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1818年上中学时，进的是一所旧式学校。学校所进行的是一种严格的古典教学，除了古代语文课程以外，还讲授古代史和地理。达尔文认为学校里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学。

校外的达尔文兴趣爱好却很多，他不但和童年时一样热心搜集矿石，还特别希望找到新奇的矿石，他还观察昆虫，把一切他所能找到的、从未见过的死昆虫收集起来。10岁的达尔文就不满足于仅从书本上获得知识，当他读了鸟类学方面的著作后，就十分高兴地去观察鸟类的习性，还写了一些观察笔记。至于和哥哥一起做化学实验，和大人们一起去打猎，则更是到了入迷的程度。

中学时代的达尔文，在他父亲和老师们的心目中，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既不是高才生，也不是低差生。

1825年10月，父亲又把达尔文送到了哥哥伊拉司马斯所在的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他哥哥在那早已经读了一年了。

父亲的初衷是希望达尔文在大学医学系通过系统的学习，走子承父业的道路，将来成为一名高明的医生。父亲的这种想法，可能来源于发现儿子对医护工作的兴趣。

达尔文在进爱丁堡大学以前的那个夏季，曾经帮助父亲护理过一些病人。那些病人主要是希鲁兹伯里的穷苦人。那时，他把病人的一切症状记录下来，念给父亲听，父亲再进一步提出问题，告诉他应该用什么药。经过他们父子治疗和护理的病人，一个个都恢复了健康。病人们临走时候说的那些感激的话，使达尔文受到鼓舞，相信他自己将来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救死扶伤，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在爱丁堡大学里，教师们上课多是照本宣科似的，以至使达尔文认为，还不如让大家阅读课本。枯燥乏味的讲授，简直使人难以忍受。惟一使他感兴趣的，是霍普的化学课。由于讲授人体解剖学的蒙罗博士讲得单调乏味，使达尔文对这门课程十分厌恶，对自己动手解剖也就不上心了。

他上爱丁堡大学以后，亲眼看到有些病人在经过治疗以后，还是痛苦地死去了。医生在旁边却束手无策，更不应该的是，医院竟把许多交不起医疗费用的病人推出门外。他不理解医学为什么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更不明白医学这样崇高的事业，为什么也被金钱所左右。因此，他对学医也渐渐地动摇了。

达尔文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进了一次解剖室。解剖台上陈放的尸体虽然已经用福尔马林液浸泡过，但是仍旧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他感到恶心。特别是当他知道这些尸体都是在爱丁堡济贫院里度过余生的穷人的时候，就再也无法忍受了。从此，他再也不到解剖室去。

在一次医院实习中，他亲历了一次外科手术观摩教学。达尔文和同学们坐在阶梯式的位子上，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清楚手术的情况。汉密尔顿先生先给大家讲话：

“医学发展到现在，腹部对外科手术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不过，用最现代的方法摘除膀胱结石、切除表面肉瘤的把握已经大大增加了。今天是给一个两腿患有严重骨髓炎的病人做手术。”

这时候，一个小女孩被推进来放在手术台上。她发着烧，两眼露出恐怖的目光，望着大夫手里的手术刀，害怕得全身发抖。

“姑娘，叫什么名字？”汉密尔顿为了镇定她的情绪，故意找个话题来转移她的注意力。

“我叫玛丽。”“啊，玛丽，多么好听的名字！”汉密尔顿说。“姑娘，你把嘴张开，给你喝点酒。”

助手给玛丽喝了些酒，汉密尔顿趁机向学生提问：“请注意这块红肿的部位，谁能说出我是根据什么诊断出她患了骨髓炎？福克讷，你回答！”

“肉眼可见的炎症，里面可能还有脓液，体温也很高。”福克讷站起来回答。

坐在福克讷旁边的达尔文看到这次手术又不用麻药，只是喝几口酒就算麻醉了，于是上一次做腹部手术的惨状又浮现在眼前，他的脸上露出十分紧张的表情。

汉密尔顿凭经验断定达尔文思想不集中，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就向他提问：“查理，你回答，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做第一个切口呢？”

“最红的，或者是最软的地方……”达尔文颤声地回答。

玛丽眼泪汪汪地苦苦哀求说：“医生，我怕疼，我不开刀，我要回家！”

“好姑娘，勇敢些，”汉密尔顿挥着手术刀，若无其事地说，“为了保住你的生命，就不能怕疼。”他转过脸去吩咐他的助手：“珍妮，再给玛丽喝口酒，准备好纱布！”

玛丽又喝了一口酒，她的嘴里被塞进了一团纱布。汉密尔顿没有用麻药就开始做手术了，他在玛丽的腿上切了一刀。玛丽被人按住四肢，再也动弹不得，鼻子里发出凄惨的单音，豆大的汗珠布满了她那可爱而又可怜的小脸蛋。

