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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初）中国古代军事家，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人。其祖先为陈国公子完，后至齐国，称田氏，祖父田书为齐大夫，因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后因齐国内乱，孙武出奔吴国。经吴国重臣伍子胥推荐，并以所著兵法13篇晋献吴王阖闾，被重用为将。时值吴楚争霸，长期交战于江淮一带。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助吴王整顿军队，并制定出先击楚，再打越，最后攻占中原的逐步争霸方针。周敬王14年（公元前506年），吴王纳孙武等谏乘楚兵被袭疲惫松懈之机，迂回奇袭楚军守备较薄弱的东北部，一举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从而使吴国以一隅之地称霸于各诸侯国。其著作《孙子兵法》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涉及战争全局问题，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特别强调应争取民意；提出“先胜而后求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争指导思想；首次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许多至今仍有研究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为中国古代军事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孙武的父亲叫孙凭，在孙武出生后，为了给他取一个好名字，孙凭确实费了一番脑筋，后来，孙凭想：“值此春秋乱世之际，人心思定，将来若此儿有出息，能以武定国安邦，就算是实现了我最大的心愿。”于是遂为其定名为孙武。
这“武”可不是一般的“武”。古人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是谓不争之德，是配酝天，古之极。”
根据文献记载，古来的小学生入学年龄从八岁至十五岁之间。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入学较迟。但很可能中低级贵族子弟未入学前，先学于家塾，年龄渐大才入国学之小学就读。他们一般经过7年的学习，即可升入大学。
孙武受教育的内容，当包括德、行、艺、仪等四大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在小学以书、数的学习为重点，在大学以诗、书、礼、乐的学习为重点。
六艺是六项训练的技能科目，内容繁杂而具体，要求很高。
“礼”有五礼，即吉、凶、宾、军、嘉等。
孙武对军礼最感兴趣。因为军礼专门讲整编队形和作战的阵势，辨识金鼓旌旗发布号令的规则，教导兵众坐下、起立、进退、距离疏密远近的节度等等。后来孙武写下了“夫金鼓旌旗，所一人耳目。人既专一，则勇者不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的论述。由此可知军礼方面的教育给青少年时期的孙武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孙武是将门之后，从小对兵学知识就有如饥似渴的追求。在学好了学校的知识后，孙武向祖父孙书提出了要学兵法的要求。
孙书大喜，知孙儿大约是天授其智一类的人物，从其所请。当时大贤常隐，他相信天下必有精通兵法者，于是派人四处打听，后来便打听到位于蒙山深处碧云庵有一号称鬼谷先生者通六韬三略，研精兵学。孙书便派人把孙儿送到那里，孙武于是拜了鬼谷先生为师，在庵中住了下来，一应吃用，均由孙府供给。
那鬼谷是何人？原来他姓王名栩（xǔ），隐于此间研究兵学已四十余年，世间各大战役他无不知晓，于其胜败原因均加穷究，写成理论，著于简中，故其兵简已堆积了数个房间，如积在一处，颇似小山。王栩因何以鬼谷为号呢？只因其庵旁有一鬼谷涧，遂取以名之。再说那鬼谷先生收了孙武为徒，先考察了他的六艺，尤其仔细考察了他的书与礼二艺，觉得孙武对其掌握得超过常人，心中大喜，便认定他必将是自己第一位高徒，于是让他一篇一篇翻阅自己所著满室之书。孙武按老师指点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他深为鬼谷先生高深的思想所折服，仿佛走进了一座智慧的殿堂，令自己立即变得灵气起来。一年多过去，孙武已把鬼谷先生所著书读毕，于其精义烂熟于心，且能相互融汇，于是鬼谷先生开始考察孙武的读书心得，他说道：
