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死了。

昨天我手刃了一头驼鹿。

我能说什么呢？

不是它就是我。我饿坏了。其实我都开始瘦了。前一夜我在山下的玛丽谷，从一处院子里取稻草。我用我的刀割开稻草垛，装满背包，然后睡了一会儿。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起身来到营地东侧的洼地里，在一个预先选好的地方铺下稻草作饵，早就认定那是绝佳的藏身之处。之后我趴在洼地边缘守了几个小时。我知道这里有驼鹿出没。我见过它们。它们甚至一直走到帐篷边。它们在山坡上游荡，多多少少跟随着自己理性的直觉。总是在路上——这些驼鹿。它们似乎相信别处会更好。它们或许是对的。最后总算来了一头，身后跟着小鹿。小鹿也在，让我有些意外。预想的情况中没有它。但是它在。风向绝佳。我用嘴叼着刀子，不是小刀，是大的，一把大刀，等待着。驼鹿慢悠悠朝我踱来。时不时在乱石堆和洼地里的小桦树上啃上两口。最后它站到那儿。就在我脚下。真他妈大。驼鹿都很大。总是容易忘记它们有多大。于是我跳到它背上。我当然已经在脑子里把过程演练了十几遍。我预料到它不喜欢这样，它要逃跑。确实如此。但还没等它加速，我已经把刀子插进了它的脑袋。就这么一下子，刀子穿过驼鹿脑壳扎进脑仁，就这么插在那儿像一顶奇怪的小帽子。我跳下来爬上一块大石头，看着那头驼鹿回顾自己的一生：所有饮食无忧的美好时光、阳光充足的慵懒夏日、秋后与公鹿之间的短暂爱情，以及之后的寂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喜悦，但还有早年冬季的疲惫，以及烦躁——据我所知这是最不安的因素，得以逃离这些因素或许对它来说是种解脱。这一切都发生在它倒下前短暂的几秒钟内。

我站在那儿看了它一会儿，还有那头没有逃跑的小鹿，它就站在已死去的母亲跟前，并不完全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感到一阵不快且陌生的兴奋。虽然我已经在这儿露宿多时，但这还是我第一次杀戮，这下我可杀了头大动物，挪威最大的动物，大概吧。兴奋与我的良知斗争着，我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利用了大自然，很可能索取的比我能够归还的多，反正短期内是这样，这让我很不喜欢。事物之间本应是平衡的。但饥饿就是饥饿，我宁可以后再报答。我这么想着，从石头上跳下来，赶走幼鹿，之后才从驼鹿的脑颅上抽出刀子，把死去的驼鹿开膛破肚。一大堆内脏滚了出来，我切下一块肚腩生吃了。当时当场。印第安人做派。之后我尽可能多地切了一些趁手的小块儿，运到帐篷，从那儿拿来斧子，把剩下的驼鹿给劈了。天黑前我把整头动物都运到了营地。我用篝火煎了大块的肉，几星期以来头一回吃了顿饱的。剩下的肉我都挂到前几天造好的原始熏炉里熏着。然后我就睡了。

今天醒来的时候，听见小鹿在帐篷外。我还能听见它在。不敢起床。我没法正视它的眼睛。

我也不能就这么躺着。我需要牛奶。脱脂牛奶。没有牛奶我运转不良。我会变得烦躁易怒。我很清楚自己必须下山混迹人群才能搞到牛奶。我只好不得已而为之，牛奶非要不可。于是我像个正常人那样下山来到宇乐沃球场 。以前不说每天吧，也算是经常去，但自从我——好吧，怎么说呢，自从我搬到森林里来以后，事实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做了，我住在森林里——我去那儿的次数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我没钱，之二是我不想和人打交道。他们特让我反感。越来越这样。但牛奶我非要不可。我父亲也喝牛奶。但现在他死了。

我能不断听见小鹿在帐篷外的声音。它用一种活跃吵闹的方式报复我。它想把我逼疯。我却钻进睡袋更深处，并系紧袋口，我和身外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空洞。我出不去，世界也进不来，我像婴儿般悄无声息若无其事地躺了一阵。但小鹿并不罢休。它就一直站着，站着。于是我就得撒尿了。老天，那不过是头幼鹿，我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一个成年男人，要为杀死一头驼鹿而良心不安？这是物竞天择。这头小鹿必须学会这个，它应该感到高兴，教给它的是我，多普勒。如果是另一个更不择手段的家伙，可能连它一起都捎带了。

我出去撒尿。总是去同一个地方。在帐篷后面的平石板上。通常我能从那儿眺望整座城市和峡湾，但现在不行，因为有雾。完全忽视小鹿的存在。我就是简简单单地当它不在那儿。我撒尿时它紧张地跟着。我试图背对它，但它肯定瞥到了一眼，并且还没看够。它挪了几步，换了个角度观察。我转开，但小鹿跟着转。就好像它要确认自己没看走眼。跟所有那些人一样。这就是我人生的传奇。好吧，见鬼去，我说着话转向它，裤子挂到膝盖，手举在空中。看呀，我说，现在好了？看够了吗？满意了？

但那个无礼的小畜生并不满意。它瞪我。对于来自驼鹿的侮辱，我的容忍度是有限的。斧子插在一棵树上，伸手就能够到，我抄起它用足力气朝小鹿挥去。它往边上一躲，然后跑进树丛。

生活教会我欲盖弥彰的道理，所以还不如趁早交代：我有一根大棒。

我能说什么呢？

我有一柄——不说巨形吧——也算得上出众的生殖器。

简而言之，一根大屌。

我一直随身携带。它很大。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又长又重。还粗。总的来说就是大。

学校里他们叫我大屌多普勒。

好在已是多年前。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受此困扰。但这曾是我的隐痛。我本来有很多其他特点希望别人关注。

