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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他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参与者一样，因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先例可学，很多的实践、观点和方法都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形成的。所以，“绿十字”也难免存在不少的制约因素和发展中的问题。
“绿十字”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因法制环境、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环境以及理论化的方法和危机处理能力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乡村建设模式遭遇到诸多的社会挑战和制约。
1.法制环境的缺失，使“绿十字”乡村建设的合法性受到社会挑战
虽然“绿十字”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和实效性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和接纳，但由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引发的与之相关的法制环境的缺失，与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所属的相关部门相比，其合法性的地位仍十分模糊或受到质疑，在一些所谓“正统”组织或人们的眼中，“绿十字”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仍然难以被真正地接纳，甚至对其能力也是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以及在社会活动中占有与“绿十字”能力相匹配的社会空间和发展规模。也正因为遭遇人们潜意识的隔离，导致了社会对“绿十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疑虑和认知落差，使其影响和作用受到人为的限制而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2.理论化的实践方法和规范化的管控能力的缺失，使“绿十字”乡村建设实践的有效性受到社会质疑
“绿十字”的最大特点是其组织的灵活性、创造性和对社会现状与需求的迅速反应，从而彰显出他们与其他部门相比在参与社会改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的能力和有效率的作为。“绿十字”成立时间不长、规模较小，且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尚不健全，虽然摸索出了一些实践的经验和方法，但多是零碎的、杂散的，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孙君对此的认识是：这种系统性的总结相当重要，从中能清醒认识并找到一种规律性，这种规律中有预示、有告诫，还有沿着正确途径能取得的收获。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以独立的村庄为实践单位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处理上有一定经验和能力，但在更大范围的如以乡镇为实践单位的乡村建设实践中，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缺乏危机处理能力和规范化的组织管控能力。对这一点孙君也深有感触，“以前‘绿十字’做村庄试点时只需要几个人，这回做镇的试点工作，难度、强度大多了”。所以，随着实践范围的不断深入、实践规模的不断扩大，理论化的实践方法的缺失和规范化的危机管控能力不足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致使“绿十字”在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运作的有效性和行动的效率受到社会的质疑，其组织管理和控制能力受到挑战。同时，系统化的理论缺失，也是其乡村建设模式在复制与推广过程中运行艰难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做项目时，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需要在选项、调研、统计、规划、评估、总结等方面进一步做好安排和合作。”
3.资金和人才的不足，使乡村建设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社会的挑战
一个成功的乡村建设模式，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其可持续性除了有理论化的实践方法和规范化的组织管理能力做支撑外，还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亦称人力资本）。
首先，稳定、充足的社会资金赞（捐）助，是确保“绿十字”乡村建设模式可持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持续、有效率运作的基础，正如帕内特·拜伦所言：“资本的积累是慈善工作的最基本条件。”“绿十字”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自愿性质或者依靠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单一的项目中。但是，随着乡村建设实践涉及的项目领域、地域范围和团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初创时的资金基础难以支撑其需要，致使“绿十字”必须直面因资金的来源或资金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严峻的生存问题。
其次，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或称人才的不足和流失，也是影响其乡村建设模式的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资金以外，拥有一个既有工作能力与热情，又有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团队，人才的延揽与储备以及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显得十分重要，也是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需的保障。在“绿十字”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专业人才不足和既有人才流失是让孙君最为头疼的问题。资金和人才的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乡村建设模式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其可持续性受到社会的质疑。
4.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不良行为，引发社会对整个非政府组织诚信度的质疑
非政府组织重新活跃在中国人的视野里是在20世纪90年代，因迅速崛起使得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类型繁杂、良莠不齐，一些组织个人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做出与非政府组织理念不符、行骗社会的不良行为，甚至是与中国法律法规相违背的犯罪行为等，这使本来社会合法性根基就脆弱的非政府组织形象受到诋毁，诚信度也受到质疑。