“徒儿已把我之所著书阅读一遍，对于兵家之机有所悟知？”
孙武坦然答道：“学生略有所得。”
鬼谷先生道：
“观你聪颖异常，当有所得，且答我问。一个指挥作战的将帅，手中拥有数倍于敌的大兵，他能否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呢？”
孙武答道：“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
鬼谷先生问道：“什么意思？”
孙武答道：“善用兵者胜，否则败。”
鬼谷先生问道：“何以见得？”
孙武答道：
“桓公二年，齐国强大的军队向鲁国进攻，弱小的鲁军前往迎战，而齐以强败，鲁以弱胜，以此知之。”
鬼谷先生问道：“齐为何以强却败？”
孙武答道：“不善谋。”
鬼谷先生问道：“鲁为何处弱却胜？”
孙武答道：“因为善谋。”
鬼谷先生道：“善谋怎样？”
孙武道：“避其锐气，击其惰气。”
鬼谷双手击掌，大喜道：
“由此见吾徒于军法大略已通，兵贵谋败，不在愚搏。”
孙武接着说道：“故上兵伐谋。”
鬼谷先生道：
“正是，正是。你明日就可离开我，前去查阅古今战史，走访古战场，向当地父老了解战斗过程，仔仔细细研究导致成败的各种各样因素，结合我的理论，去创造你自己的理论吧。”
从此，孙武遂立定了要著就一部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兵法巨著的宏伟愿望，并渴望着日后能用它在疆场上去亲身实践，达到以谋制胜的目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孙武进入了弱冠之年
。
此时的孙武，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只知道缠住祖父讲说战争故事的聪颖稚童，而出落成一个英气勃勃、风流倜傥
的青年才俊。他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志向高远，腹藏良谋。像历史上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孙武鄙视平庸，嘲笑浅薄，渴望抒展抱负，建功立业，寻求自己的人生支点，实现自己的内在价值，谱写一曲生命的颂歌，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年龄大了，本领有了。该是闯荡世界、施展才华、谋创大业的时候了。然而，正当孙武踌躇满志、欲展宏图之际，中原形势的发展以及齐国政局的变化，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深深的思考和慎重的抉择。
当时，鲁、晋、齐、宋、郑等中原诸国，都出现了卿大夫之间武装兼并，又进而图谋夺取诸侯君位的战乱。
在齐景公统治下的齐国，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刑罚残酷，赋敛沉重，统治者穷奢极欲，民不聊生
，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公元前545年，田、鲍、高、奕（yì）四族共讨国相庆封，庆封奔吴，四族取得了胜利，并从此揭开了“四族谋为乱”的序幕。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无不处心积虑，一边培植自己的势力，扩充私属武装，控制经济，一边又互相勾结，互相倾轧，无休无止，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公元前532年，田氏又联合鲍氏，趁执政的奕氏、高氏宴饮正酣之际，突然袭击，一举打败了奕、高二氏。公元前489年，国惠子、高昭子立太子荼为景孺子，而田乞、鲍牧立公子阳生为悼公，导致了一场争政的内乱，田、鲍二族在这场争斗中又获得了胜利。
孙武是田陈氏的后裔，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当然合乎情理地站在田氏阵营的一边。但是，自孙武的祖父改姓孙氏，另立门户以来，孙家与田氏的关系逐渐变得疏远起来。祖父孙书虽然政治地位不低，生活上也颇为优裕，却难以进入权力的中心，几乎等于赋闲在家。空有一身军事才华，却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军事上的委任，统兵征战，再建功勋。孙武心想，自己日后纵然能够进入仕途，但按照目前的形势分析，恐怕也不能手握兵权，在军事领域中一酬壮志。况且，田氏在斗争中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也是一个未定之数，如果田氏在激烈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反而会因为田、孙两家的渊源关系，殃及到孙武的家庭。每想到此，孙武不由对齐国卿大夫之间的这种无休止的倾轧斗争感到十分地反感，也觉得特别心酸，看来，自己在齐国施展军事才华，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希望是非常渺茫了。于是，孙武萌发了远走他乡、另谋出路的念头。他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去选择合适的舞台。