大屌多普勒。

其实再次想起这些让我非常恼火。我已经不想它很久了。该死的驼鹿。它要是再回来，看我不砍掉它的脑袋。

昨天我没喝到牛奶。我花了一整天追踪那头该死的小鹿。我把它唬进森林之后不久它又跑了回来。让我恼火的是它在帐篷外站了几个小时。它跟山下松恩湖高中的学生没什么两样——那个看上去可以抚平一切创伤的地方。我年复一年骑车经过那里。现在要是我乐意并且没有雾的话，拿个望远镜就能看见。学生们总是站在角落里，用一种尴尬不安的方式流连着，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直到上课铃响。要是小鹿能搞到烟，它一定二话不说就抽上了。它独自留在世上，开始渐渐意识到世界是残酷的，它看不到任何未来和活着的意义。它把挫折感发泄到我身上当然是不成熟的，但还能指望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它还只是个孩子。

过不多久我的耐性就空槽了，管它是不是孩子。我非常冷静地穿上夹克衫，手举斧子冲了出去，但是小畜生又逃跑了。我在山冈上转着圈追了它好几个小时。我们从智慧岭下山到松恩湖，甚至都快爬上宇乐沃牧场 。GPS显示我们以超过十二公里的时速跨越将近五英里。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回到帐篷之前天就已经黑了，我也筋疲力尽。小鹿不久后再次现身的时候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我投降。当晚我们一起睡在帐篷里。小鹿提供了惊人的热量。我大半夜都用它当枕头，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俩躺在那儿，以我从未在人类那儿体验过的亲密注视着对方。我觉得我在我老婆那儿都没体验到。哪怕在关系伊始的时候都没有。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我为夺走它母亲的性命向它道歉，并让它不必再害怕，从此它可以来去自如。

小鹿自然什么都没说。它只是用硕大的、充满谅解的眼睛看着我。

拥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是幸运的。

昨天我们躺在帐篷里闲聊了一整天。我给小鹿喂水，还给它找来谷物和多汁的树皮，而我自己在篝火上煎了些大块的肉。我一边梳理着它的皮毛一边耐心地对它讲解，既然人类捕杀驼鹿已经几千年，那就说明这不是闹着玩的，而是单纯出于生存需要。如果放任鹿群肆意繁殖，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在哪儿听说或读到过，于是我就这么说了，我说要是出现太多驼鹿，就会开始传播疾病，既有生理上的又有心理上的，最终森林里就会出现非常糟糕的状况。你自己看看，我对小鹿说，话说它应该有个名字，我得给它起个名字，但我现在只好说，你自己看看：成群结队或染病或脑残的驼鹿因食而争喧嚣四散，卑劣地违反各种森林法律和驼鹿规章。谁都不想这样。所以我的祖先要猎鹿，所以如今我们还在猎鹿，我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赖以鹿肉和皮毛为生，我低声补充道，但我们还在继续这么做。我们觉得去森林里猎鹿很惬意。我知道猎人之间都有诚挚的友谊，我说，这已经成为某种习俗。我们出于旧习而继续这么做。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后果恶化，我之前提到过。就是这样。但我杀死你的母亲并非出于旧习。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而且自从蓝莓季节结束之后就没怎么吃饱过。很抱歉我动了刀，我说。这么残忍实在没必要，但我没有枪，而且我也不会射击。要是你怨恨我并且纠结于对我的极端情绪之中，我非常理解。这是人之常情。你必须自己体会这些情感并划清应有的界限。但你应该知道，我愿意支持你度过这段困难时期，我说。另外，停顿片刻后我接着说，本来你的母亲就快要剪断你们之间的“脐带”了。她会把你从身边撵走并求你离开。因为你们驼鹿就是这样。你们看上去这么善良，但你们对待自己的孩子像对待屎一样。你们就是这么野蛮。你们生下孩子并哺育他们，稍加指点就一走了之，孩子对危险还一无所知就被一脚踹开。你母亲不久就会这么做，说不定就是下个礼拜，她会坚持认为你们应该各奔东西。这对你来说将是痛苦的一天，大多数驼鹿无法幸免的一天，但你现在就不用经历这些，因为我结果了她，这样你记住的就不是那个用分叉的舌头 倒数计时的她，而是那个永远守在你身边的她，那个突然被命运无情夺走的她。我一边说一边用我的梳子给他梳理皮毛。

其实不久前我也失去了一个亲人，我继续说。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根本不了解他。我从来都不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现在他走了。所以我们同病相怜。你失去了你的母亲，我失去了我的父亲。与其把气撒在我身上，倒不如去责怪行星路上的杜塞尔多夫先生。我去他家地窖的道路一直都很通畅，我解释道。他的亡妻生前及时酿制了足够享用多年的果酱，另外他还有个塞满培根和其他肉制品的冰柜。仔细调查周围住宅区几周之后，我发现杜塞尔多夫的房子是最方便潜入的，而且杜塞尔多夫本人也用他的漫不经心、粗枝大叶外加酗酒助了我一臂之力。每当他晚上坐在那儿制作毫无意义的战争模型时——那些二战军用车辆模型，都设定为1︰20还是什么比例，自然是夸张的真实效果和精准的配色——我就从院子入口那扇整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大敞着的门溜进房子，下地窖，恬不知耻地拿些好东西，打包出门，穿过院子重返森林。这个套路我自认为杜塞尔多夫先生和我都很满意。他反正该有的都有了。大房子、一柜子的食物，根据地窖门边桌柜上的银行票据，他还有不少的钱，另外，还有一项显然填满丰富生活的爱好。很难想象杜塞尔多夫还有什么奢望，我对小鹿说。我几乎开始觉得我可以按响门铃直接跟他打个招呼说我时不时会去他的地窖饱餐一顿他的余粮，他一定会微笑着答应。但他一定是改了主意，因为不久前他给院门上了锁，还竖了牌子贴上写满警告、报警电话、“禁止入内”“严惩不贷”的纸条。

就是这样。人们总是满腹狐疑提心吊胆。

于是我又站在了贫瘠的土地上，没过几天我就——出于自然规律——饿了。我越来越饿，最后除了给你母亲设套并往她脑子里扎刀之外无计可施。事情经过就是这样。饥饿就是这么工作的。其他都不重要。但必须吃东西，我对小鹿说。你可能自己也知道，或许不知道。希望你不知道。

