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佛寺建筑与室内设计

6世纪中叶，日本进入飞鸟时代，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佛教文化也开始对日本产生影响。朝鲜百济工匠依照中国建筑式样，以四天王寺、法兴寺为首，陆续建造了法隆寺、法起寺、法轮寺、额安寺等大小佛寺，日本古代建筑式样自此开始确立。佛教建筑不仅每个建筑单体都庄严雄伟，而且多变的建筑总体布局及其出神入化的构成之美都是佛教艺术最为独特的风景。

飞鸟时代的各佛教寺庙由佛殿院、食堂、大众院、浴室院、政所院、仓垣院、花苑院，以及贱院八大部分组成。其中佛殿院是最为重要的院落之一，院内有藏舍利的塔、安置佛像的金堂、供讲经用的讲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的回廊，中门设在回廊正面，其他处有钟楼、经楼、僧房，被统称为“七堂伽蓝”——这是佛寺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些院落的四周环绕着带墙帽的围墙，于四方设门。各方的主要出入口被称作“大门”并冠以方位，如“南大门”“东大门”等，这是神社建筑与佛寺建筑不同点之一。神社以鸟居标志神社境界的门，而佛寺在境界立大门，南大门和中门被视为佛门，其他大门称为“僧门”。

在推古四年（596年），由苏我马子于奈良县高市郡建成飞鸟寺（又名法兴寺），飞鸟寺以佛塔为中心，北侧是主金堂，东、西两侧是东、西金堂，置于双重的石基坛上。佛塔前的中门连接回廊，开设作为寺院主要入口的南大门，还设有西门。飞鸟寺开创了一种既成模式，金堂和塔已成为佛寺建筑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受到同样的重视。

继飞鸟寺之后，圣德太子亲自督导建造了法隆寺。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据传始建于607年。宽阔的寺院里，珍藏着自飞鸟时代以来的各种文物珍宝，是日本工艺美术品宝库。

法隆寺分西院伽蓝和东院伽蓝。进入西院伽蓝，右侧为金堂，左侧是五重塔，外围“凸”字形回廊，回廊正南面开中门，中门左右延伸出的回廊与北侧大讲堂左右相接。回廊途中“凸”字形的肩部东有钟楼、西有经藏，西院伽蓝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中门为重檐歇山顶（日语称作入母屋造），是两层楼的建筑，门内左右安置金刚力士立塑像，塑像作为日本最早（8世纪初）的仁王像十分珍贵。但是由于安置场所的原因，塑像受风雨侵蚀，损毁严重，吽形塑像身体部分已经用木造的后补替代。

金堂和五重塔，都是宽屋檐，配置相对而言互相平衡且处在同一轴线上。其中金堂为重檐歇山顶佛堂，金堂的斗拱称为云斗、云肘木，是多用曲线的独特款式。此外，二层的“卍”字形高栏（扶手）将其支撑起来的“人”字形束也很独特。这些特色是仅能在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门，以及法起寺三重塔、法轮寺三重塔等处才能见到的样式，是日本7世纪建筑的特色。支撑第二重屋檐的方形雕刻有龙的柱子是为了强化建筑构造，在镰仓时代修理时所附加的。

法隆寺中的五重塔类似楼阁式塔，但塔内没有楼板，平面呈方形，塔高31.5米，塔刹约占1/3高，上有九个相轮，是日本最古老的塔，属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塔的特点是底层到顶层房檐的递减率高，第五重顶层房檐只有底层房檐的一半左右。第一层内部东、西、南、北四面各自安置着称作“塔本四面具”的塑造群像。东面是“维摩经”中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问答的场面，西面是分舍利（印度诸国王分配释迦遗骨）的场面，南面是弥勒之净土，北面是释迦涅槃（北面因释迦圆寂而悲伤的佛家弟子像尤为出名）。

东院伽蓝是在圣德太子居住过的斑鸠宫遗迹上建立的，以八角圆堂梦殿为中心，四周环绕回廊，回廊南面为礼堂，北面为绘殿及舍利殿，绘殿及舍利殿北接传法堂。梦殿堂内安置了圣德太子等身像的救世观音像。另外，东院伽蓝还有镰仓时代建造的南门、四角门、钟楼等建筑。

奈良时代，元明天皇从藤原京迁都平城京，在大举营造平城京之时，日本建筑界也活跃起来。在药师寺建成前后，陆续建造了兴福寺、大安寺、东大寺等规模庞大的大伽蓝。这些寺院中皆设二塔并皆置于金堂、回廊之外，像塔那样具有独立性的建筑物在布局中心部位的脱离，促成了用回廊连接金堂等建筑的做法，从中国六朝式改为以塔为中心，向外拓展的“伽蓝配置法”。