可是该奔向何方呢？
孙武环顾海内，仔细分析着各国的形势，以便作出明智的选择。最后，孙武把目光转到了南方的吴国。
当时的吴国，是春秋晚期迅速崛起的南方强国，建国在东部沿海、长江下游下带，东靠大海，南与越国接壤，西和强楚为邻，北同齐晋各国相望，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寿梦（前585年——前516年在位）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渐盛，政治也较为清明，颇有新兴气象，正是有志之士发挥才能，建功立业的良好处所。
在认真观察了当时各国的形势之后，孙武终于认定吴国是自己最有希望施展才能和实现理想的场所。
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二年（前517年）左右，孙武正值青春年华，他含泪告别家人朋友，携（xié）带妻子和几个忠实家僮，从老家古称“安乐”的采邑（yì）出发，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栉风沐雨
，辗转投奔吴国。
孙武来到吴国后，心想，自己新来乍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如果贸然去求见国王或投靠权贵，不但没有合适的门路，而且很容易招致无妄的挫折。同时，要在政治上有所发展，本身就要有雄厚的资本。军事固然是己之所长，可是自己这方面的高明见解此刻尚且笥（sì）贮腹中，没有形成系统文字，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它们著之于竹帛，成一家之言。
孙武一旦作出决定后，便挈妇将稚辗转来到罗浮山的东麓之下，在那里筑屋卜居，屋名定为栖霞居。孙武在这里植禾艺圃，潜心著述。
他清晰地回忆少年时期读过的所有兵书和各大家的兵学思想，结合在寻访古战场时听闻到的战争故事，对以往的兵法进行提炼和升华。他又以战略家、哲学家的眼光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总结出战争的基本规律，从各具千秋的兵法理论中提炼出战争的基本原则。经过这段时间的苦苦思索，《孙子兵法》十三篇，这部前无古人的兵书初稿终于在孙武的笔端一篇一篇地流淌了出来。
春去秋来，转眼三年过去，一日伍子胥听乡间人盛传此处不远的穹隆山上隐居一位大贤，心想，何不访他一访，如果然是个大贤，荐给公子光，为自己日后伐楚多一个助手。于是独步登山，经乡人指点，来到了一个名叫栖霞居的山间住所。伍子胥依照礼节，轻轻叩开了柴门，便有一仆迎上前来，询问伍子胥有何事见教。伍子胥说道：
“烦你去通报你家主人知道，就说来了一位乡间隐者，要拜见他。”
仆人应声而去，伍子胥门外等候，不一会儿功夫，栖霞居主人便出来迎接，行礼之后，请教伍子胥大名，伍子胥说道：
“实不瞒大贤，我乃楚国已故太子、太傅伍奢之子，名伍员，字子胥。楚平王当时听信了费无极的谗言，认为我父唆使
公子要造反，便将我父及一家三百余口尽行残酷杀害，如今避难吴国，久闻大贤之名，前来拜访，以求教诲。”
孙武便把伍子胥让到房间。伍子胥进了孙武居室，只见床榻案头都是竹简，有的墨迹尚未干，知他正在著书立说。坐定之后，孙武介绍了自己弃齐来吴的过程。二人因遭遇相近，话甚投机，于是各自开怀畅谈，伍子胥便说出了自己的抱负，坚信一定能在吴国得志。
伍子胥于是起身翻阅孙武所著之书，见其目有：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事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计十二篇。
那伍子胥也是一员战将，读了孙武兵法，深为其严密的论证、深邃的思维、精妙的高见所折服，但觉字字珠玑（jī），处处都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将那战争中大到战略、小到战术都揭示得清清楚楚，传播出去，必将成为用兵者常习之文。
伍子胥看完之后，赞不绝口。
两人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日已西垂，伍子胥便告别孙武，临走之时，他告诉孙武，就暂在此隐居，所缺食用均由他送来，并一再叮嘱，如云游他国，务要让他知其去处，孙武一一答应。
如此一来二去，孙武和伍子胥便成了莫逆之交，孙武从日常的谈吐中发现伍子胥绝非是等闲之辈，伍子胥更觉得孙武有经天纬地之才。