对牛奶的需求变得迫切起来。我在包里装了一二十公斤驼鹿肉，下山到宇乐沃体育场 去。小鹿在后面跟着，但我用严肃的口气告诉他不行。你得在这儿等，我说。等，我字正腔圆地重复了一遍，就像对一个弱智儿童说话。我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已经够现眼的了，不需要再牵头驼鹿来出风头。放松，我说，我不会去很久。但他不肯放松。他不让我走。可怜的小驼鹿，我说，你以为我要抛弃你，但我不会。我只是去商店搞些牛奶和其他我需要的东西。一点不管用。离愁闪烁在他眼里，他这么黏人让我感到很担心。我以为驼鹿都很独立。他就像以一种我尚无法承受的方式与我连在了一起。我开始责怪他死去的母亲，为什么要在狩猎季节中冒着危险带着他旅行。她想什么呢？

我停下脚步放下背包开始安慰小鹿。想把他举起来，但他太重了，于是我只好以顽皮而友好的方式用指关节摩挲一下他的头。我给他“椰子”了一个，在我们家是这么叫的。之后我花了些时间把整个状况推心置腹地跟他解释了一通。我对解释非常依赖。跟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总是这么做。要是成年人撒谎或隐瞒，孩子是会察觉到的，我这样告诫自己。所以我连解释带比画地说，我现在要下山去找人类，这对一头小驼鹿来说太危险。山下有私家车和巴士，嘈杂吵闹还满是让人困惑的信号。其实这几乎是人类最典型的特征，我说，只要和让人困惑的信号沾边的事人类都是大师，这方面没什么能胜过人类，你就是找个一千年，也找不到比来自人类的信号更让人困惑的。

要是驼鹿走失到人群里，就会被射死。我一边说一边惟妙惟肖地模仿一头走失的驼鹿惨遭射杀。所以，我说，你最好还是留在这儿。我过几个小时就回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说不定还能一起找些乐子。我等着他给我一个信号，让我知道他理解我说的话并同意留下，但是他没给。

他不顾所有的解释和全部的好意，还是继续跟着我。最后我把他往树上一拴，完事。

易卡便利店 的老板满腹狐疑。他就像本书一样让我读出了心思。疑窦从他的每个毛孔里渗出来。帮帮可怜的猎人兼采摘者吧，我说，但看得出他觉得这很奇怪。

我们站在储藏室跟前，他故作淡定，尽管微笑训练有素并深谙顾客至高无上的营销理念，他的不信任还是散发得淋漓尽致。我提的要求，自然是违反了所有行为规范和操作守则。我为他提供鹿肉，来交换牛奶和他丰富货藏中的一些别的东西，他觉得划不来。

我知道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经济形式已经过时了，我说，但现在我还是站在这里，而且肉是好肉，况且这种经济形式其实不错，等价交换，互惠互利。我敢肯定这种形式正在回归，我说，就快时兴起来了，要是你接受这个建议，之后你就可以炫耀你的前卫。你引领了潮流，因为以物易物的风尚一定会卷土重来。十年之后就是物品交换的时代了。明显，我说，因为按照现在这样是发展不下去的。行不通。你随便拿张报纸或拿本杂志翻翻，你就能看到，当下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如果我们想几十年后还能持续发展的话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我注意到你在权衡，我说，你在思考。我注意到你到现在都没有说不。

他已是三十过半的年纪，对自己的现状还挺满意。他一定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并认为在宇乐沃体育场开个易卡便利店很带劲。店是新装修的，国内最现代的超市之一。货架上新鲜食品琳琅满目，还有开价数千克朗的帕尔玛火腿、大如房子的奶酪，工作环境安全可靠，职员互相关照恪尽职守。他打着算盘。他稳赚不赔，但被人发现的概率是多少？况且他也喜欢驼鹿。话说人是不会和驼鹿讨价还价的。

他谨慎地环顾四周，确保他的下属都不在附近偷听他将要说的话。你想要什么？他问。

我说我想要的挺多，但最重要的是达成牛奶协议。牛奶协议？他问。我点头。我，也就是说我的器官和细胞，我的身体，简而言之，每天需要一整升脱脂牛奶，我说。所以我希望每周一和周四，商店七点开门的时候，能有相应的三盒或四盒脱脂牛奶放在储藏室外，比方说，放在垃圾箱和墙壁之间。

为什么一定要脱脂牛奶？他问。

我的好人啊，我说，脱脂牛奶代表了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随便一个傻瓜都能随时弄到普通牛奶，我说，但迈到脱脂牛奶这一步需要至高无上的灵感和叹为观止的分离技术，直到近代才真正实现。事实上，我很担心人类是否还能走得更远。脱脂牛奶很有可能江山稳坐。至少给我们设立了极高的奋斗目标。

脱脂牛奶光宗耀祖。

要这样持续几周？他问。那得看需求了，我说。什么需求？他问。到时候就知道了，我说。另外我还需要电池和店里的一些小东西。我们说的是多少肉来着？他问。今天我包里装的这些都归你，现货，要是交易持续到圣诞节以后，还有更多。成交，他说着握住我的手。

这就好。这是狩猎及采摘文化的胜利。

刀杀驼鹿换牛奶和其他商品。这是个突破。

或许世界还有救。

世上这么多人，我居然在店里遇到了我的老婆。

白天这时候她应该在上班的，但今天她显然没有。她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你好，我说。

