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而“天人合一”则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主要趋向。天人合一观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古人观察、认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不了解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就难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无法把握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天人合一”有着丰富的、多方面的内涵：
第一，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是全部古代道德思想的出发点。基本的论点包括天地生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万物一体。由此引出以下各点。
第二，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认为人道本于人性，性与道合一，而人性又秉于天赋。性是自然，属天；道是人文，属人，性道合一就是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道德的起源和道德修养的问题。
第三，关于人最为天下贵和人禽之别。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有高于万物的价值。人之所以异于禽兽、高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这种对于人禽之别的认识，把道德和道德自觉提到了极高的地位。
第四，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应当怎样对待自然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出发，得出了人要与万物为友、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的结论，实际上提出了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的问题。这是天人合一观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古代虽然不占主要地位，然而在今天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情况下，却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意义，成为当前人们讨论天人合一观时关注的中心。
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并不完全正确，但它既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观念，是古代中国人观察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今天就必须对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传统文化思想，也就谈不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至于说古代“天人合一”观的现代价值，则更需做具体分析，它的各个方面，有着不同的情况。在古代天人合一观中占着核心地位的性道合一，把人道归之于天赋人性，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显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观点，很不科学。其把人与禽兽的区别归结为有无道德，更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指出了这一重要区别，强调不讲道德就近于禽兽，以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则有其合理之处。古代天人合一观中原来并非主要之点的关于人与自然界和谐的思想却在今天引起最多关注，成为需要研究、发展的重要之点。这个事实说明，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和人类认识的提高，传统的天人合一观也必然会经历发展和变化。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观念，儒、释、道在这一点上大都一致，各有不少论述。我们这里辑录的材料以儒家为主。这是因为，从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来说，儒家居于主导地位；从其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作用来说，也以儒家思想可资借鉴的为多。
天地生人，或说人是天地所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观念。这里天地是指自然，天地生人，就是说人是宇宙自然演化所生；人与万物一体，同属自然的一部分。《周易》认为天地彫缊，阴阳交感，化生万物；《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庄子认为万物一体，人的生死，物的存灭，都是一气之化。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肯定人是宇宙自然演化所生。以这一基本观点为基础，形成了传统的道德学说；也由此而提出了人对自然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北宋张载《正蒙·乾称》中，从“乾称父，坤称母”起始，引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结论，由此进而论证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这是这一思想最集中、最简练、最有代表性的表述。
这一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意义。它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正是从这点出发，中国文化没有朝宗教方面发展，不是去追求神道，而是致力于人道的探求，从而发展并丰富了道德学说。
由天地生人的基本观念引出的第一个结论，便是人道与天道的一致。
第一，天道和人道，自然发展的规律与人道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天为天道，在地为地道，在人为人道。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取法于自然之道以指导自己立身处世。
第二，天道与人道的一致，体现在人性中。人要把握天道，无需去祈祷、占卜，只需反身内求，致力于修养。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循性而行，就合于道。天道与人道的一致，也就是性与道的一致，这是古代天人合一观的最核心的内容。
第三，人的修养，或禀于天性而明人道（自诚明），或通过修养而尽心知性（自明诚），关键在“诚”，就是使天道要求实实在在落实到一己的言行之中。
从根本上说，对人道、对道德，应该结合社会经济基础去解释，把人道全归于自然，离开人的社会性谈人道和天道人道的一致，是错误的。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也有其积极方面。它虽以天道为人道之本，却立足于人，提倡通过修养，尽心知性把握天道，这就排除了对神的信仰而大大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从此可以理解，何以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像其他许多民族文化那样走上宗教发展的道路，却形成并发展了深厚的道德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特点，也是它的一大优点。我们应该发扬这种道德传统，努力提高全社会人们的道德自觉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人是天地所生，与万物一体，但又不同于万物。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强调人的价值，肯定人最为天下贵，有高于万物的价值。孟子批评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时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确提出了人与禽兽区别的问题。他指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无此四心，“非人也”。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荀子认为人禽之别在于人能群、有辨、有分、有礼、有义，即有等级之分和反映这种等级之分的政治、道德规范。实际上他们都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指出了人与禽兽的区别；其中又特别突出了人伦和道德。他们从人禽之别来论证人的价值和人伦道德的重要，以为无道德则近于禽兽，知人禽之别才知人贵于物，知人贵于物才知仁义道德的重要，然后才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这是一个根本的价值观念，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民族文化发展中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民间对不道德之人和事常斥之为“衣冠禽兽”和“兽行”，父辈教育子女，也把教以学会做人为第一要务，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禽之别的认识及对之的重视。
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有其局限。孟子强调人禽之别，实际上是提出了人的社会性方面，但他又把道德归之于人天赋的自然本性，因而没有能真正说明人的社会性。在这一点上，荀子以为礼义不是人性本有，而是后天人们为维持一定社会秩序而制定的，比孟子较为合理。但荀子以等级之分为社会所不可缺，又把它视为圣人所作，也反映了他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从天地生人、人与万物一体引出的第二个结论，就是人应该以自然万物为友，对自然采取顾从、友善的态度，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一共同的根本态度下，儒、道的态度又有不同。道家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庄子说“无以人灭天”，主张返朴归真，反对以人力加于自然；儒家则肯定人力的作用，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赞天地之化育”（《中庸》）。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通过改造自然来利用自然。道家离开人的作用而崇尚自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不合；荀子批评他们“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是很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
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盲目地征服自然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面对这种危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也获得了新的意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应该改变人与自然对立、一味追求征服自然的观念，要与自然为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发展了环境伦理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向中国传统观念的简单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立足于古代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在“不务说其所以然而善用其材”的思想影响下，基本上只限于顺应自然规律去利用自然，实际上并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目标。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的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真正实现，都还是要有赖于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对自然的改造。综合东西方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天人合一，人以自然万物为友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改造自然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克服环境危机的合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