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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远古部落林立的时期，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有两个非常强大的部落联盟。这两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一个叫神农氏，被后世称为“炎帝”；一个叫轩辕氏，被后世称为“黄帝”。
在他们向东迁移扩张的时候，炎帝族遇到了居于后来豫东、苏北一带的另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双方发生了战斗。由于蚩尤族力量非常强大，炎帝便求助于黄帝。于是，黄帝调集人马，与蚩尤于涿鹿决战，最后打败了蚩尤，从此天下获得了太平。
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防御寒冷、遮避风雨及防止烈日的照晒，也为了蔽挡虫兽的袭击，就用树的叶皮、丛生的草葛、猎获的兽皮等遮裹身躯。
黄帝看到人们所穿的“衣服”，在行走奔跑时常会将私处暴露无遗，便别出心裁，教人们把裹身的兽皮、麻葛分成上下两部分，上身为“衣”，缝制袖筒，呈前开式，下身为“裳”，前后各围一片用于遮蔽之用，两端开叉，便于行走。
黄帝制作“衣服”最初是为了遮护性器官，强调了它的遮羞功能，这是华夏文明的巨大进步。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制，这种实用与审美的有机结合，结束了过去只为取暖的单一状态，成为了我国上古时期服装形制的发端。
随着服装形制的初步形成，黄帝又命元妃嫘祖教人们养蚕。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蚕的用处，所以养蚕的人不多。嫘祖就先从种桑、喂蚕开始，然后再教大家缫丝、织帛等过程和方法。这样人们织出的帛比麻布光滑细润，再染上颜色，做成衣裳，光华夺目，人人爱慕。
随着养蚕织帛的人越来越多，服装的质料也逐渐完成了以纺织品替代兽皮、树叶等的过渡，开始了生活的文明进步。
在黄帝时期，人们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现象还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出现了对自然崇拜的现象。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当时人们的服装色彩及纹饰大多参照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而绘制图案，比如彩虹、日月等。
我国古典哲学书籍《易·系辞下》中记载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里“乾”指天，“坤”则指地。天际在未明时色玄，即黑色。大地的表面色黄，古人以上衣、下裳象征天和地。衣用玄色，裳用黄色，并施以取象自然界日月山川及鸟兽虫草之纹的服装，在当时已经流行开了。
除了黄帝创制上衣下裳之制的传说外，后来考古发现则为我国服装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实物旁证。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的骨针实物，以及其他地区骨锥、骨针的陆续发现证明，在距今约1.8万年前，我国古代先民已初步掌握了缝缀的技能。他们用锐利的石器、骨角将兽皮分割，按身体基形，再用磨制的骨锥、骨针进行简单的拼合缝纫，制作各种较为适体的衣装。
随着我国原始缝纫技术的出现，先民们的穿着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增强了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和斗争能力，扩大了其活动区域，也相应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先民逐步从狩猎进入渔猎、畜牧和农业阶段。他们在长期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兽毛编织物的基础上，发明了纺织的原始工具，比如陶和石制纺轮。并利用麻、葛及畜毛纤维织布，并取矿物、植物颜料染色，制作简单的服装。
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的河南三门峡庙底沟、西安半坡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陶器底部，都曾发现麻布痕迹。其布纹组织每平方厘米已有经纬10根左右。这些实物遗迹为探究当时的纺织和衣着水平，提供了依据。
原始纺织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先民的衣着状况，为服装形式逐渐完善奠定了基础。
养蚕、缫丝、织绸，是我国先民对服装发展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我国先民利用蚕丝纺织衣料，距今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育蚕取丝的历史则更早。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距今4700年前的丝带、丝帛等织物，这是迄今所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丝织物柔软、轻盈，并富有光泽，它的出现改善了服装的性能，极大丰富了我国先民的衣料构成，也增添了服装的美感效果。
随着上衣下裳的形成，与此相应的首服及足装也逐渐出现了。首服就是帽子，它源于防寒避暑的需要。在当时，人们用枝叶编环遮头，后来又利用兽皮、织物缝合成圆形帽子。原始足装的形成，最初用以御寒及减轻行走时的阻碍，当时以兽皮裹足为主。首服和足装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帝开创的上衣下裳的形制，推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后来考古发现证明，原始衣式从整片的披围到依体简单缝缀成形，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的逐步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
知识点滴
相传，古时炎帝的形象是：身着红色襦，臂膊上戴有形似臂箍的东西，小腿上着绑腿，头戴鸟羽帽，手执农具，俨然是一幅农人的画像。因为炎帝和黄帝为兄弟，只是分别治理不同的地域而已。家族的第一原则就是合族，所以，黄帝在涿鹿打败蚩尤后，炎帝的小宗就归到了黄帝的大宗。
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联盟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华夏族，因而他们都被视为是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被称为“人文始祖”，是华夏道统的象征，因此，我们中国人都自称是“炎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