你看上去不好，她说。

要是我说我老婆觉得我现在住在森林里很奇怪，并不表示我心情沉重。她其实并不怎么理解，看上去是这样。为此我并不怪她。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很理解发生的一切。我父亲刚死，才入土不久，我的母亲、姐妹和我料理了后事后，我出门骑车。那是春天的事。漫长冬天过后在森林里骑车是件快乐的事。我当然一年四季都骑车。骑车上下班。我是个自行车手。我大概首先就是个自行车手。没有什么前提能阻止我。冬天我就用钉胎。我有头盔、自行车专用手套、特制的裤子和夹克、自行车电脑、车灯。我每年得骑上个四百英里。要是哪辆汽车不乖我就折了它的雨刷，毫不含糊。我会敲车窗。我会喊破嗓子，车停下来逮我我也不怕。我会据理力争，坚持我作为自行车手的权益。我骑得很快。比汽车快多了。最好是在早高峰。比如说松恩路上，翻过亚当坡继续下行到特莱色思大街和柳树街。好多汽车，更多的是电车。电车总停在特莱色思大街正当间，因为几乎从来没有车与之抗衡，汽车都得停下来，但我可以蹭上人行道，大摇大摆地从准备上车的人右侧经过，然后在电车前方四五米处冲回大路，趁电车再次发动之前，有的是时间。那里的人行道正好比一般的高一点，并且稍稍向上抬，所以我可以飞一个，我总是两个轮子一起着陆，就在电车轨道正中。帅呆了，但我也不当回事。有人看见就看见吧。或许他们中就有人受到启发去给自己搞一辆自行车。有这样的想法我就知足了。我带着这个想法继续前进，朝着下一道障碍——比斯莱的环形路口，在那儿我还有个专业司机不喜欢也不一定合法的绝活。但作为自行车手就必须得逍遥法外。他们必须生活在社会之外，那些交通规则虽然是为健康的人设立的，却越来越偏向于机动车辆，必须打个擦边球。自行车手受到了压迫，我们是沉默的少数派，我们的猎场总是越来越少，我们被迫挤进不相称的交通模式，我们不能使用自己的语言，我们被逼到了地下。但留神了，因为不公如此明显，谁也不要感到惊讶，愤怒和暴力终会从自行车手中跳出来。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当所有非自行车手肥胖到几乎无法自如地出入车门时，我们会不顾一切地反击。

我是自行车手。我是丈夫、父亲、儿子和员工。还是房产所有者。以及一堆其他身份。人总是那么复杂。

反正我就是在外面骑车。春天的时候。然后我就倒了。挺没道理的。森林里走得都挺熟。范围通常也小。我挑了条小径，骑着骑着就进了野地，正下坡呢，前轮就突然卡在了两块石头里。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屁股砸在了树根上，外加自行车撞上了脑门。我就这么躺着。开始疼得跟鬼似的，动弹不得。我只是静静地躺着，抬头望着几根树枝在微风中缓缓地移动。许多年来第一次这么安静。当最糟糕的疼痛缓解一些以后，我感到一阵由衷的平和。只有森林。往常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复杂的感受、想法、责任和计划都烟消云散了。突然之间，只剩下森林。而且我脑子里也不再出现任何伤脑筋的儿歌。它们平时总是一刻不停地在我脑子里。我儿子和他的小伙伴看的那些录像或DVD里电影的主题曲，它们太有穿透力，太狡猾了。就这么沉甸甸地附着在我的中枢神经上。在我跌倒之前，它们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循环了几个月。整个冬天都在困扰我。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甚至我父亲死的时候。我都打算因此去挂个号。比方说吧，《企鹅家族》。我儿子特别爱看这部德国制作的企鹅片。吧啊，吧啊，吧吧吧，吧啊，吧啊，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啊啊，吧，吧，吧啊，吧啊啊啊啊！这玩意儿能在脑子里转悠一整天。从我早上睁开眼到我晚上倒下睡觉。冲澡、吃早饭、骑车去上班、开会、骑车回家、买菜、去幼儿园接儿子，等等，等等。《企鹅家族》从早到晚。其他几天是《巴布工程师》。老天爷。巴——布工程师，能修好吗？一定行！ ， ， ——！要不就是《天线宝宝》。吓人道怪。这些——不好意思——操蛋的、矫情的小人据说是由英国心理学家研发出来开发儿童智力激发好奇心的。两岁的时候还真他妈管用，但对其他年龄段的人来说就太弱智了。丁丁！迪西！拉拉！小波！天线宝宝。天线宝宝。说——你——好！有种想把他们塞进碎纸机的冲动。还有《火车头托马斯》。好吧。大概没那么恶心。反正头五六十回还成。积极向上地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个没完，顺着老掉牙的铁轨模型，沿途风景有点像英国，虽然所有孩子都知道其实地点是索多岛，在那里小火车头托马斯快乐地开来开去，和他的车厢安尼和克拉拉比亚一起，还有他的火车头同事派尔西、托比和詹姆斯，以及别的有名字的交通工具，比如直升机哈络德、巴士贝尔蒂、推土机特兰斯，以及指挥员，我们家叫他帽子先生，每当火车们做什么好事的时候他就立马出来表扬一下，乐此不疲。例如他会说你真是个能干的小火车头，托马斯；他也会来硬的，就像上回那些大火车头得意忘形拒绝亲自拉车厢的时候。这些破事可别让他知道了。

但现在我躺在野地里的时候，帽子先生已经在我的意识之外。歌声安静了下来。所有围绕浴室的想法也奇迹般地消停了。我都不记得上次不想浴缸是什么时候了。但是现在浴缸离开了我的意识。我一点都不会考虑到底是用意大利瓷砖还是西班牙瓷砖，或者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或者我们根本就应该采纳别人的意见，使用马赛克玻璃，这自然是我老婆最热切向往的。更别提颜色。我根本就不考虑颜色。没有蓝色。没有绿色。没有白色。并不是我不再担心天花板或瓷砖的颜色，但念头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消失了。我从这场无休止的旋转舞会中解脱出来。我也不去考虑混合水龙头，虽然它们有七百种款式，拉绒钢的六周之内可以送货上门，要是可以接受普通材料的话还能再快点，但为什么要接受普通的呢？或者浴缸，也是我们在英美对伊拉克采取行动的当天必须讨论的内容。我记得当时得知我们也将卷入这场战争后我很恼火。非常招人烦。好像在所有卫浴设备中做选择还不够闹心似的。现在我们还得在伊拉克战场上选择立场。我不喜欢世界上发生需要我过多地使用脑容量思考的事，鸡毛蒜皮。不是我不顾全大局，而是我压根儿不想关心。好几个星期我都因为他们不等我们装修完厕所就开始轰炸而气不打一处来。我想着去他妈的，我们到底是选那个便宜许多的波兰浴缸还是那个我们同样挺喜欢的瑞典浴缸，抑或我们应该咬咬牙始终优先考虑质量而不是成本，反正两个浴缸各有千秋。瑞典那个也不是处处领先。炸弹在电视上——我们把音量调小了——飞过幼发拉底河或是底格里斯河或者两条河都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互相画着浴缸的位置，把波兰的和瑞典的各自的优缺点都列在表上，这个过程实在太熬人、太费神，一旦开始觉得它不那么重要，整个项目都会土崩瓦解，甚至危及婚姻。