由于伍子胥是楚国人，他在言谈之中难免会谈及楚国之事，有心的孙武将此一一记在了心中，他知道，日后吴国定会与楚国进行争霸之战，到时候，如果用他为将，那么自己将能做到兵法中说的知己知彼，从而便能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
公元前515年，吴国的公子光登上了国君宝座，号为吴王阖闾（一作“阖庐”），掀开了吴国历史新的一页。
阖闾是一位韬略
过人、雄心勃勃的政治强人，弑（shì）僚夺位成功后，他大权在握，便着手为实现自己革新图强、争霸天下的政治抱负而不懈努力。
一次，他在君臣陪同下登上高台，面对壮丽的山川，和煦的春光，阖闾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可是大多数臣子并不省察君主的心理，一个个左顾右盼，面面相觑（qù），对君主的行为感到莫名的惊诧。
此时，惟有伍子胥多少觉察了阖闾的内心活动。
伍子胥一直在寻求恰当的机会，向阖闾推荐孙武，看来今天是个大好时机。于是伍子胥上前奏曰：“主公虑楚之将广兵多，吴国无人为帅而叹乎？”
阖闾很欣慰地看了一眼伍子胥，说道：“知我心者，莫过爱卿也。”
伍子胥听罢，心中当然大喜，便又迈前一步，表情郑重地说道：“臣举一人，可为将帅，定保伐楚可获全胜。”
“此人来自齐国，姓孙名武，是齐国名将孙书的孙子，现隐居于罗浮山深处。大王，此人文能安帮，武能定国，堪称栋梁之才。大王若得此人，犹如周武王得吕尚，商汤得伊尹，齐桓公得管仲，不要说是伐楚称霸，就是平定四海，横扫九州，何足道哉！”
听了伍子胥的介绍，阖闾赞叹不已，连连叫绝，恨不能立刻见到孙武，共商伐楚大计。
很快，孙武一行来到了吴国都城。
吴王阖闾把孙武接入宫中以后，亲自拜于庙堂之内，礼于宫廷之前，用最高规格的国礼隆重迎接孙武。礼仪过后，吴王阖闾心里十分欢喜，他的远大理想可以寄托在孙武身上了。
孙武认为吴国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求得生存，谋取开拓，就必须在三个方面中选定一个首先进攻的方向，重点突破，带动其余，从而最终实现“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称霸中原的战略目标。后来，孙武、伍子胥等人出于对全局利益上的战略考虑，向吴王阖闾提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楚国的建议，并为阖闾所欣然接受。
历史证明孙武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吴国如果首先发兵进攻北边的齐、鲁诸国，不但师出无名，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正如后来伍子胥对夫差所分析的那样，“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即使取得一些胜利，也不能从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同时，吴国在当时诸侯的眼中，尚属于未曾十分开化的蛮邦；相反，齐、鲁则是立国悠久的“礼义”大国；在列国中素具威望，吴国要进入中原列国的圈子，有赖于它们的认可和提携。所以吴国此时不能贸然先攻打齐、鲁诸国。
如果吴国此时先进攻南面的越国，这在军事上、政治上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吴、越两国人口、面积、国力等方面都相差不大，派去攻打越国的军队如果少了就不能必胜，多了则国内空虚，会给楚国提供可乘之机，使吴国两面受敌，陷于被动。而且越国地处吴国的更南面，距离中原更为遥远，文化比吴国还要落后，即使战而胜之，在中原各国中也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
孙武认为当时只有首先进攻西边的楚国，才是吴国惟一正确的选择。这是因为：第一，楚国立国已久，地广兵众，位居上游。长期以来它兼并小国，争霸中原，亡吴之心不死，是吴国最大的心腹之患；第二，楚国当时面临的困难形势为吴国伐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期楚国的形势是：民众疲惫困顿，财力空虚匮乏，奸佞当道乱政，国君昏庸无能，君臣离心离德，局势动荡不安，政治日趋腐败，矛盾复杂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外交陷于孤立，军令不能统一；第三，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吴国攻楚在外交上也能够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晋国的积极支持自不必说，齐、鲁诸国虽然忌惮吴国的勃兴，但更畏惧忿恨楚国，所以将基本保持中立。至于越国，虽为吴国的宿敌，但此时其整体实力毕竟略逊于吴国，又刚刚被吴国所打败，当没有足够的力量主动向吴国进犯。