在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绿十字”也面临因这种不良行为所带来的非政府组织声誉的损害，难逃其诚信度遭到合作方（地方政府、农民、志愿者）某种质疑的影响和阴霾，使其合作规模、影响力和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虽然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和公益性等特点，但“绿十字”作为处于初级组织形态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当它更多地、广泛地参与到农村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时候，内生性缺陷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1.实践理念和方法的零散性与非理论化
纵观“绿十字”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先后提出了“走进乡村、融入生活、三方合作、开启民智、重建生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先生活后生产”“参与、规划、合作、得利”“农民参与、合作共赢”等乡村建设的观点和方法，对“绿十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为实践地区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和农民所认同。这说明“绿十字”的乡村建设模式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但是“绿十字”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观点和方法缺乏系统化的归纳和总结，没有形成一个上升到一定理论水准的思想，即所谓的实践理念和方法的零散性与非理论化，这一方面表现在乡村建设的实践的观点（理念）逻辑性较为零乱，相互间缺乏应有的内在联系，从而容易引起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思想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实践缺乏科学的、规范性的描述，从而增加了这些方法推广和复制上的难度，导致乡村建设模式在复制和推广过程中遭遇理念和方法的实践瓶颈。
2.实践模式上的普适性和共生性的欠缺
所谓普适性，是指乡村建设模式的推广和复制没有特定的条件，适应性很强；所谓共生性，是指在众多的乡村建设模式中，既有自己的特色，又能包容别的乡村建设模式中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与之共生共融。“绿十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特色是显见的，在大多数地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有不成功的地方。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种模式普适性和共生性的欠缺，一方面表现在合作上过分依靠乡村精英的人格魅力和地方政府的支撑作用，除了“绿十字”对合作伙伴——乡村精英的依靠，“绿十字”团队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孙君个人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建设内容的单一性。“绿十字”在乡村建设中过分地强调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侧重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农民居屋的改造和传统价值观的重建，对经济的发展、产业的重组和农村生产机制的建设相对薄弱。完善的乡村建设模式，应该是一个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享受共同发展的模式，“短腿性”的乡村建设模式再完美也会给人不健全的观感，而且没有人愿意饿着肚子去追求单一的精神世界。
所以，正是这种特定条件，使得“绿十字”的乡村建设模式在推广过程中还是遇到了较大的难题。试想，一个偏离经济发展主目标而过度追求生态与文化价值的乡村建设模式，其社会认可度低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就决定了“绿十字”乡村建设模式推广与复制的难度。
3.实践理念与方法的泛理想化
一个乡村建设模式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这个模式推广和复制的深度和广度，其形成源自于实践理念与方法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乡村建设理念，虽然从形式上看让人感觉到新颖、华美，但它无法让人使其从图纸上变成生活中的现实，也就不会具有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农民还是地方政府，追求的都不只是美好的未来憧憬，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绿十字”的一些乡村建设的理念和方法之所以遭受挫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过于理想化、缺乏现实性，而且内容庞杂、缺乏规范性。如“绿十字”在襄阳市襄城区尹集镇开展的“田园城市”的规划是相当完美的，每个看到这个规划的人都很感兴趣，却与当地政府的要求不符，与当地那个时候的经济实力和人的观念也存在差异，实施时遇到了困难，只得夭折在美好的图纸上。
上述问题的出现，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有“绿十字”自身的内在原因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寻求破解的路径。
1.从政策和体制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绿十字”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法制环境，厘清非政府组织权利的法律基础，使非政府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合法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其次，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非政府组织及其资助人的优惠税收待遇，增强开展活动过程中倡议与呼吁的能力，提供亟须的服务援助，如财会援助、培训和集团采购等。这样，既有利于其在新农村建设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金融、人力资本，以确立组织的诚实声誉、运作的透明有效和资金的可持续性，同时又能确保其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立性，以及与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合作中的平等性。
2.从“绿十字”自身的层面寻求改进之策
这些策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强化“绿十字”组织管理方式的改进和执行能力的提升，强化团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专业人才的引进，促进乡村建设模式的可持续性；②建立既有“绿十字”特色——环保理念、人文情怀，又具有普适性和共生性——经济和精神和谐共同发展的乡村建设理念，以此扩大其乡村建设模式的影响力；③要强化乡村建设方法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水平，以便于模式的推广和复制，以此来提升其乡村建设模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