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4.法家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法家，是中国古代以法治为思想核心、以富国强兵为实践目标的重要学派。法家思想成熟于战国，以魏国的商鞅、韩国的申不害和赵国的慎到为代表人物，分别侧重“法”“术”和“势”三个方面：商鞅主张以法律和典章制度作为治国的根本；申不害强调政治权术的重要性；慎到则认为君主的权势是政治运作中最关键的因素。战国末年，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整合，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治体系，为秦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西汉以后，法家的统治地位虽然被儒家取代，但实际上形成了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帝王统治术。
商鞅（约前390—前338），公孙氏，卫国国君后裔，故又名卫鞅、公孙鞅。后封于商地，号商君，后人称之为商鞅。商鞅在公元前361年来到秦国，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他改革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和度量衡，并制定严苛的法律，还率领秦军收复河西。秦孝公死后，商鞅受迫害而死，尸身遭车裂示众。但新法并未废止，使秦国日益强大，为后来的大一统事业奠定了基础。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年韩国贵族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和李斯一同受业于荀子。他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修明法治，富国强兵，但未被采纳。后来出使秦国，遭李斯谗害，被迫服毒自杀。所作《韩非子》一书，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主张“法”“术”“势”并用，强化中央集权。秦王嬴政看到韩非所写的《孤愤》和《五蠹》后感慨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文笔犀利，议论透彻。
韩非对于严刑峻法的主张根植于其对人性的理解，即认为人根本上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心度》一文集中展现了法家如何利用人心好恶，有针对性地建立法制，以期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商鞅变法》则记录了商鞅出走秦国，说服秦孝公实施变法的全过程，情节曲折，饶有趣味。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
，不从其欲
，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
，非所以恶民
，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
，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
。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
；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
；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
；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
。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
。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
，专举公而私不从
，赏告而奸不生
，明法而治不烦
：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
；主之所以尊者，权也
。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
，其所以立异也
。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
。故法者，王之本也
；刑者，爱之自也
。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
。佚则荒
，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
。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
；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
。故治民无常
，唯治为法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故民朴而禁之以名
，则治；世知，维之以刑
，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
。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
，能起力于敌者强
，强不塞者王
。故王道在所闻，在所塞
，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
；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
，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
。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
。贵爵则上重
，故赏功任爵而邪无所关
。好力者
，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则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
，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自恃者
，王可致也
。
商君者
，卫之诸庶孽公子也
，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
，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
。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
，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
。王且去
，座屏人言曰
：“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
：“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
。”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
，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
。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
，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
，然而未中旨
。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
，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语数日不厌
。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
，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
，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
，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
，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
。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
，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
，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
，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业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
，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
，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
，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
。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
。”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韩非子·五蠹》中说：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你是否同意韩非子的这段话？说说你的理由。
用你自己的话简要概括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在各个方面的主张，制成一张表格，比较其异同：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围，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