吴王阖闾四年，吴国开始正式伐楚。他们把打击的目标首先定在楚国的养邑上。
攻取养邑之前，为了稳妥，阖闾主持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有孙武、伍子胥、伯嚭（bǐ）。四个人一起，认真研究攻占养邑的战略方针。伍子胥、伯嚭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孙武却默不作声，他正在凝神深思。阖闾知他想得差不多了，便问孙武道：
“攻打养邑，将军之计何出？”
孙武道：
“其方针应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养邑地势险要，利于防守。此地军事实力不容低估，如我大张旗鼓地矛头直指养邑，楚必增援，两兵相加而抵抗我军，必于我军不利，势必难以取胜。所以此战应首先从征讨在夷城的徐君章禹开始。徐君章禹当年诈降吴国而逃于楚，楚为他筑夷城使之与吴对抗，讨伐他师出有名，而且可以掩盖我伐养邑之谋。而我征讨章禹，楚军必远道来救援，如此外围战斗，足可疲弊楚军，等楚军疲弊以极，无力救援养邑，我再加兵养邑，必一举而夺之。”
阖闾听罢大悦，立即准其按此战略构想完成这场战役。
孙武于是择了吉日，与伍子胥等率军出征。他指挥吴军以急行军的速度，飞快渡过江淮，直向夷城袭去。此时是十月天气，令人感到寒凉，徐君章禹正拥美姬饮酒作乐以驱寒，忽闻报吴军打来，立即慌作一团，忙传令闭门固守，然后派出人去急速向楚请求救援。
再说孙武来到夷城外，见其城处于崇山峻岭脚下的盆地之中。沱河自西北而来，到夷城南部绕了个弯，向东北流去，再南折而入淮河。夷城之南，有一道屏障的山丘。挡着沱河之水。孙武侦察一番地形后，发现若能将这山丘凿开一道缺口，便可使沱河水直灌夷城，则此时夷城将不攻不自灭，于是心生一计。他先令大军将城团团围住，然后抽调一部分兵力去凿丘开渠，并令大军喧嚷要水淹夷城。吴军已围城半月有余，楚救兵虽已出发，因需跋山涉水，又兼路途多险阻，距离夷城仍十分遥远，而吴军凿丘很快就要打通。
孙武因不愿城中无辜百姓受苦受难，所以派出了一名精于游说的使者，去见徐君章禹。章禹被吴军团团包围在城中，又察得吴军即将凿通山丘，以水淹城，而楚救兵迟迟不到，心中无限恐慌，闻听吴军派来劝降使者，立即以礼接见。
第二天，徐君章禹断发，携了夫人出城投降吴军。结果孙武未废一兵一卒便拿下了夷城。消息传回吴国，阖闾见孙武首战告捷，口中不觉连连称赞孙武。
再说孙武拿下夷城后，估计楚救徐之兵不日便到，立即调转兵锋，向南长驱五百里，渡过淮水，疾侵楚国的潜、六二地。这二地是楚之腹地，又是战略要地。楚军到达夷城后，见吴军已撤离，向潜、六二地打去，心中大惊。立即调头去营救潜、六二地。谁知当楚军到达潜、六地区后，孙武率领吴军扭头便走，坚决不与楚军交锋。楚见吴军把潜城攻得残破不堪，便把这里的守备力量调走。就在这时，孙武派出的由伍子胥率领的一支人马溯淮而上，昼夜兼程，舟行数百里直扑楚国的要地弦邑，最后把弦邑团团包围，摆出一副要攻占弦邑的架式。楚军见弦邑告急，立即赶往救援。当救援弦邑的楚军刚刚抵达豫章地区，伍子胥立即撤离了弦邑回师。这时楚军已三次扑空，东奔西走累经千余里，人疲马乏，且每次都是白跑，将士沮丧，士气沮丧，士气极为低落，不得不停在豫章休整。孙武见攻养邑时机完全成熟，于是号令大军朝养城实施战略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陷了养城，擒杀了阖闾的政敌——吴国二公子，率兵回国。阖闾闻报孙武凯旋，立即出郊迎接，并在效外举行了隆重的“振旅”（战斗凯旋而阅兵）仪式。并且还为孙武举行了庄重热烈的庆功宴，并赐以金帛美女，为孙武起造华屋，以示对孙武的嘉奖。
孙武初试兵锋，就充分显示了杰出军事家的指挥才能，威震三军。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以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临了，让孙武将自己的作战指导思想应用于实战、发挥巨大威力的机遇终于出现了。
这一年的秋天，楚国继续走穷兵黩武
的老路，悍然出动大军围攻蔡国。蔡国力屈不能相支，在危急中向吴国恳求救援。另外，唐国的国君也因愤懑于楚国的不断侵夺勒索，而主动遣使与吴国通谊修好，要求协助吴国共抗强楚。唐、蔡两国虽然是兵寡将微的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重兵把守的正面，进行战略大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了。
