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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篇集中地阐述了庄周对事物相对性的看法，是《庄子》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哲学论文，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于此篇题目和全文宗旨，前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刘勰说“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文心雕龙·论说》），认为此篇应理解为“齐物之论”。而释德清则说“物论者，乃古今人物众口之辩论也”（《庄子内篇注》），认为庄子意在齐同人们对天下事物所作出的不同评论。
宋元理学家从“分殊”的理论观点出发批评了庄子的“齐物”思想。如北宋程颢、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指出，如果站在“万物皆是一理”的立场上来看，则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无不是“理一”的体现，哪里还等着你庄周去齐同呢？如果站在“分殊”的立场上来看，则天地阴阳所变化出的事物皆各自有一个理，“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既不齐，便生出万变，故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此，你庄周写出《齐物论》，“强要齐物，然而物终不齐也。”很显然，二程这里是通过论述“理一”与“分殊”即本原与万物、本体与现象之关系来批评庄子的齐物思想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其理论思维的独特性。当然，庄子在《齐物论》篇中是从“道通为一”的基本观点出发来阐述其齐物思想的，认为只要以“道”观之，则“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哪里还有万物不可齐同的道理呢！而理学家在这里则主要是从“物形”着眼来认识、批评庄子齐物思想的，把庄子齐同万物的哲学思想与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各种“物形”的基本认识混为一谈，这就不免使他们的批评发生了一些偏差。然而，理学家却偏要从“物形”着眼来深入批判庄子的齐物思想。如元代刘因在《庄周梦蝶图序》中进一步指出，万物“赋形”各异，不能随意加损，更无法齐而同之，怎能像庄子那样不承认客观事物的差别，“一举而纳事物于幻，而谓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谓道者存焉”呢！他分析其原因说：“周之学，纵横之变也。盖失志于当时，而欲求全于乱世。然其才高意广，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见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远也，圣贤之功业如是之广且盛也，而己以眇焉之身，横于纷纷万物间无几时也，复以是非可否绳于外，得丧寿夭困于内，而不知义命以处之，思以诧夫家人时俗，而为朝夕苟安之计而不可得，姑浑沦空洞，举事物而纳之幻，或庶几焉得以猖狂恣肆于其间，以妄自表于天地万物之外也。以是观之，虽所谓幻者，亦未必真见其为幻也。”在刘因看来，庄子之所以要“浑沦空洞，举事物而纳之幻”，其目的只是为了发泄因失志当时、功业不成而产生的情绪而已，其实他也未必真正认识到所谓万物是可以齐同的。而后世诸如卤莽厌烦者、得罪于名教者、遭遇困折者，每每借庄子齐物之说以自遣，这就更为荒唐了。按照刘因的看法，所谓齐物，实际上应该是“随时变易，遇物赋形”，承认事物的差异，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真实性。由此可见，在刘因的这些批评意见中，实际上已包含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当然，历史上大多数文学艺术家则从《齐物论》篇中得到了有益的启迪。如庄子在此篇开头即提出了一个命题“吾丧我”。“吾丧我”，表现在外是“形同槁木”，表现在内是“心如死灰”。“丧我”并不要丧失自我，而是要去掉纷繁芜杂的“诸我”，复归生命本源的虚静灵台，这就要求一切文学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还自己一个澄明净澈的本我，从而达到最完美的创作境界。庄子接着由“吾丧我”引发开去，导出“三籁”，其中所谓的“天籁”也就是要求人们应该消除种种“是非”、“成心”，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这同样给了文学艺术家以有益的艺术启迪。庄子最后以“庄周梦蝶”寓言故事收结，在万物一齐的观念下，让自己于梦醒后化作优游自在的蝴蝶，这更把文学艺术家带进了一片“浑沦元气”的审美境界，使他们的创作灵感由此勃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