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归来后，达尔文只在家里住了几天，就去了剑桥。他租了一所公寓，专心整理和研究自己的岩石、矿物标本和地质资料。同时，他还埋头撰写《观察日记》和地质学论文。

不久，达尔文和舰长合著的《皇家军舰冒险号和贝格尔号考察航行记》出版了。接着，达尔文又组织出版关于他采集到的动物标本的研究著作，最后出了一部巨著——《贝格尔号航行中的动物学》。

1837年早春，达尔文又搬回伦敦，一直到9月，他每天几乎都关在房间里，埋头撰写《贝格尔号航海日记》。因为他在航海期间的日记记得非常详细，因此整理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把他的一些科学结论加入，便完成了主要工作。在整理时，他所遵循的不是时间的顺序，而是地理的顺序。他认为，把注意力放到对访问国的描写方面，这对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一些。在这种描写中，他有意包括了动物的生活方式、地质考察、风景描写以及个人的印象。6月份写完日记之后，在尚未发行前，他临时装订了几册，寄给一些熟识的朋友，他们不仅赞赏日记写得精彩，而且对日记的整理速度感到惊奇。一位叫呼克尔的教授每天晚上都把册子放在枕头底下一睡醒马上就阅读，爱不释手。专家们赞赏并没有使达尔文满足，稍事休息后，他又对日记做了仔细、认真的整理，直到认为满意才送去付印。

在这段日子里，和达尔文来往最频繁的就是赖尔教授。他是经常关心和非常赞赏达尔文的几个学者之一。赖尔教授天资聪颖，举止稳重，创造力和判断力都别具一格。尤其令人可敬的是他有一种非常难得的雅量，他对别人所提出的主张，虽然不表赞同，但他还是愿意去协助别人。在达尔文提出三种珊瑚礁形成原因的见解后，最先支持的人就是他。达尔文热烈地拥护赖尔的地质学思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地质学方面的问题，并互相交换意见，把所有的可能性，反复地思索探讨，直到搞懂为止。因此，每次讨论结束后，达尔文脑海里总有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他觉得没有赖尔教授的协助和鼓励，就不会顺利地完成许多工作，就不会使自己的地质学研究和生物学研究有所进展。他认为赖尔教授所带给他的收获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他决心在地质学方面刻苦探索，做出成就，以回报赖尔教授的帮助。

从此，达尔文和赖尔的交往频繁，赖尔成了达尔文“最有力的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交换各自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达尔文提出地质学方面的任何疑难问题，赖尔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答。赖尔还常常对达尔文的—些新见解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迫使他把问题想得更周到一些。

达尔文不但在学术上十分推崇赖尔，就连赖尔那种“工作强度以不损害身体健康为限度”的治学精神，也成了他效法的榜样。他仿照赖尔的办法，安排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把一天的时间分做几个阶段，每工作两小时就上街去办一些事，回来再继续工作。这种用改变工作内容来代替休息的安排，真是一种积极休息的好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果然非常有效。

不久，达尔文关于珊瑚礁形成的论文写好了。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珊瑚礁不是由于火山口上升才造成的，而是海底下降，把珊瑚虫带到海洋深处形成的。它和赖尔的“火山口上升”理论是针锋相对的。赖尔看过这篇论文的原稿以后，好些天里一直都在想着珊瑚礁形成的问题。他没有以地质学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文。相反，他还创造条件，让达尔文到地质学会上去宣读这篇论文。最后，他高兴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曾经用来解释过许多地质现象的“火山口上升”理论。

在达尔文发表了几篇地质学和动物学的论文以后，赖尔又介绍他参加了英国科学协会，推荐他担任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为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地质学工作者，赖尔还把他心爱的地质锤送给了达尔文。这件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成了这两个密切交往约四十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之间真诚友谊的见证。

老一辈科学家赖尔那种令人钦佩的崇高品质和优良学风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为了感激赖尔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他在给赖尔的信里说：

为了您在地质学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我早就想用一种比仅仅提到您的著作更直接的方式来表示对您的感谢。

达尔文把自己得意的著作——《考察日记》第二版献给了赖尔。

达尔文和赖尔在地质学研究中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在共同的奋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他们后来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推动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837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伦敦的天气格外炎热，许多人都在户外纳凉，住在大马尔勃罗街三十六号公寓里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正汗流决背地在灯下奋笔疾书。他就是当年春天从剑桥搬到这里来的达尔文。

不久以前，他在地质学会上宣读了几篇论文，那些“大人物”终于用赞许的态度接受了它们。随后，地质学界的权威们也十分关注地经常谈论着他。

尽管这样，达尔文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神圣的职责——探索生物进化的问题。因为他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三个事实经常盘旋在他的脑际，第一个事实，在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动物化石，它的年代虽然久远，却和今天的动物很相似；第二个事实，美洲大陆上的同种动物，从南到北，它们的形态逐渐不同；第三个事实，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特征，而群岛各个小岛上的同种生物却又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事实，虽然使他产生了物种可变的思想，但是物种为什么会变化，变化的规律又是什么，也就是说，物种到底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还是个不解之谜。