躺在荒郊野外，我连马桶都不想。也不管是用当下最时髦的内嵌式，还是凑合着用更经典更灵活的款式。那个森林中的午后，连和水管工的对话都抛在了脑后。特别是最伤脑筋的那次，他说先前那位水管工干活太糙，以至于大便钻不到混凝土下面的通道，所以就差那么几秒钟他就要跨出那一步，把整个地板掀起来重新排管子。

这些全都消失了。好些事我突然之间就不想了。

我受了伤躺在野地里，任春天的阳光洒在脸上的时候，我想的是：我的父亲不在了，永远地离开了，而我从没能真正了解他，当我母亲跟我说他去世了的时候，我都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他是在夜里去世的。突然之间。悄无声息。但躺在野地里的时候，这一切以全部的重量渗透到我心里。如此剧烈。人来人往，花开花落。一夜之间，恍若隔世。我任其在体内渗透，意识到区别如此巨大，以至于所有念头不得不俯首缴械。人秉持并拥有的一切，一瞬间灰飞烟灭，只因这是存在和占有的最后一刻。这是个让人生厌的结构。一边无所不包，另一边却一无所有。紧随这些想法而来的无力感，外加头上挨的那一下，让我短暂地昏睡了片刻。醒来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十六岁的女儿几天前在竞技场电影院看完《魔戒：双塔奇兵》之后坐在咖啡馆里对我说的话。这片子她之前已经看了十一遍，现在她再也不能接受我没有看过的事实。反正她不能容忍自己的父亲没能分享她历史性的情感体验。当初她排了两周队才买到首映式的票。她和她的男朋友，以及她的朋友和她们的男朋友。他们穿着精灵服。为了让学校批准她在学期中间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我们和校方进行了几次严正的交涉。她是个全优生，而且英语老师保证这没什么危险，况且据说托尔金最擅长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所以没问题，保暖睡袋什么的我们也一应俱全，不在话下。电影里有这么一幕，那个非常邪恶的萨鲁曼——其实像极了那个死去的哈马斯领袖，白头发白胡子坐着轮椅尖声尖气地说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都永远不会投降。在长期培育所谓半兽人——残暴的大个子怪物——并指派它们残杀一切善良的生灵之后，他的矿坑和城堡最终遭到摧毁。那些捅了他马蜂窝的家伙是一群被霍比特人说服参战的藤精树怪。他们还摧毁了一座大坝，这样河水就涌了出来，对萨鲁曼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的话也对女儿造成了一定伤害——我说萨鲁曼要想在那大坝脚下再造一座城堡一定得花不少时间。我女儿对这话置之不理，但我们走进咖啡馆的时候，她眼神里却充满怨恨。我很想知道她究竟怎么了，但我不想说，我是害怕她可能说出的话。在我看来她是如此神秘莫测，以至于我随时随地都准备着应对任何情况。十多岁的女孩对我来说总是充满谜团，从我和她们一样大的时候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增无减，那是自然现象。如今我有了自己的谜团。在那个夜晚过去近六个月的现在看来，当时我和她的距离真可说是无边无际。用最理性的思想乘上你能想到的最大数字，这样的话跟我女儿大概还有一墙之隔，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到咖啡馆坐下。怎么了？我终于问。

她说她为我看完这样的史诗大片之后做出的第一条评论感到震惊，居然如此玩世不恭，居然对我刚刚目睹的历史震撼无动于衷。

看了就看了呗，我说。我们刚看了一部非常昂贵的妖怪电影。很刺激。既然它对你那么重要，我看看也很高兴。

她说她无法接受，这证明她和我之间的代沟正如她担心的那样巨大，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更大。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我问。

我们刚看了一个关于善与恶的故事，我女儿说，你心里难道没有任何感觉吗？

当然有，完全有。我不是说了很刺激吗？我明白那个戒指很邪恶，每个人都想得到它，制作也不错，那个谁，他叫什么来着，那个吃鱼的透明人……

咕噜，她说。

没错，我说，做得很不错。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真的很了不起。战争场面也很震撼、完美。

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爸爸？她问我。

我摇摇头。

你不喜欢人类，她说，你不喜欢人。所以我也不喜欢你。

她起身走了。

她就这么和我分手了，就像我是她的男朋友。其实挺了不起。有那么片刻我甚至为她感到骄傲起来。走的是我女儿，她离开的时候我想。她会有出息的。之后我点了杯啤酒，把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归进非理智行为的文件夹，并且想着过几天她就会恢复原样。不过刚才那样子多多少少也是她的本性。

但几天后当我躺在野地里，感受着头上的疼痛和脸上的阳光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女儿是对的。

我不喜欢人。

我不喜欢他们做的事。我不喜欢他们的样子。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话。

我女儿的话正中要害。她把我很久以来一直回避的结论说出了口。最近几年我渐渐地和身边的人拉开了距离。工作使不上劲，在家基本也是。我老婆提过好多次。她以为是自己的错，因为缺乏更好的解释，我就让她这么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承认是自己不对劲。反正只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就行。我几乎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境况，明明知道世界上发生着许多事，却完全不去考虑它们跟我有任何关系。而我的女儿，身穿精灵服，一针见血。

那个下午我在野地里躺了很久。吐了两回，最后终于饿了的时候我试图用打气筒弄下个松鼠来，打偏了。然后我老婆打电话来，问我去哪儿了。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我说着，试图站起身。勉强可以。我回来了，我说，开始拄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回家。

