甚则敷之以冷物即和，若热太甚者，以热敷之则和，以冷敷之则痛如刀刺是也。 热敷者是以寒性之药加热敷之，非用热性之药也。 如河间谓：从治者，是治热病以寒凉之药服之，因热与热不相忤，迨入腹后，则热去而寒性发作，用热性药为引者非也。 但引其义，未抄原文。 正如伪装敌人，混入敌阵，而后歼敌者，同一法也。若所使者真是敌人，则适所以资敌耳，歼敌云乎哉。或又曰：河间之言，未必全合经旨。余曰：如君言则《内经》之语，或有误也，以寒之本身不能变热，而热之本身，亦不能变寒故也。古人之言，又岂能但有是而无非耶？若病本热而变寒，病本寒而变热者，皆药之误也。 河间语。 如其人病寒三分，而以十分之热药投之，则三分之寒去，而尚余七分之热为病矣。若本有三分之热病，而以十分之寒药投之，则三分之热去，而尚多七分之寒为病矣。试以物为比，水原是冷，若以火煎之，适中则为温， 洽中其病则愈。 再煎之，甚则沸焉。 不病寒反病热矣。 若不加以火，水之本身岂能自温，乃至沸耶？理不难明，特人皆不知思耳。或问湿热病岂非水寒化热乎？答曰：正如上例，乃人身之郁热，蒸灼其所病之水而使之热也。
夫寒者，乃六气之一也，亦为四时邪气之统称，古人所以皆将四时之邪，统名之曰伤寒也。唯冬令尤为酷烈焉耳。然既伤于寒矣，何以必病热耶？夫寒者，外邪也；热者，人身之正气也。生生不息，即所谓活力也。外邪来侵，必起而抗之，即所谓抵抗力也。如来侵之敌强，则抗敌之师必雄，故恶寒甚，发热亦甚也。邪犯皮毛，如敌人之初犯边境，正师迎击，必开赴边疆，即所谓热在表也。寒在里者，可知热亦被迫而更在里也。热被迫在里，不能外达，故不云发热也，乃至有厥逆之证。如敌盛正弱，则表现为寒多热少，病即难愈。若正盛敌弱则表现为热高于寒，则病易愈。故《针经》曰：“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
仲景曰：“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当复厥，不厥者愈”。或曰：“有寒去而热不退者何也？”曰：“《素问》有言‘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冯楚瞻曰：“诸证不论虚实，未有不发热者，然此热非从外来，即我所仗生生之少火，有所激而成壮火，为壮热也。壮火即由少火之变，少火非火，乃丹田生生真元之阳气，一呼一吸，赖以有生。《经》曰‘一息不运，则机缄穷’。故此火也，气也，为生身之至宝，是真阳之宗也，元气之本也，化生之源也，生长之基也，命门坎宫是其宅也，蒸腐水谷，化生津液，得其平则安其位，万物泰然；失其平则离其位，而为壮火，反为元气之贼，浮游乎三焦，蒸灼乎藏府，炮炽乎肌肉，而为病矣。”
周慎斋曰：“火在丹田之下者，是为少火，少火则生气，离丹田而上者，是为壮火，壮火则食气，生气之火，是为真火。”盖狙敌者莫如兵，而兵乃凶器也，当向敌之时，实有捍卫国家，保障人民之用；倘一有变，则难戢而反为患矣。理岂有二致耶？但冯周二氏之说，未免尚有所偏焉。盖《经》言壮火，是已成之邪火，非遍指离开丹田之火。若丹田之火丝毫不出，何以起生生之用，或作抗敌之力耶？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岂抗敌之师，出而皆必为变者乎？而医者之责亦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