为什么生物能够那样巧妙地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加拉粕戈斯群岛上的海龟能够在干燥缺水的地区生存，啄木鸟和雨蛙可以攀缘树木，一粒种子能够借助小钩或者茸毛而传播出去……难道这些都是上帝设计的吗？如果不是万能的上帝的安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复杂而深奥的问题困扰着他，看书的时候常常被打断思路，躺在床上又难以入睡。他决心揭开这个“秘密中的秘密”，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进化的研究工作中来。

所谓“遵循赖尔在地质学方面的范例”主要是按照赖尔在《地质学原理》中运用的“将今论古”的方法，来解释物种起源和变化的原因。赖尔是用现在起作用的因素来说明地球表面过去的变化，决不和创世论相混淆。再通俗些说，就是今天看得到的自然界力量，来说明地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变迁的原因，从而在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赖尔这种科学方法促使达尔文想到现在物种是怎样变化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中品种繁多，琳琅满目，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它们是怎样形成的？他决定面向现实，面向实践。他首先选择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这条生产实践的道路，去探索奥秘。1837年七月，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搜集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异事实，认真总结劳动人民和育种家们培育新品种的经验。

达尔文麦寝忘食地进行了十五个月的系统调查，经常和育种家、园艺家交谈。通信，或者向他们发去调查表，从他们那儿搜集各种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变异材料和培育方法。他还亲自参加实践，认真考查和研究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选育过程、动手搞移植实验，仔细地分析比较鸡、鸭、鹅、牛、羊、猪、狗、猫等家禽家畜各个品种之间的差异。通过调查研究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这些奇迹，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优良品种都是“培育者可惊的技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所留下的“永久纪念碑”。

后来他着重研究各种家鸽品种之间的差异和起源问题，参加了伦敦两个养鸽俱乐部，饲养各种品种的家鸽，甚至设法从美洲、波斯和印度购买当地的鸽子标本，还有人从中国的福州和厦门给他寄去鸽子标本和资料。达尔文把各种家鸽的品种和野生岩鸽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外部形态和骨胳构造等方面的差异和共同特征，结果证明所有家鸽品种虽然差异很大，其中有二十个品种从外形上看简直就象不同种的鸟类一样，但是它们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野生岩鸽。

各种家鸽都起源于同一种野生岩鸽，为什么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这样大呢？

达尔文认为，这都是人工选择的结果。岩鸽从野生到家养，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在不同地区放养，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异。有的嚎囊大些，有的尾羽多些，有的鼻子高些，有的腿长些，人们根据不同的爱好，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变异个体来饲养。比如：有的人喜欢嚎囊大的个体，就选择那些嗉囊比较大的鸽子放在一起饲养，并且不让它们和嚎囊小的鸽子交配。这样一代一代地向嚎囊大的方向选择下去，终于培育出嗉囊象皮球一样大的球胸鸽来。同样，扇尾鸽、大鼻抱、凤头鸽、大毛脚等品种，都是根据同样的原理选择、培育出来的。

在人民群众选育良种和他自己亲身实践的基础上，达尔文根据人工选择的作用在同种动植物中所造成的区别，常常比那些公认为异种动植物的区别还要大，终于得出了人工选择的理论。物种在人工干预下是能够改变的，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他根据赖尔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赖尔那个闪着智慧之光的方法果然向他的研究工作投射了光明，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起来。原来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各种优良品种并不是上帝为了恩赐人类而分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人民群众经过世世代代人工选择的结果。这种人工选择的作用，说明了物种在人为条件下能够发生进化，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在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进化过程中，人起着主导作用。

“可是，在自然条件下又是什么力量在起选择作用呢？”达尔文自言自语地说，“自然界的生物并没有人在那里年复一年地进行选择，那么新的物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顿时，他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生物由于生活条件变化而引起的数量增减或死亡的现象，又纷纭地出现在他的眼前。有些物种在连续几个生活条件适宜的季节，数量猛增起来，而在另外一些不利条件下，数量就急剧减少，甚至使整个物种绝迹。那么，物种的数量增减或者灭绝，究竟是受什么法则支配的呢？

他听任自己的各种想象随意驰骋。1838年十月的一天，他十分困倦地坐在椅子上，顺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人口论》来随便看看。这是英国神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为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反动著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1、2、4、8、16……）增长的，而食物（主要是动植物）却是按照算术级数（1、2、3、4、5……）增加的，因此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在他看来，这种“人口过剩”的问题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贫困、饥饿、疾病、独身生活，甚至战争，才能够得到解决。