兴福寺是一座位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的寺院，为南都六宗之一的法相宗的大本山，也是南都七大寺之一。兴福寺进中门就是回廊，五重塔建造在回廊的东面，五重塔始建于730年，塔高50.8米，该塔曾经几度遭受战火的摧残，现在的塔于1426年重新建造，左右相对建有东金堂和西金堂，是双堂式，形成横长方形的金堂院，这种建筑配置，是奈良时代独特的存在。

大安寺的金堂位于寺院前方，东西侧立两座大佛塔，还有大众院、仓垣院（正仓）、宝库等附属建筑群。它的特点在于特别突出塔的重要性，划分一大块作为塔院。

佛寺建筑与年俱增，东大寺的建造把这种趋势推向了高潮，此时日本佛教建筑的发展也达到了巅峰。东大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物，它发展了药师寺式，将南大门、中门、金堂、讲堂配置在一条直线上，前设高两层、面阔五间的中门楼，四周绕以154开间的回廊并将讲堂、三面僧房、食堂、钟楼、经藏等栉比连檐，在中门和南大门之间，两座高逾百米的七重木塔分列左右，高耸入云。东大寺大佛殿，正面宽57米，深50米，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之一。大佛殿内放置着高15米以上的大佛像——卢舍那佛。建造东大寺的目的在于供奉三宝以求国泰民安，这也是弘扬佛法政治的具体体现，因此大佛殿在彩画装饰上极尽精美之能事。

奈良时代除了官营寺院建筑，还开始兴建私营寺院建筑。奈良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私营寺院建筑就是唐招提寺。唐招提寺是日本著名佛教寺院，位于奈良西京，这座具有中国盛唐时期建筑风格的古寺已被定为日本国宝。唐招提寺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主持修建，鉴真大师六次东渡，终于在753年到达日本，初居东大寺，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迁居唐招提寺，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76岁。唐招提寺有金堂、讲堂、经藏、宝藏以及礼堂、鼓楼等建筑物。其中金堂最大，以建筑精美著称，中央五间，开二板门，两端两间开花棂窗。据说天平年间的屋顶是较轻盈的四面波型，现存的瓦葺屋顶高大，还有较长的流线型的飞檐，在多层架构下向外挑出并饰有对称古老的鸱尾，有一定的重量感。金堂内部的月梁、斗拱、平闇均施以华丽的色彩。 金堂后面，面宽9间、单檐歇山顶的讲堂，也是日本的国宝。它原是建于8世纪初的平城宫中的朝堂，在建寺时由皇家施舍，后迁入寺内，为平城宫留下的唯一建筑物。从唐招提寺可以看出直到奈良时代末期，唐代的建筑形式依然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

奈良时代的佛教建筑受到盛唐寺院建筑风格的影响，呈现出左右对称，整齐划一的建筑美学。奈良时代只不过短短百年，作为当时的佛教建筑遗存，尚有唐招提寺讲堂，法隆寺梦殿、传法堂，东大寺华堂等二十座杰作留存至今，堪称日本建筑与室内装饰的黄金时代。

进入8世纪末期的平安时代，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兴起了密教二宗——天台宗与真言宗。佛寺建筑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将奈良时代的大规模华丽的“平地伽蓝”改为小规模简素的“山地伽蓝”，流行将寺院建造于闲寂的山林中；第二，多宝塔的出现；第三，寺院内加设礼堂，由于寺院建造于山中，不再像奈良时代的寺院那样规整、严谨地布置堂、塔，必须因地制宜，所以这些寺院表现出来的不再是奈良时代那种规整、严谨的美，而是创造了群山环抱、丛林掩映式的清幽之美。

始建于宝龟九年（778年）的奈良室生寺的金堂、本堂、五重塔，率先继承古代神社建筑的传统，使用木造结构，扁柏树皮葺屋顶，直线造型，追求简明、轻快、素雅之美，成为密教在山中建寺的先驱。室生寺五重塔为日本奈良室生寺的代表性建筑之一，高16米，塔身为木结构，与其他寺院的五重塔相比，体量小且比例也较为特殊，斗拱等细节自下而上采用同一尺寸，与塔身的平面尺寸相比，挑檐相当大。金堂则建在阶梯状地形上，用木柱架高地板的方法巧妙地克服了地面高差，上部建筑4开间，四面有无柱的围廊，庑殿顶，室内结构为来自中国的梁柱结构与日本传统屋架的结合，明确显示出外来建筑文化与日本传统融合的趋向。

