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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爱是一种选择》，我感觉好像看到了一条阳光大道铺在自己面前，只要勇敢地走下去，就可以抵达幸福和快乐的彼岸。但同时，这种美好的愿景却隐隐让我产生了一丝恐惧：假若我的主要问题‘拖累症’得到了缓解，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这太难想象了，有种我不再是我的感觉。
“现在，因为拖累症，我的确有点儿痛苦，但这种痛苦我习惯了，并不至于忍受不了。那条阳光大道是有点儿诱人，但我真的在想，就这样好了，不变好了。拖累症固然累人，但我还能够忍受。”
这是一个朋友的来信。她是一个敏感而感性的女孩，《爱是一种选择》这本书极大地触动了她的内心，让她明白了自己的一个主要问题——拖累症。这本书还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详尽方法，于是她好像看到了一条阳光大道，看到了通向幸福、快乐人生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让她产生了恐惧心理。她抗拒这本书给她的启示，本能地想停留在原地，宁愿忍受，也不想改变。
为什么？
她的来信中也给出了答案——“这种痛苦我习惯了”。
积习难改，她也不例外。不过，在我看来，所谓“积习难改”，并不仅仅是因为惰性，更深层的原因是控制感。习惯意味着，我们看见开头，就可以隐隐看到结尾。不管结尾是好是坏，只要能预见到就好。
其实，我们最惧怕的，并非痛苦，而是无法预测的痛苦。假若痛苦能被我们预见到，那么从心理上而言，这种预料中的痛苦就远没有那么可怕了。甚至，为了证实自己的预见能力，我们常常会主动推动事情向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预见到了幸福和快乐，你就会把事情向幸福和快乐的方向推动；如果预见到了不幸和悲哀，你就会把事情向不幸和悲哀的方向推动。
所以说，尽管我们很容易归罪于人，可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在相当程度上却是我们主动推动的。
一天，临近傍晚，我独自走在广州的滨江路上。这是快乐的一天，有几件事很中自己心意。因这种愉悦的心情，一切景色看上去都那么宜人。
突然，我看到一条货船从珠江上缓缓滑过，货船的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油污带，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非常刺眼。看到这幅景象，我不由得悲从中来，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话：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
这句话从脑子里蹦出后，我吓了一大跳：仅仅一条船带来的污染，居然就令我很自然地下了这么大的一个无比悲观的结论。
那段时间，我正在思考自动思维的事。所谓“自动思维”，是指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后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句子。这样的句子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如果细细地追下去，就可以发现潜意识中的一些隐秘。
我的这句话自然是一个自动思维，而它也的确反映了我潜意识中有太多消极和悲观的成分。因为积攒了太多悲观的东西，我的心中其实早有一个消极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这样一个预言，令我更容易关注消极和悲观的东西。
譬如，就在此时此刻，我有很多信息可以关注，而这一天又有不少可以令我快乐的信息。然而，我固然注意到了那些积极的信息，但它们并未引起我很深的共鸣。相反，那条货船留下的一条油污带引起了我如此强烈的共鸣，并下了那么大的一个结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快乐的信息不符合我潜意识中那个悲观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而那条油污带则符合我的这个预言。
反省的时候，我清晰地察觉到：当下那样大的一个结论时，我一方面感到很悲哀，另一方面隐隐有一丝轻微的得意。
这种得意仿佛在说：“看，我多聪明，我多有智慧，我早预料到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瞧，现在不就证实我的预见能力了吗？”
从理性上讲，由一条油污带推出“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自然不成立，然而，我们的心灵恰恰就是非理性的。我们都是通过自己过去有限的人生经验（尤其是童年时的人生经验）推出一些大结论，并将这些大结论延伸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会固守这些大结论。如果我们发现事情的发展偏离了这个大结论的方向，我们就会努力将事情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这个方向上来。