同年冬天，吴王阖间根据《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所提示的原则，委任孙武、伍子胥、伯嚭（pǐ）等人为将军，胞弟夫概为前敌先锋，倾全国兵力水陆三万余人，并联合唐、蔡二国，乘楚国连年征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深远的战略奇袭，从而正式拉开了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柏举之战的帷幕。这场战争的战略目标是孙武等人预先制定的，它以袭占楚国郢（yǐnɡ）都为基本目标，以实施远距离战略袭击为作战方针。
战争伊始，吴军遵循孙武“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指导思想，“以迂为直”，实施大规模战略迂回。在阖闾、孙武等人指挥下，以劲卒3500人为前锋，在唐、蔡两国军队的配合导引下，并利用春秋时期列国一般守御关隘的特点，兵不血刃，迅捷神速地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信阳市一带），穿插挺进到汉水的东岸，占有了战略上的主动先机之利。
楚国方面闻报吴军大举来袭，大为惊诧，不得已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
楚军因内部军令不一、矛盾重重的痼疾
却最终使自己走上了失败之路。待沈尹戌奔赴方城不久，囊瓦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听从了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擅自改变了自己与沈尹戌商定的正面相持、断敌归路、侧翼包抄、前后夹击的正确作战方针，采取冒进速战的做法，不待沈尹戌完成迂同包抄行动，即率军仓促渡过汉水，进击吴军。
阖闾、孙武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了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昏聩无能的囊瓦果然中计，误以为吴军怯战，于是就步步进逼，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北）至大别（今湖北境内大别山脉）间，楚军连续与吴军进行小规模交锋，可是结果总是失利，丝毫占不到什么便宜，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部队疲惫。
孙武等人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困境，就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九日，阖闾、孙武等人指挥吴军在柏举地区（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今湖北麻城）布列阵势，准备迎战楚军。
十一月十八日，天刚蒙蒙亮，吴、楚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开始会战。像许多统帅一样，当战争还未到之时，盼望着早日开始取得胜利，可当真的要开战的时候，又往往犹豫起来，对能否获胜产生怀疑。吴王阖闾也不例外。当双方都为开战临阵前积极布置的时候，阖闾觉得吴军并非稳操胜券。
不久，吴王阖间与孙武、伍子胥等人在一座小山旁研究与楚交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孙武说道：
“现在，敌人已如我们预期那样，进入柏举，吴军再不能后退一步，必须在这里一举歼敌。”
阖闾此时见楚军兵多势众，且又十分勇猛，不由又担忧起来，他说道：
“寡人觉得此时交战似非良机，孙将军，您觉得可以稳操胜券
吗？”
孙武坚定地说道：
“如诸位共同努力，毫不泄气，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吴军在孙武指挥下开始布阵。十一月九日，天刚放亮，柏举山间便回荡起喊杀声，吴向楚发动进攻了。那夫概本是猛将出身，亲率精兵五千直冲楚阵。楚这时尚未开饭，见吴军打了过来，弄得猝不及防，一个个空着肚子上战场，哪里能有力量，结果根本抵挡不住吴军攻击，阵营大乱。这时阖间与孙武见两军已交火，遥见楚军尚有些战斗力，立即又派出三千精兵火速增援夫概，夫概见后有援兵，胆子更大起来，指挥吴军左冲右撞，楚军被杀得尸骸（hái）遍野。囊瓦怎么收军也收不住，最后知败势已定，仰天长叹一声，弃军逃往郑国而去。楚军只好在史皇指挥下负隅顽抗，最后大部分被杀死，一少部分逃掉。吴军取得了入楚后第一次大战的胜利，士气振奋。
这一战，在吴楚的军事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吴军破楚入郢的转折点。后世史书称之为柏举大战。
