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

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