这些大结论，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我们内心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是积极、乐观的，那么我们就会在遭遇打击和挫折时努力将事情推向积极、乐观的方向。相反，如果我们内心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消极、悲观的，我们就很可能会在遇到阳光和快乐时，有意无意地将事情推向消极、悲观的方向。由此，人生很容易成为一种强迫性的重复。童年拥有幸福和快乐，以后就会不断地重复幸福和快乐；童年遭遇了不幸和悲伤，以后就会不断地重复不幸和悲伤。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种强迫性重复中，我们并非被动参与。相反，我们主动推动了它的发展。
这就是我所写的心灵成长的第五个定律。
童年幸福，长大后就不断地重复幸福，这一点容易理解。然而，为何童年痛苦，长大后就不断地重复痛苦呢？
我的理解是，我们主动制造的痛苦，比突如其来的痛苦，疼的程度更低一些，于是更容易承受。
16岁的姜是一个漂亮的高一女生，她夏天却不敢穿短袖上衣。原来，她的胳膊上有很多伤痕，穿短袖上衣会暴露它们。
这些伤痕是怎样来的呢？是她自己用铅笔刀割的。特别伤心、麻木的时候，甚至特别开心的时候，她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忍不住想割自己的胳膊，尤其是手腕处。
她并非想自杀，只是想把自己弄疼一些。她说：“肉体上的疼，比心理上的痛苦更容易忍受。”所以，她会在特别伤心的时候，譬如和男友闹矛盾时，选择割伤手腕。这样一来，肉体上的疼痛就替代了心理上的痛苦，变得更容易忍受了。麻木时，她也会割伤自己，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仿佛可以刺激她，让她感到自己还是活着的。
这两种情形都比较容易理解。然而，为什么特别快乐的时候，她也会去割伤自己呢？
譬如，最近一次割伤自己，是因为她发现高中的班主任对她特别好，就像一个温暖的妈妈。这种发现令她有点儿受宠若惊，然后，她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于是割伤了自己的胳膊。看到鲜血流出来，切实地感受到了伤口处的疼痛，她觉得放松了一些，也好受多了。
在咨询室里，心理医生对姜做了一些让其放松的工作后，让姜重新细细讲述这次事情的经过，更重要的是讲述她内心的一些对话、一些体验。
她讲道，当发现班主任特别喜欢她时，她受宠若惊，一方面是难以置信的欣喜，另一方面是一种隐隐的惶恐。
“什么样的惶恐？”心理医生问她。
“我……我担心她一转身就对我不好，就不要我了。”姜回答道。说完这句话，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这就是她在特别快乐时也想自伤的答案。她所说的快乐，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的爱与认可所带来的快乐，譬如男友、老师或知己。她无比渴望被人爱，但一旦真得到了爱，她立即就会担心被抛弃。并且，她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是多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突然袭击式的被拋弃：对方不说理由，忽然就变脸了，就远离她了。
这种不可预见的被拋弃带来的痛苦太大了。为了减少这种心理疼痛，她会先弄疼自己。这样一来，等被抛弃的事情再次发生时，她的难过程度就会相对轻很多。
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我先弄疼自己，就是告诉自己，我知道别人的爱与认可是不可靠的，而抛弃早晚会到来。
这是经典的悲剧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姜之所以形成这么糟糕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与她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她在只有几个月大时就被送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当父母想念她时，就把她接回城里住一段时间；忙了，就再把她送回乡下。
她七岁时，因为要上学，所以又回到城里和父母住在一起。有三年时间，她与父母的关系很糟糕。她渴望父母能多给她一些爱，但父母觉得她已是大孩子了，要有大孩子的样，要懂事，要听话。
慢慢地，她和父母的关系有了改善，尤其是和父亲的关系。到了十岁时，她已慢慢感受到温暖的父爱了，自己心里的一块坚冰正在慢慢融化。但就在这一年，她的父亲遭遇车祸而意外身亡了。
十岁前的一系列不幸令姜惧怕起快乐和幸福来，因为她发现，她的每一次幸福和快乐之后，都会伴随着不幸和痛苦。这个发现最终在她的内心深处扎了根，并发展成一个非常悲观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姜就学会了先制造痛苦，以防御不期而至的被抛弃的痛苦。譬如，当知道父母将到乡下看她时，她会很渴望，然而，一旦真见到了父母，她就会冷落他们，拒绝与他们亲近。尽管这种疏远令她也感到痛苦，但毕竟自己制造的痛苦比先与父母亲近然后再被父母“抛弃”容易承受多了。
不仅如此，姜对父母屡屡“抛弃”自己有着强烈的愤怒。然而，她不敢表达，父母也不容许女儿表达。他们整个家族都不能接受晚辈对长辈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他们是为女儿好，才将她送到乡下去的。但是，对姜而言，她的被抛弃感是无比痛苦的。这种痛苦是切实的，她因此产生的愤怒也是真实的。
被抛弃所带来的痛苦，她可以通过先制造痛苦来减轻受伤感，但愤怒，她怎么表达呢？
割伤自己，就是她的表达方式。
