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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从工会俱乐部出来，没有回宿舍，而是骑车径直出了学校的后门，沿着苏州河西岸前往市区。他要去看望女儿。珊珊只有五岁，但脸色已相当忧郁。她懂得了不少成人之间的事，会唱不少儿歌。丢呀丢呀丟手绢。蒲公英打开了她的小花伞。她已经能学着用歪歪扭扭的字给曾山写信：我们不要你的臭钱。少来这一套。
曾山不太喜欢她，对她的记忆也十分稀薄。她的出生很难说不是一个错误。她愿意待在黑暗之中，待在一只箱子里。那是一只破旧的藤皮箱，是曾山留在前妻家中的唯一遗迹。后来，它也成了错误的见证，曾山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珊珊却常常躺在里面睡觉，手里捏着一条洗得发蓝的手绢。这只箱子，是她梦想中的居所，将她与外界的生活隔开。珊珊的这一习惯使曾山不安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那些他试图逃离的事物。逃离。一切都指向它，一切都是它的影子。三十年后，这个词语更换了一个面目在他心中扎根，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那就是“奔向”。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结果，但它们从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回事。
由此，他还想起了另外一组概念：自我折磨与自我劝说。它勾勒出了生活的全部经纬。在很多这样的时刻，曾山躺在床上，酝酿着一次新的睡眠。他四肢松展，双眉微闭。他对自己说，现在，除了窗外柔和的树声和远处若隐若现的喧响，一切都是宁静的。我要睡了。我感到自在。很快，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身体在清凉的水中慢慢下沉。他感到所有的静谧、纯净与永恒，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种声音在耳边悄悄地提醒他：你真的要睡着了吗？你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这个声音固执，有力，容不得他去做主，由此他睡意顿消。这类令人沮丧的事件，作为一种象征，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他所要建造的，是冰块垒成的城市，它经不起阳光的曝晒。
曾山为此曾去请教过一位心理系的博士。她在学校书店的边上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她是一位基督徒兼女权主义者。她在听完了曾山的自述之后，立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毫无疑问，你是在与上帝作战。每个人都指望他所找到的幸福耐久，坚固，结实，经得起摔打，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世上也就不会存在‘幸运’这个词儿了。你替自己想得太多了。还是将这些问题交给上帝去思考吧。上帝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我们不必思考，而不是相反……”曾山不太欣赏她的观点，但在那一刻，他的内心还是被她虔诚、坚定的目光照亮了。曾山对她解释说，作为一名哲学教师，他所关心的并非是那些信仰上帝的理由，而是不信的理由。因此，他本人更喜欢那些具有明显异端思想的人，尼采，叔本华，拉罗什福科。他们令人更感到亲近。“像我这样的人，预先就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力。”曾山笑着对她说。“是自我剥夺吗？”她问道。
“也许是这样，”曾山答道，“笛卡尔说得对，除了征服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无其他的使命。”
现在，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正骑车赶往他前妻的住所。他从那儿逃了出来，此刻又一次奔向它。夕阳染红了污秽的河面，使那些泡沫塑料、废报纸、机油与黑色的漂浮物闪现出金子般的光泽。一些鸽子栖息在河边的房顶上，栖息在河堤的水泥护栏上，在装满煤渣的驳船上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