平时，达尔文在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哪怕是一只昆虫，在弄死以前，也要先用自己发明的月桂树和夹竹桃叶子的汁液进行“麻醉”，让它没有痛苦地死去，决不忍心看到它痛苦挣扎的情景。现在，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就做手术，这种惨景，他怎么忍心看下去呢！他不顾一切，推开众人，冲出外科手术示范教室，奔下楼梯，他决心永远不再进那可怕的手术室了。

达尔文鼓起勇气，把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写信告诉父亲，希望掌握着他命运的父亲能够宽恕他，允许他另选专业。

课堂上学习的乏味，使达尔文的目光移向了学校的图书馆。在这知识的海洋里达尔又贪婪地吮吸着他感兴趣的各种知识，他跑图书馆借书的次数在同学中是最多的。

同时，达尔文在业余爱好方面已崭露头角。他和另外两个同学情趣相投，常在一起研究生物，共同去海边采集标本，进行解剖，向渔民请教、讨论切磋。达尔文童年时代对生物的热情复活了。

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了两年后，父亲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要儿子在医学上有所作为的希望已经无法实现，他担心如果达尔文再这样继续下去，就可能变成一个懒懒散散，游戏人生的人。于是，就与达尔文做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并且提议让他去当牧师。由于达尔文对教会的事了解甚少，而且对英国教会的信条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所以他请求父亲允许他考虑一些时候再做答复。此后，达尔文十分细心地阅读了《皮亚逊的信条论》和其他几本有关神学的书籍。

英国教会的教义也是确切的真理，自己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接受了父亲的提议。要成为一名牧师，就必须获得大学神学系的文凭。可是，达尔文从离开别特列尔学校后就不曾翻过一本古典的书。所以，经过一段补习后，才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系，那年是1828年。

在剑桥大学也和在爱丁堡大学一样，达尔文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去学神学，仍然热衷于收集昆虫，只不过他这时年龄稍大一些，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让父亲生气。他不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而是长期不上神学课、语文课和数学课。特别是对于古典文学的科目，他只选两三门必修课去上，而且上课也只是一种形式，做做样子，下了课他就丢下书本不肯再摸一次。每到考试临近时，他只好迫不得已地把甲虫的事放到一边，开始临阵磨枪，着手温习功课，应付考试。考试及格了，他会像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并在整张纸上写满“及格”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再没比考试过关后的心情让人舒畅和愉悦了。然而，考试一结束，达尔文便又暂时扔下必修课的学习，全神贯注地转到他那些心驰神往的兴趣上来，精心设计收集和制作昆虫标本。

在剑桥读书时，达尔文最热心做的仍然是收集各种甲虫。当他给自己收集甲虫的工作起一个十分时髦的名字——“为科学服务”。假期中，他吸引赫伯特加入了“为科学服务”的行列，他们每天或乘船去旅行，或到山林里去游玩。在平缓的山坡上，达尔文经常收集昆虫，特别是收集甲虫。他交给赫伯特一个装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帮他收集各种他认为是罕见的甲虫。热心肠的赫伯特十分认真地去做，可是当他把所收集的一些“罕见的甲虫”拿给达尔文时，达尔文却毫不客气的全都扔掉，并且说：“你收集的这些甲虫都不是新奇的，全都没用。”赫伯特从不生气，仍然继续帮助达尔文收集甲虫。达尔文对昆虫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极大地感染着赫伯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时常帮助达尔文收集捕获各种昆虫，其中还发现了一些特别罕见的昆虫类型。达尔文十分感谢他的这位朋友。

达尔文一直把收集昆虫当作最大的乐趣。为了捕捉到更多更新的昆虫品种，他想出了许多收集昆虫的好办法。他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老树上刮藓苔，把刮下来的藓苔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然后，由他一点一点地细心查找，从中发现新品种。有一次，他剥开了一块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他又瞧见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带有大十字的花纹，他不忍心把它放走，急忙把右手抓住的甲虫放进嘴里用牙轻轻咬住，腾出右手准备去抓第三只甲虫。可是被咬在嘴里的那只甲虫本能地分泌出一种极其难闻的液体，使他感到一阵呕心，他大叫一声把这只甲虫吐了出来。这样一来，第三只甲虫也乘机溜掉了，结果只捉到一只甲虫。每谈到这件事，达尔文都为溜掉了那只腹部带大十字花纹的甲虫而感到非常遗憾。 aB8xijL2ql/M43xtTvGeTiJueZVsfpN/kTp4kOjVJZbEn6Jozx4hnp2W8MpCuH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