马尔萨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灾难、饥饿和贫穷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和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而是因为劳动人民入口太多。因此，剥削阶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劳动人民受到贫穷和疾病折磨以致死亡，都是天轻地义的事情。这种把一切社会弊病都归结为‘人口过剩”的理论，是公开为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进行辩护的理论，直接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一切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达尔文只是为了消遣，没有也不可能深刻悟出这些道理来。他随意地翻了一页又一页。忽然下面几行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然，用最滥费最自由的手，在动物界、植物界撒布种子。但是育成这种生命种子所必要的场所和营养，它却给得比较吝啬。这地上含有的生命的芽，如果能够有充分的食物、充分的场所供它繁殖，几千年以后就会充塞几百万个世界了。但是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将把这种生物限制在一定的界限里。植物的种类和动物的种类完全处在这种限制的大法则之下……

达尔文只怕自己没有看清楚，又认真地看了一遍。虽然马尔萨斯在这里并没有作出任何考证，但是达尔文自己长期观察所积累的事实却和这几行字十分吻合，于是他在书里继续寻找类似的内容。他又想起自己曾经写到过的，关于巴姆巴斯草原地区的动物由于干旱而大批死亡的那些事实。

他翻开《贝格尔舰航行日记》的底稿，上面记着：

在1827年到1830年期间，因为雨下得非常少，溪水干涸见底，整个地区看来很象尘土飞扬的乡村大道。这种情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省的北部和圣非的南部一带特别显著，大批飞鸟、野兽、牛和马都由于缺少食物和水而死亡了。

他又想到几个月以前，自己曾经在日记里写过的一段话：

至于说到死亡，我们很容易看到，鸵鸟的变种由于不适应恶劣的条件而灭亡，相反，它们处在良好的条件下就会大量地繁殖起来。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在有限的土地上繁殖，在变化着的条件下发生经常性的变异，由于对这些条件的适应而得到发展。可见，物种的灭亡是对条件不适应的结果。

达尔文长期以来百思不解的问题——自然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起选择作用，猛一下省悟了。他说：

1838年十月，就是我开始作系统调查的十五个月以后，我偶然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来作为消遣，并且由于长期不断地观察动物和植物的习性，我具备了很好的条件去体会到处进行着的生存斗争，所以我立刻觉得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将被消灭。它的结果大概就是新种的形成。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

达尔文眼前立刻展现出一幅到处都在进行生存斗争的画面。在自然界里，植物结出了丈量的种子，昆虫繁殖了大量的幼虫，而相当一部分种子和幼虫都被鸟类吃掉了。可是，鸟类的卵和幼雏又常常被鸷鸟或猛兽所残食。两只犬类动物在饥饿的时候，为了争夺食物而进行拚死的搏斗。生长在沙漠边上的植物，它们为了抗旱也在进行生存斗争。一株植物一年结出一千颗种子，而平均只有一颗种子可以长成。更确切地说，植物的种子是在和已经铺满地面的同种或者别种植物斗争中成长的。

达尔文认为，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对生存有利的变异，就会使物种有比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对生存有害的变异，却会使物种难于生存，甚至灭绝。为了和“人工选择”相对应，他把这种对有害变异个体的淘汰和对有利变异个体的保存，称做“自然选择”或者“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每日每时地在自然界检查着生物最微小的变异，它象人工选择一样在起着汰劣留良的作用。后来他说：

如果有利于任何生物的变异一旦发生，具有这类性状为个体就会在生存斗争中得到最好的保存机会。根据遗传原理，它们将会产生具有相似性质的后代。这项保存原理或者适者生存，我称它做“自然选择”。它使每个生物对于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得到改进。因此，在许多场合，这种结果必定是生物体制的一种进步。

可是，达尔文在把自己多年观察结果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抄袭别人的资料拼凑成的。正像马克思（1818－1883）所说的：“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神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比如富兰克林（1706—1790）曾经看到，植物和动物的再生能力是无限的，只是由于食物的跟制，才使它们的繁殖受到，制约。汤生德（唐森）也看到，当山羊运送到某个岛上的时候，由于有了丰富的牧场，繁殖很快，后来山羊越来越多，牧场不够了，尽管山羊还在继续繁殖，可是它们当中的弱者就死亡了，只有强者能够生存下来。这些都被马尔萨斯窃做例证。达尔文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从富兰克林和汤生德等人的思想得到启发的。另外，达尔文也没有想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正好驳斥了马尔萨斯关于人类食物（主要是动物和植物）只能够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说法。因此，达尔文在总结生物进化规律的时候，还天真地说自已是在读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后，结合自己的实践，才得到了一个可以作为科学研究根据的学说。他后来甚至说，全世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斗争现象，“是生物按照几何级数繁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是马尔萨斯的学说应用到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因为每种生物产生的个数，远远地超过了它们所能生存的个数，所以常引起生存斗争。”

达尔文这个失误使后人产生了误解，甚至利用它来反对进化论。 vlBihYwXnX2DYJ5Oh2OLTmfWPQLLt+Ij3yDqnKL0hDOdAlmF5wcrThGqXDckbq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