此前，我屡屡讲到，我们常说的自爱，其实是“内在的父母”爱“内在的小孩”。那么，所谓的“自虐”，其实常是“内在的小孩”攻击“内在的父母”，或“内在的父母”惩罚“内在的小孩”。
那么，当被抛弃时，姜割伤自己的手腕就是“内在的小孩”在攻击“内在的父母”。她不能通过合理的方式向大人表达愤怒，于是只能通过扭曲的自虐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她不能对现实的父母表达不满，只好对“内在的父母”表达不满。
姜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是自暴自弃式的预言。在最快乐的时候，她自暴自弃式的预言会使她做出一些自伤或伤人的行为，将事情向坏的方向推动。毕竟，自己制造的痛苦比起被别人抛弃的痛苦，感觉上要好承受多了。
还有未被实现的愿望所造就的预言，也是极其普遍的预言。我们过去（尤其是童年）有过许多宏大的愿望，但因为我们人小力微，这些愿望常常无法实现。于是，它们被深埋心底，成了我们的一种夙愿。与自暴自弃式的预言不同，未被实现的愿望所造就的预言，看上去似乎非常美好，实质上同样危险。
譬如，法国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情人》中就不经意地描绘出了这种预言。
《情人》，顾名思义，颇像一部爱情小说，实质上，这部小说至少有一半的篇幅描绘了杜拉斯的家庭悲剧：她的爸爸自杀，她的妈妈艰难度日，她的大哥哥孔武有力、性格霸道且受尽妈妈宠爱，于是一直肆意地凌辱她的小哥哥。她想拯救小哥哥，她常想杀死大哥哥，有时也仇恨妈妈……
但是，和无数家庭一样，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能发挥的影响很小，她救不了她的小哥哥。
由此，她的这个宏大的愿望被压抑下去了，并最终在她的中国情人身上得以体现。尽管与中国情人相爱时，她还是未成年人，但在这个关系中，她像她妈妈一样，而中国情人就像一个柔弱的男孩。
在小说中，她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多么爱中国情人的柔弱。
杜拉斯的小哥哥27岁时去世了。当时，她感到切肤之痛。这种痛苦，和她刚分娩后的孩子死去带给她的痛苦一样。痛苦的另一面，是她对小哥哥无比的爱。而这种爱，读上去和她对柔弱的中国情人的爱非常相像。她写道：
我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所以，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本来也很简单，即我小哥哥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身体。这样，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死了。我的小哥哥已经把我和他聚合在一起了，所以我是死了。
在家中，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柔弱的小哥哥站在一起，爱他，用强硬的姿态与暴虐的大哥哥和偏心的妈妈抗争。她试图拯救小哥哥，但她失败了。
这种失败，这种未被实现的愿望最终纠缠了杜拉斯一生。她先是在未成年时爱上和小哥哥一样柔弱的中国情人，后来又在她60多岁的时候与一个同样柔弱的20多岁的男人相爱。
拖累症指的是这样一种心态：看到别人的痛苦就忍不住想帮对方，而且是没有原则地帮助对方。
看上去，拖累症属于美好的范畴，其实远不是那么简单的。
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在他的著作《少有人走的路》中写道：“我们不能剥夺另一个人从痛苦中受益的权利。”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势必会从受挫中成长。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的个人能力就能得以发展。由此，假若我们替这个人背负他的痛苦，帮他化解一切难题，那么这个人就无法成长。
拖累症，恰恰就违反了派克所说的这个原则。
患有拖累症的人，看到别人的苦难，就仿佛那是自己的苦难，于是先会抛出一大堆建议。如果对方不主动改变，那么他会冲上去，用尽力量帮对方解决问题。
然而，这样一来，他就剥夺了对方“从痛苦中受益的权利”。假若对方是意志比较坚定的人，那么就会讨厌拖累症患者，于是敬而远之。假若对方是有依赖习惯的人，那么就会和拖累症患者黏在一起。由此，他们逐渐沉溺于这样一种关系模式——你忘我地帮助一个人，而那个人会严重依赖你。
极端情况下，拖累症患者还隐含着这样一种逻辑：人们注定是忘恩负义的，而我是永远的圣人。
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会无原则地帮助所有来求助的人，譬如拿几千元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买MP4；然而，当他陷入困境时，他帮助过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来关爱他。
斯科特·派克还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拖累症患者的座右铭——真爱非常可贵，必须且只给值得的人。
我想，或许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心中有这样一个预言：我相信我可以拯救这些柔弱的男子。
我不清楚她是否在60多岁时拯救了20多岁的情人，不过至少她没能在童年时拯救小哥哥，也没能在她尚是少女时拯救中国情人。即便是作为罕见的文学天才，她与他们也只能是相遇而已。她与他们可以相互陪伴、相互抚慰彼此的痛苦，却不能我改变你，或你拯救我。
