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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拘留赖伐尔，德国当局并不知道。于是，从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开始了政权的第二时期，称为贝当—达尔朗时期。原海军总司令达尔朗上将变成政权的第二首要人物。但赖伐尔在德国人的支持下于1942年4月19日重新执政，开始了政权的第三时期。这时又颁布了新的制宪法令：“法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授予政府首脑（即赖伐尔），政府首脑由国家元首任命，并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这实际上把贝当变成了壁炉台上的一件小摆设。
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的抵抗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德国人因此认为停战条款已经不起作用，于11月11日出兵占领法国南部地区，维希也变成德国人公开当家做主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贝当的投降主义和合作主义，对法国丧失民族主权独立，蒙受德国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贝当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使他不能阻止赖伐尔之流彻底的卖国行为，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合作”的主角。
贝当镇压统治区内的任何反德活动，并提供原料、商品支付德国的占领费用，从4亿法郎到5亿法郎，1944年7月又增加到7亿法郎。贝当在广播中号召为德国招收劳工，设立强制劳动局。
在德国出兵占领法国南方时，许多法国人希望贝当离开维希，但是他没有离开，仍然留在那里，仍然忠于一个过于简单的政策概念——在祖国受难的时候，不应该抛弃本国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这是贝当个人的悲剧。
1944年8月21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占领军将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全体成员押送到德国的西格马林根堡“保护”起来。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又将他们转移到瑞士的一个小城镇。
德国投降前夕，穷途末路的贝当向法国临时政府自首。1945年7月23日，法国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贝当。起诉书列出了贝当的几条罪状：
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
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
同赖伐尔一起，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
建立独裁政权，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
贝当在长达20多天的审判中一言不发，他的辩护律师则十分活跃，说贝当这些行为是无奈之举，也没有完全与德国合作，等等。辩护律师还威胁法庭说，如果贝当被处死，国家将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法国人民也会感到痛心。旁听的人们受到辩护律师的蛊惑，不停地为律师的辩护词喝彩，以至于法官气愤地大叫：“这个厅里怎么全是德国人！”
8月14日，判决出来了，贝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且被宣布为“民族的败类”。此外，法庭还认定他犯有“误人罪”。许多正派的公民因为他过去是英雄而信任他，结果被引入歧途。但戴高乐为了维护国家团结，签署了特赦令，把贝当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1951年，贝当死于法国西海岸的耶岛，卒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