身上有严重的擦伤，一块黄紫的瘀青，大约有德式猪排那么大，另外估计还有一定程度的脑震荡。老婆为我包扎伤口，我告诉她问题不在她那儿，而在我。好吧，她说，什么问题？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我说，但我躺在森林里思考了一下。很好，她说。

第二天我待在家里没去上班。从公司医务室开了个病假单，他们让我休息一两个礼拜。

我女儿继续翻来覆去地看《魔戒》，并且声明再也不要从我这儿听到任何相关的冷嘲热讽。而我的儿子，格雷古斯，也就上帝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叫他，只要不在幼儿园，他就整天整夜看他那些伤脑筋的动画片。上帝保佑幼儿园。

病假即将用完的一天，我开始翻阅一堆母亲在父亲死后给我的纸和照片。都是发票和笔记，其中居然还有一大堆马桶的照片。我打电话给母亲，她解释说父亲活着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坚持给他使用过的马桶拍照。他从未解释为什么。他拍下照片然后守口如瓶。成果是几百张马桶的照片，外加树、石头，以及其他人们出门在外时找来小便的地方。我马上意识到我比之前以为的还要不了解他，但我喜欢这些照片，我也喜欢他给所有马桶拍照这个想法。这想法很适合他。我的父亲，马桶摄影师。作为这件事的结果，或者说作为这件事在我心里制造的所有情绪的结果，至少希望是某种具体诱因的结果，我一时冲动并且继续保持着这种冲动打包上路闯进了森林。我在厨房操作台上留了个纸条，上面简洁明了地说我要去森林里转转，不知道我要离开多久，但他们不用等我回家吃晚饭。这大约是半年以前，自那以后我只见过我老婆几次面。她来帐篷里找过我几次，为了做爱，也为了劝我回家，虽然每次我都答应她，但一直没做到。我说我会回家，但我没有。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谎言，但又怎么样呢，这是我的生活，我需要在森林里待上一阵子。

我老婆很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怎么以为，她是这么说的。这我已经不在乎了。没什么比别人的想法更不让我操心的了。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们，并且极少尊重他们的意见。我们所谓的朋友早就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往来于我们家，我们也回访。就是由无数晚餐和孩子、无数周末度假屋和无数暑假国外租房交织的一场闹剧。我自然总得参加并因此以一种恶心的方式成了整个闹剧的一部分。我出走森林之后他们一定有很多想法。多普勒，不是别人而是他，他们一定会想。工作理想、家庭和睦、大房子正装修得颇具品位，他们要是问我我该怎么回答？我老婆狐疑满腹地提过好几次。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我疯狂沉迷于动植物，说我失心疯了，想怎么说怎么说。

我承认我的行为对我老婆来说是种考验，我也试图解释说我的小逃避和她没有任何关系。让她相信这点很难，这我也注意到了。起初她怀疑我有了别人，但后来她不这么认为了。反正她现在某种程度上平静地接受了我住在帐篷里这个事实，虽然她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结婚的时候也说过同甘共苦生死与共。问题是同样的一天，对其中一人来说可能甘之如饴，但对另一个却苦不堪言。

我怀孕了，此刻她说，我们站在挪威最大易卡超市的汤料柜台前。

苍天大海呀，我说，又有了？我搬到帐篷里来以后我们还是有性生活的。之前提过，也就那么两三次。她半夜来找我，短暂的交媾之后离开，连外衣都懒得脱。

五月是最后期限，她说，到时候你再不回家，你就全都给忘了吧。那就算玩完了。明白吗？

我听见你说的话了，我说。

我厌倦了一个人对付孩子，还少了你那份收入，她说。

这我也明白，我说，但我住在森林里也不是为了闹着玩。我住在森林里是因为我必须住在森林里，而你不会理解我，因为你从来不觉得你必须住在森林里。你总是很适应，而我不行，你和人类相处甚欢，并且很轻松，而对我来说却甚为艰难。

你快要变得和你父亲一样了，她说着，转身准备离开。

五月，是我听见她说的最后一个词。她停下脚步又重复了一遍。五月。

这下乱套了。下山回到人类中等于自寻烦恼。我对驼鹿说，也是我自己不够谨慎。在我像个正常人那样在超市里晃悠之前，我本该先确认一下我老婆不会在那儿。但现在破坏已经造成，敏感信息已经交换，我又要当爹了。毛骨悚然。这就意味着再来几年从早到晚玩世不恭的儿歌，我不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是否支撑得住。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个小一点的生殖器。一个我的老婆不会这么留恋的生殖器。一个小不溜丢绵软无力的器官，她没有它也无所谓。但人总是得接受原配的那个器官，而且我也从没见过提供缩小这类器官尺寸服务的传单或邮件，而孩子的好处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一出生都会瞬间散发出某种引人注目的神圣光彩。但生生死死，这可恶的轮回。我父亲走了，一个新的生命来了。一个我从未真正认识的人替换为另一个我其实根本就不该认识的人。

而要说我最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父亲。她怎么能这么说？我最恨她就这么把这样的话说出了口。就像她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实。就像她就此事已经思考良久，然后突然决定对我泄露一丝天机，但就那么一丝，冰山一角，只是一丝暗示，给我点东西嚼嚼，好让我自行把余下的画面补全。这是她惯用的伎俩，下回再遇到她我要让她怎么吐出来的怎么吞回去。

小鹿跟我父亲叫邦果，晃回森林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尽管我父亲不叫邦果，小鹿还是要跟他叫邦果。有时候人就要想办法建立起这样的逻辑关系。

包里装着牛奶、面粉、鸡蛋、油和其他基本日用品，但最重要的是牛奶，那是自然，还有我从书店里换来的动物翻翻乐 。花了不到一斤肉。驼鹿是万能的，可以换许多东西。想到牛奶，于是我在森林的边缘停下，同最后一栋人类的房子道了别，然后灌下一升。我把纸桶叠得漂漂亮亮的，留着生火用。