日本传教大师最澄于延历七年（788年）创建比睿山寺（后称延历寺），其主要建筑是根本中堂和回廊。空海和尚于弘仁七年（816年）建金刚峰寺的不动堂、佛塔等，该佛塔也一改此前的三重塔、五重塔为大塔，称为“多宝塔式”。该大塔高达46米，是日本最大的多宝塔，开创了密教寺院特有的新形式。日本的寺院建筑艺术也开始逐步走向和风化。

氏寺又称菩提寺、香华院。奈良时代，日本诸大寺院皆为官寺。后来，豪贵氏族为祈求现世利益与未来菩提，所建立之道场，即谓氏寺。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建立氏寺的风气渐趋兴盛。此类寺院与氏族关系密切，除了由氏族本身负责管理经营之外，寺院的管理人亦由氏族出身的僧侣担任，寺院的兴衰亦随氏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

法成寺是藤原氏族倾其财富建造的佛庙，法成寺以金堂为中心，左有五大堂、右有阿弥陀堂、讲堂、药师堂、三昧堂、塔、圆堂、总社、经藏、钟楼、戒楼等，形成“华堂高及云天，如见净土之盛况。”贵族们于现世今生建造华丽的堂、塔，用五彩的绘画和螺装饰本堂，在本堂中供奉金光灿烂的阿弥陀如来佛像，还要将本堂与四周栉比连檐的堂宇一同倒映池中。“末法思想”的盛行更加推动了对寺、塔的建造。在法成寺之后先后兴建了平等院、法胜寺、尊胜寺、最胜寺、圆胜寺、成胜寺、延胜寺等。这些寺院中，皆因净土信仰而设置了阿弥陀堂。

在法隆寺中作为讲堂使用的传法堂铺设了木地板，东大寺华堂会也是木板铺地，寺院殿堂中铺设木地板可以认为是寺院建筑做法中初现的日本本土化倾向，进入平安时代，这种倾向开始盛行，而完全实现“和风化”的时期则是流行净土教的平安时代后期。“和风化”完成后，佛寺与神社的建筑形式就十分相似了。藤原道长父子积极推动佛寺的造寺工作，其子主持兴建的宇治平等院中的凤凰堂，就是阿弥陀堂的杰作。它以池塘为中心，配置金堂、五大堂、药师堂等，尤其是主建筑凤凰堂筑有翼廊，显示出其雄伟的气势，是一种特异存在的形式。除了凤凰堂，法住寺、法兴寺、积善寺、净妙寺等都是在他们的促进下建造的。

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建筑开始引入中国宋代禅宗以及禅宗建筑的模式，这是继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第二次引入中国的建筑模式，成为日本佛寺建筑以及室内设计史上的重要时期。日本从中国禅宗最盛的江浙一带引入五山十剎的禅寺建筑，建立了日本第一个中国式禅寺——镰仓建长寺。建长寺规模不大，三门、佛殿、法堂等主要建筑置于一中轴线上，唐门、方丈、库院、钟楼等则左右对称，由回廊连接，是比较整齐的“伽蓝配置”，整体建筑更重视优美和纤细的特色。

进入安土桃山时代，建筑追求宏伟、华丽、辉煌的造型美，这对佛教建筑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出现了唐门的豪华特色，强化装饰性要素，室内外均运用了许多雕刻。如京都的西本愿寺唐门、滋贺的宝严寺唐门等。

江户前期由中国传入禅宗最后一派——黄檗宗，当时赴日的明代僧人隐元带去了中国南方的异样建筑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京都万福寺的大雄宝殿，从外观上看，是仿明代佛寺的形式。

日本古来都是由贵族阶层或武士阶层兴建寺院，江户时代打破了寺院建筑的这一传统，出现了由庶民阶层主持兴建的长野善光寺，庶民可以自由进入参拜、祈愿，成为大众的宗教场所。长野善光寺经历多次火灾并重建，规模并不宏伟，但其平面和立面都颇具特色，平面纵长，正面七间，侧面十六间，山墙上开门，栋梁是丁字形，屋顶上层四角伸出，构成宏大的正面，是江户时代中期有代表性的庶民佛教建筑物。重建于宝永四年（1707年）的长野善光寺本堂是日本规模排第三的木结构建筑物，用丝柏树皮葺顶的屋顶呈双重结构。此后，寺院建筑的发展开始陷入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