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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逍遥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向秀、郭象《逍遥义》云：“夫大鹏之上九万，尺
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认为鹏与小鸟在能力方面虽有差异，但他们都是率性而动，都满足了自己性分的要求，顺其自然而行，便都是一样逍遥的。
东晋支遁曾在余杭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游》，不同意郭象“适性以为逍遥”的说法，认为按照郭象的观点，一切坏人只要满足他们的凶残本性，也都得到逍遥了：“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高僧传·支遁传》引）“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支氏《逍遥论》云：“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
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遥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支遁认为，鹏因躯体庞大，非海运不能举其翼，非扶摇不能托其身，非到九万里高不能往南飞，非到南冥不能休息，所以它是很不舒适的，哪里有什么逍遥可言呢？
自己不能远飞而嘲笑大鹏飞得那么远，这是有骄傲自满的情绪，是为内心所累，因此也同样不能得到逍遥。支遁还指出，所谓足性、适性逍遥，只不过是追求一种低级的形躯上的欲望满足，而这种欲望实际上又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因为当其所足之时，似乎已经得到天真快乐，但哪里知道这好比饥者一饱、渴者一盈之时，并不能忘掉糗粮和美酒呢！所以所谓的足性、适性逍遥，远不是一种逍遥至足的境界。那么，何谓逍遥至足的境界？支遁说：“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这就是庄子在《逍遥游》篇中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逍遥游。在支遁看来，要达到这种逍遥境界，首先必须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脱，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不为一切外物所负累，从而呈现为“至人”一般的冲虚明净的心理状态。他的这一逍遥论，是对向秀、郭象思想中“得其所待，然后逍遥”一层意思的坚决否定和批判，而把他们思想中关于“无待”而逍遥的一层意思加以肯定和提升，使之成为呈现“至人”之心的超拔境界，从而接近了庄子的逍遥本义。
唐代人对庄子逍遥义没有新的发明。宋代人则在继王弼以《庄子》研治儒家经典《周易》卦象之后，并受理学影响，开拓了以《周易》阐释《庄子》，运用易学象数派理论来阐释庄子逍遥义的道路。据《道藏》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所收录的宋代学者阐释《逍遥游》篇的文字资料可知，其中除林希逸一人外，其余的都是以易学象数派理论来阐释庄子逍遥义的。他们认为，《周易》的本体论是“太极”和“阴阳”，阴阳交感产生万物，六、九之数代表阴、阳二爻，阳数前进止于九，阴数后退止于六，整个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就是由阳极到阴、阴极到阳这一进退变化引起的。如在王安石之子王雱看来，“道”是无方无物的绝对虚无，只有至人能够与之冥合，所以他无我、无心而不物于物，从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而鲲、鹏潜则必有赖于北冥，飞则必迁徙于南冥，高升必凭九万里之上，休息必待六个月之后；蜩、鸴之飞，远则不过榆枋，时或不至，落于地而已，此皆为造化所制，阴阳所拘，非所以为逍遥也。这种阐释不但有力地纠正了郭象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错误理解，而且还标志着在继东晋支遁以佛教即色空义哲学阐释《逍遥游》篇后，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阐释又有了新的进展。
当然，宋代学者以易学象数派理论阐释庄子逍遥义也不免会有些牵强附会，所以宋末林希逸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认为“无所待”的境界才是庄子逍遥游思想，从而有力地纠正了宋代绝大多数治庄者在阐释《逍遥游》篇主题思想上存在着的偏颇。但林希逸在纠正别人偏颇的同时，他自己的阐释却又不免表现出了儒释化倾向。
罗勉道是继林希逸之后的又一位治庄者，他在阐释《逍遥游》篇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执一“化”字以寻绎庄子逍遥游的本旨。如他在《南华真经循本》开篇释“鲲化而为鸟”之“化”字时指出：“篇首言鲲化而为鹏，则能高飞远徙。引喻下文，人化而为圣、为神、为至，则能逍遥游。初出一‘化’字，乍读未觉其有意，细看始知此字不闲。”对于庄子全书首次出现的“化”字，前人都未从中看出什么特殊意义，而罗勉道却知“此字不闲”，说明他一开始就与庄子“万物皆化”的思想发生了共鸣，因而就紧紧抓住“化”字来具体阐释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为后人诠释庄子逍遥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
明清人对庄子的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宋代人儒、释、道结合的观点。在逍遥义的阐释上，以清初人林云铭为代表，提出了以“大”为逍遥游的观点。如他在《庄子因·逍遥游》开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下说：“总点出‘大’，‘大’字是一篇之纲。”其实，执“大”以为逍遥、盛赞大鹏形象的观点由来已久。如李白在《大鹏赋》中所塑造的大鹏，以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和发展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形象，这在大鹏形象的发展史上可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又在《上李邕》诗中再次运用这一形象以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使到了临终之际，犹作《临路歌》云：“大鹏飞兮震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可见，这里又把庄子所描绘的大鹏阐释成了一个气势磅礴而又苍凉悲壮的大鹏形象。
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创作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词，其中写道：“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毛泽东同志把伟大的祖国比作大鹏，把祖国的前程比作大鹏之展翅南飞，意境宏伟，气象开阔，使大鹏的形象焕然一新，放射出时代的光芒。他笔下的大鹏形象虽然与庄子的本旨不同，但他反其意而用之，执“大”字刻划出的鲲鹏形象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深喜爱。
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谈到大鹏之美时说：“《庄子》全书中，充满着对无限之美的赞颂。那被庄子极为生动地描绘出来的其背‘不知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之美……是庄子所赞颂的‘大美’。”即认为庄子借“大鹏”的形象表达了他的“大美”思想。但应当指出，他们所编的《中国美学史》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却把庄子笔下的大鹏理解为“大美”，似乎是与庄子的本意不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