其实我就生活在森林几百米深处，但从来没人经过。人总是跟着路走。他们横来竖往于此。成百成百的人。我得以在森林里住到现在，却也是因为从来没人经过。林主略文秀 对此一无所知。法律规定同一个地方一次只能连搭三天帐篷，而我的已经搭了近两百天。略文秀他一定不会喜欢。那些每周日或假期穿着短裤散步或遛狗的保守派也同样一无所知。他们总是深陷在他们保守的思想中从不到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匆匆经过，他们要去炜塔峰 眺望城市，来确信他们一直居住在城市的显赫位置，他们根本想不到我在那儿。他们脑子里想着是不是应该再投一大笔钱到一只低风险基金上，或者是不是马上就该强迫邻居砍掉那棵树，因为它即将遮挡掉一角面对峡湾的风景或一缕晒进他们花园里的阳光。于是，我就坐在帐篷里不喜欢他们，而他们却不知道。这个我喜欢。这让我很受用。真奇怪。我想这和隐藏自己的欲望有关。那古老的不被发现的喜悦。默不作声地蹲在那儿，相信没人能找到你。这感觉真爽。

我回来的时候邦果几乎乐不可支，当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在帐篷里度过。我们玩玩游戏自得其乐，我体会到了学生时代那种好伙伴之间的亲密情谊。大家就是在一起，也没什么特别的话题。但邦果玩起翻翻乐来很糟糕。他真得好好动动脑筋我才能有兴致多玩几盘。我选择动物翻翻乐就是为了给他公平的机会，而我一次又一次在棋盘上摆满狐狸、水獭、松鼠和鸽子的时候，邦果却一张牌都没有。他根本就记不住牌应该放哪儿。我为他指牌，希望他能以声音或点头等动作给我个信号，但是行不通。没有声音，没有点头。你呀你，邦果呀邦果，我说，你真不是班里最聪明的那个。但你是个好伙伴。还是个舒服的枕头。

我再也不用赚钱，那是肯定的，我抱着胜利的喜悦惬意地躺在那儿对邦果说。他很平静地接受失败。那是应该的。这不牵涉名望与自我膨胀。然而我已经从最初追名逐利的生活中回归成为我们的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最不追名逐利的那个。整个学校生涯中我考虑的只有收入，并视所有非营利性专业为纯粹的愚昧，我说，现在我却意识到，没什么比缺钱更让我不在乎的了。就这么简单。就像唐老鸭的玩笑。砸一下脑袋就全变了。我一心就想着钱，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尽可能多攒钱的愿望中，然后我就从自行车上栽了下来砸了脑袋，一下子我就不再想赚钱了。也不想别的事了。这我必须承认，但我也希望能变成这样。或许条件也成熟了。我在森林里有个帐篷，我有许多时间和鹿肉。我还有邦果——我的新伙伴。感觉就像我们认识了一辈子一样。我老婆要是以为我五月会下山回到她和新生儿以及其他人类身边，那她是在做梦。我完全没这个打算。相反，我打算不这么做，我强调，她大可以来找我。来抬我走。她挺着大肚子是做不到的。门儿都没有。

我做过那么多事。

我是那么聪明。

我是那么要命的聪明。

我在幼儿园很聪明。我在小学里很聪明。我在初中里很聪明。高中里我聪明得让人恶心，不但在课业上，连社交上都是。我很聪明却不是书呆子，不只是念念课本，我时常叛逆、放肆，把我的老师们惹得忍无可忍，但他们还是喜欢我胜过别人。做到这点需要聪明到无比恶心的地步，我今天突然意识到。我聪明地学习，得到一个超级聪明的爱人，并且在有人给我一份聪明到对其他所有聪明的工作竖起中指的工作之后，以聪明的方式，在聪明的朋友们的簇拥下和她结了婚。之后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聪明地抚养他们，我们搞到了房子并聪明地装修一新。在这一切聪明之中我游荡多年。我在其中醒来，在其中睡去。我呼吸着聪明，渐渐消磨了生命。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上帝千万别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聪明。

但我的女儿却让人担心地显露出聪明的潜质，我认为现在搬进森林正是时候，也是为了她好。我滞留森林对她来说几近疯狂，这或许能使她不安，从而帮助她开辟出一条不那么聪明的道路，让她少一些成就，从而总的来说低调一些——如果为时不晚的话。如果聪明还没有在她身体里扎根并充满她的全身。我很害怕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聪明是极易上瘾的。一旦聪明起来之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继续尽可能地把来自周遭世界的积极反馈拒之门外。这是个自动增强的涡旋，永远不需要终结。人们可以成为聪明的学生，之后走上工作岗位——企业、公司，人们可以成为聪明的合作伙伴、朋友、爱侣，聪明的父母和用户，几乎找不到什么事情不能做得比其他人更聪明一些，人们可以聪明地老去，得一场聪明的病，最后聪明地死去，要是我没有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并砸到脑袋的话就毫无疑问会是这个下场。但现在这一切再不会发生。我将不聪明地死去，我也再不会试图取得什么新的成就。我成就够了，我也聪明够了。

幸运的是我儿子还没来得及变聪明，我希望他依然有救。希望我的离开能够拯救他，我一直这么想。对我的想念会为他制造一种不安、一种牵挂、一种不平衡，我这么想，这种不平衡可以把他从聪明中解救出来。我老婆也可以变得不那么聪明。我离开这么久，她累坏了，一定会犯点什么错。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她一定又疲惫又愤怒，并且蛮不讲理，她会睡眠不足从而很可能无法得到让她在工作中表现出聪明可靠的能量供给，这将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罪恶感，没什么比罪恶感更能让她不聪明的了。我待在森林里拯救了整个家。他们以为我离家出走是件坏事，但事实上是我救了大家。我们得好好感谢森林，我的家人和我，假如有朝一日我决定回家的话。

但我想不到什么会让我改变主意。在山上我不会在别人面前露脸，别人也不会在我面前露脸。别人躲过了我的冷嘲热讽愤世嫉俗，我也躲过了他们的聪明和愚蠢。我感觉这是不错的安排。