现实生活中，我也常见到类似的情形。一个女子，她非常优秀，但特别优秀的男人对她没有吸引力，她喜欢的都是同一类男子——他们外在条件优秀，但自我评价极低。
她说，她一定能改变他们，让他们相信他们有多优秀。这是她的一个重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她也努力地试图拯救两名类似的男子，但一次都未成功。
拖累症患者有类似的心理。他们有时想拯救朋友，有时想拯救爱人，有时想拯救孩子，有时则想拯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是，假若他们能深入地了解自己，会发现他们童年时不是想拯救自己，就是想改变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童年时想改变亲人，其实就是想让亲人多爱自己。
但是，任何人，只有自己愿意努力改变自己时，性格的改变才有可能。假若一个人不愿意主动去改变，那么任何人想改变他的努力恐怕都只会失败，而没有成功的可能。
这样说来，杜拉斯其实也是一个拖累症患者。对于所有这样的拖累症患者，《爱是一种选择》这本书是一剂良药。
不过，从前面导语中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改变，我们本能上是抵触的。《爱是一种选择》让我的那位朋友仿佛看到了一条阳光大道，但她那时宁愿沉溺于不幸和痛苦中，也不愿意走上这条阳光大道，因为它是未知的。
并且，“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词不能细致地描绘出它的本来含义。这个词很容易令人以为，能否有一个好的内在的预言，是一个人自己说了算。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我预言”常是一个人内在关系的对话。这个内在关系的核心，是“内在的父母”与“内在的小孩”。
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杜拉斯的小哥哥内化到杜拉斯的心灵深处，成了她以后选择恋人的重要原型。
其实，每个重要的亲人都会内化到我们心灵深处。我们童年时与每个重要亲人的关系模式都可能成为我们内在关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我们目前的现实关系中得以体现。
由此，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就是我们童年时与重要亲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假若一个人屡屡被重要的亲人抛弃，他就可能形成自暴自弃的预言。相反，假若一个人得到了大多数重要亲人的爱与认可，他就可能形成阳光灿烂的预言。等长大后，他会坚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赢得别人的爱与认可。
在《定律四：多一只心灵之眼，看破关系的迷雾》中，我讲到，我们的一生就是不断与别人进行投射与认同的游戏的一生。你把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给别人，别人也不断地将他们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给你。谁的内在预言更坚定，谁就更可能成功地将自己的东西投射给对方，并让对方认同自己。
譬如，我的一个朋友说，她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大家都会喜欢她。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念，她会很自如地和每个人交往，她靠这个信念结交了许多朋友。在商务场合，她一样能和每个人平等相处，不会因为对方的地位很高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不会因为对方的地位低就趾高气扬。于是，她在相当程度上跨越了商务场合的送礼、请客等烦人的潜规则的障碍，用一颗最简单的心获得了成功。
她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个信念，这样一个积极、自信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我问过她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从小就获得了几乎所有家人和重要亲人的爱。
很多人在社交中特别敏感、特别自卑，很在乎别人的反应，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总有一个消极的预言——“我是不受欢迎的”。这种消极的预言的形成，常常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家中不受关注，或者他们的家庭整体上都对社会交往有强烈的抵触和自卑。
“自我实现的预言”有相当的稳定性。在相当程度上，它可以和内在关系模式画上等号。它们都是童年时我们在与重要亲人的互动中形成的，改变起来并不容易。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重要性恰恰意味着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动参与者。我们主要是被自己内在的东西所决定的，而不是被外在的所谓“命运”给强加的。
并且，尽管内在的东西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我准备写的心灵成长的第六个定律——答案，在你自己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