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盆望天”比喻行动与目的相违背,愿望决不能实现。
此典出自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这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做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在父亲以及经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的熏陶之下,遍览群书,游历山川,搜集史料,大约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写作《史记》。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司马迁因为为李陵(率师进攻匈奴,被俘投降)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受了宫刑。出狱后,做中书令。为了完成他的不朽著作,“隐忍苟活”,对汉朝统治者已经绝望。司马迁有一个朋友,叫任安,字少卿。任安在任益州刺史时曾给司马迁写信,要司马迁利用在汉武帝身边任职的便利条件,向汉武帝“推贤进士”。司马迁没有及时回信,到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任安获罪当死,司马迁才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这封信里,述说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始末,倾诉了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并述说了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是为了完成能流传后世的不朽著作。他在信中写道:“过去,我也曾厕身于下大夫行列,侍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不在当时伸张国家的法度,为国家竭尽智谋献计献策,现在身体已经残废,成了地位低下的人,处于卑贱者行列里,竟要昂首扬眉,品评是非,这样做,不是轻视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还能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况且,事情的缘由不容易说明白。年轻时,我原以为有高远的、不可限量的前途,长大成人后却得不到乡里的称誉,多亏主上鉴于我父亲的关系,使我有机会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官禁之中。我认为,顶着盆子怎么还能望见天呢,所以我断绝了与宾朋的交往,把家庭私事抛在一边,日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力,专心致力于本职事务,希望取得主上的信任和宠幸,可是竟然会出现与此背道而驰的情况!”接着,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因为“李陵之祸”而遭受残害的情况与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