另外我还在练习孤独。我练习着和孤独一起生活。就像我父亲做过的那样。或许谁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完全孤独的，我的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里，他有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但孤独并没有因此减少一分。他早晨起床的时候，他躺下，或是去滑雪，或是给马桶拍照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从来都不知道。这些想法都不存在了。甚至可以说从来就没存在过，因为只存在于他一个人心里。可能那里有些什么，可能没有。就像薛定谔的猫。假设把一只猫和一个放射性原子核放在同一个匣子里，原子核一旦衰变就会触发某个机械装置释放致命强酸。但是因为无法窥探匣子内的情况，所以无法得知衰变是否发生。因此不得不得出结论，猫的生死两种状态同时存在。我父亲就生活在这样的匣子里。他可能想过很多，也可能很少。他可能过得很好，也可能不好。他同时既完完全全地活着，又完完全全地死了。而现在他只是死了。

我们独自出生，我们独自死去。只有从头至尾适应它。孤独是整个架构的基础。它本身就可以说是一根支撑梁。人和人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作为规则只是在身边的意思。这就够了。有人肩并肩地和他人一起，更有人受圣灵眷顾，甚至得以与他人一起生活。人们坐同样的车、吃同样的晚餐、庆祝同一个圣诞节。但这并不等于一起开车、一起吃饭或是一起过圣诞。那是两种外在。两个星球。另外现在有人发现了新的星体，有人说是行星，有人说不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很多，但事实上我们连什么是行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我们的父亲是什么人。或者曾经是什么人。反正你肯定不知道，我对邦果说，你猜都猜不出你的父亲是谁。说不定他也活在匣子里。森林中的匣子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一头驼鹿，我说。一定是头大个子驼鹿，既然他配得上你母亲的话，她也够壮的，更别提大了。你也会长大。我说着，带他离开帐篷，和一棵松树比量了一下。我尽量让他抬起头，在头顶放了本书，在树干上砍了个记号，并刻上日期。这样我们就能观测一下你长得有多快了。我说。

几天后，晚上，篝火即将熄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薛定谔的猫和我父亲之间的类比太聪明了。我又开始耍聪明了。甚至现在我一个人并决定不再那么聪明之后，我还是很聪明。这是种病。

关于我父亲，母亲给了我另一个从许多层面上多少有些让人不安的信息。他们多次南方旅行中的一次，在好吃好喝了一整夜之后，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要是他在她之前死去，她一定要保证把他和一枚节奏蛋 葬在一起。她要把蛋放进他西服一侧的口袋，他说，她还要请丧葬所的人给他穿上衣服。她当时感觉这是件严肃的事，虽然场景很南方很热烈。我母亲就记得这些，父亲有生之年唯一一次把节奏蛋这个词挂到嘴上。他死的时候我们反复讨论是不是要把这话当真。我妹妹认为没有必要，但我们还是照办了。我去了一家乐器商店，买了个红色的节奏蛋。并不贵，我一离开商店就试着晃了一下。很有感染力。某种程度上挺带劲。对我来说不难想象，作为许多乐器中的一件，它能帮助营造一种发人深思的氛围。当然首先是基本节奏。然后是带重音省略的、更复杂的节奏。节奏蛋就飘在上面，类似某种辅料。它在那儿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一旦少了你却能感觉到。这就是节奏蛋。这同时也是我的父亲。但他从来都没在我面前流露出任何对节奏或节奏乐器的爱好。或许是因为在南方的那个夜晚他喝醉了、高兴了，脑子里充满了无疑伴随他整个夜晚的南方音乐。他在一瞬间，就像很多人都会的那样，觉得他的人生应该多点节奏、多点舞蹈和音乐、多点不羁，而少些寻常的、义务的、无聊的事情。人们总是会这么想，就一瞬间，这并没有什么错。我猜其实每个人都这样，生活填满了原本不该填满它的东西，并且缺少什么我们注意到别人有的东西，比方说，节奏、快乐、内涵、孩子，或各种其他好的有意义的体验。我父亲南下的时候可能就有了那个瞬间。或者也可能是死亡恐惧的突然来袭，想到节奏蛋可以某种方式帮助他超度，或许能靠它起死回生，或许它能跟随他帮助他突破阻碍和挑战。我当然是这么琢磨的。但我知道他读过许多书。他把大多数读过的书都默记在心。他读经典名著。其中许多就写到死亡，这我知道，也不乏各种死亡的领域，以及怎么做才能到达那里，等等。但经典名著一定很少提到节奏蛋。那些古希腊人没有节奏蛋，我猜想。古罗马人也悬。那么我父亲是从哪儿悟到的，这不啻是个谜。然而如今他们都长眠于地下了。父亲。还有节奏蛋。我希望他们可以安息。

歇夜之前我和邦果一起在那个固定的地方小便，俯瞰城市和峡湾。夜凉而清澈，我窥见气象局的几扇窗户里还亮着灯。他们肯定得夜以继日地干活，我想。天气必须归纳、研究，然后建立模型。这工作永无止境。天气没有终结也永不暂停。雪姗姗来迟。去年雪下得早、留得长。十月就已经积起雪来，而今年眼前却一点雪都没有。只有太阳和人群中纯粹的喜悦。但我宁可要雪。雪天是我唯一喜欢的天气。没什么比下雪更会让我高兴的了。我可以坐在窗前几个小时等雪到来。落雪中的宁静。这很有好处。最好眼前有个光源，比如说路灯。或者干脆出门，让雪覆盖。这是财富。这比人们自己创造的有趣得多。另外我还特别喜欢铲雪。永远铲不够。还有就是我喜欢其他人不喜欢雪。雪一来他们就烦。哪怕他们在挪威生活了一辈子也还是接受不了雪，总是为雪所困。所以一下雪我就有些幸灾乐祸。这其中总有些恶意的元素。但现在这些该死的家伙居然在气象局里企图夺走我的雪。情况变得不太稳定，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还会回来，简直让人难以承受。雪对我来说几乎比一切别的都重要。比大多数人类重要。大概比你都重要，邦果，我说。你挺好的。但你并不是雪。 aEgKMekBFFxoVMI8H6APURDCwEpM3NETS9y+Gr1aVO1kq3JrzxW4HrfiLvk7313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