接着，孙武指挥吴国大军在清发水大败楚军残部，在雍滋消灭了左司马沈尹戌的回援部队，以3万精兵，击败楚军20万大军，五战克郢。经此一战，吴国声威大振，楚国受到了立国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孙武在吴楚之战中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才华，令他成为了一位古今历史上备受人们推崇的大军事家，他的军事生涯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后也于此时达到了顶峰。
公元前496年，阖闾得知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年轻新立，以为这是征服越国的绝好时机，于是大兴吴军，御驾亲征。孙武和伍子胥虽然坚定主张南进，却认为不宜乘敌国新丧出兵，以致政治上陷于被动，故曾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劝阻阖闾的盲动，结果为阖闾所拒绝。并且，骄逸的阖闾认为没有孙武自己也能伐越成功，于是他令孙武留在吴国，不用与他一同出征。
在这次战争中越王勾践虽然年轻，指挥起战斗来却得心应手，如同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因敌变化，不断变换战术，出奇制胜，牢牢地控制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完全不是阖闾想像中不谙军事的毛头小伙。相反，冒进轻敌、自以为是的阖间却疏于戒备，墨守成规
，指挥笨拙，而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双方较量的结果自然是吴军惨败，越军获胜。阖闾还被越国大夫灵姑浮用戈击伤，阖闾由于伤势严重，不久就撒手人寰，弃世而去。
夫差子继父业，又踏上了伐越的征程，依靠孙武的谋略和伍子胥的指挥，吴国终于又迎来了久违的胜利。然而，刚愎自用
的夫差为越国所献的美色所诱，于是向敌人展现了连父仇也可忘记的温柔。在孙武等人苦劝不听的情况下，夫差给自己埋下了“勾践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的灭国之种。这是后语。
先说吴军在夫椒之战中大破越师，迫使越王勾践屈膝投降、俯首称臣，这是吴王夫差登基后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第一篇“杰作”。他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可是对越战争的胜利，使得他意满志骄、忘乎所以，称霸天下的欲望急剧地膨胀起来，从而走上急于求成、穷兵黩武的歧路，为自己最后的败亡埋下了种子。
随着越国暂时臣服于吴，短时间不再构成重要威胁的局面出现，夫差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伍子胥、孙武等人的潜在分歧迅速表面化、尖锐化了。
自公元前494年至前484年这十年左右时间里，吴王夫差为越王勾践所制造的种种假象所迷惑，完全放松了对世仇越国的警惕，而把主要精力投入于对齐的战争准备之上。
可是孙武、伍子胥等人却对越国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次向夫差揭露越王勾践的祸心。
伍子胥的不幸惨死，最终使他的晚年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伍子胥之死实质上是夫差在战略谋划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容异说，在用人上信谗疑忠的必然结果。作为两朝老臣，伍子胥功勋卓著，在吴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死，给吴国的臣吏们造成极大的震动，使得他们怵然自危，众口皆缄。这表明夫差已完全蜕变为一位暴君，也意味着吴国的前途一片黑暗，不可能出现什么转机。
孙武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伍子胥的遭遇使他感到心寒，夫差的行径让他感到失望，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也明白吴国的前景，他不愿重蹈挚友伍子胥的覆辙，更不乐意替夫差这样的昏庸之君殉葬。于是对他来说，便只剩下了一种选择，这就是见机而作，功成身退，飘然高隐，独善其身，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从事著述以终余年。
孙武归隐后的去向，由于史无明载，已成为一个永远难以索解之谜。一般人的推测是，他依旧留在吴国，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直到默默去世。死后也葬于吴都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