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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追求

1881年9月,鲁迅出生于绍兴周氏家族。周氏家族有绵延八百年的历史,曾是绍兴望族。

嘉道以后,由于“族中多效奢移 ,遂失其产”。到了鲁迅出生的时候,周氏家族已经败落。

鲁迅小时候并不爱写字。除了书房里的“例行公事”外,既看不见他习字,也看不见他考究 字帖,家里字帖本来倒是有一些的。他幼时很爱画,放学的时候就去买画谱 。他把过年时所得的压岁钱,都拿去买画谱了。他向书坊要了目录来,看有什么可买的,如《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等等,买了许多,当然,并不是怎样好的版本,无非木刻或石印的。买来以后,大都用绢线钉过,因为书坊店里钉的不好,往往容易脱线。他还常常改换封面,封面照例用栗壳线。看画谱的时候常常在晚上。母亲房里有一顶四仙桌,晚饭后,他揩干净桌子,搬出画谱来,一张一张翻开来看。翻时很仔细,先看指上有无墨迹或是否脏。他最恨翻时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刮过去,使左下角翘起来,再拿住它,翻过去。因为纸面上就留有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了。他总是用指头拿书页折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因为不会弄脏。看了,又放到母亲床边的一只红色皮箱里去。这皮箱里并无衣服,藏的都是他的书。因为木板的书箱虫子容易进去,所以放在皮箱里,虫进不去。书当然放得很整齐,大空处放大书,小空处放小书,缝里插些小包樟脑,以防蠹(dù)虫 [1] 来蛀食。

不但爱看画谱,而且还喜欢画,有一时期是用荆川纸,因它薄而透明,映在画上描绘。他用尖细的小狼毫笔。描下许多小说上的绣像。

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

鲁迅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关于玩,大概下雪的时候他也打鸟,也玩斗马,就是玩纸折的马,二人相对吹去,被撞到,后退的算输。

1898年5月,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他报考水师学堂,是因为叔祖周庆蕃在学堂任汉文教习兼管学堂监督,叔父伯升也早就在学堂就读,因此有所依托 ,祖父也容易同意。

鲁迅在水师学堂试学三个月后,由于二班无缺额,补入三班,分在机关科,即轮机班。江南水师学堂是洋务派创办的西式学堂,学科共分为汉文、洋文两部分,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及驾驶、管理各种专门知识。但鲁迅在这里只学了半年,十月中回家时,便已经退学了。退学的原因,是对教学方式及校风日益反感。

1902年,鲁迅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3月29日乘“神户丸”从上海启程,4月4日到达横滨。

鲁迅到东京后,先在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班补习。弘文学院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五治郎在1899年创办的,1902年1月刚刚改为弘文学院,院址设在东京郊外的巢鸭。

1902年4月,鲁迅由弘文学院毕业。同年9月,转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但1906年初,鲁迅就离开了仙台。他离开仙台时,未办理退学手续,也未告知任何人。

鲁迅后来在说明自己放弃学医、离开仙台的原因时,还提到过著名的“幻灯事件”。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每次细菌学课结束,如果还有时间,教师便放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多,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看我那些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被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侦探的,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lú) [2] 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jiàn) [3] 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据说看到这一场面时,周围的日本同学都呼喊起“万岁!”从这以后,他开始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zhuó)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

在这期间,鲁迅已开始筹办 [4] 《新生》杂志。在放弃学医后,致力以文艺改造国民的精神,是鲁迅离开仙台时的设想。二十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呢?”从鲁迅以后的经历看,这个最终让他离开仙台的理由,也的确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1909年8月,他启程回国了。他来日本已经八年。初到日本时,他还坚信科学和实业可以救国;八年后,他不但认为科学和实业不能救国,而且文学救国的希望之路也充满艰辛。

1912年5月,鲁迅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推荐去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

随着军阀混战局势恶化,北京学界纷纷离京。1926年6月,经林语堂介绍,他接受厦门大学之聘,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

后来又曾去广州任教,但最终是到了上海。

1930年之后,鲁迅开始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

他在上海同共产党接近后,政治压力就接踵而至 [5]

1930年3月,他获知自己被浙江省党部通缉 [6] ,首次往内山书店避难。因此在这以后,他在上海的生活就转向“半秘密状态”。

不过,作为左翼文化的领导人,他不可以总是蛰伏 [7] 在租界里,过一种秘密生活。这不符合他反抗的性格,也不符合共产党方面对他的政治期待。在必要时,他也要参加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

1936年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 [8] 了。两个月前,他在《死》里曾预拟过一份遗(yí)嘱(zhǔ):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liǎn),埋(mái)掉,拉倒。

三、不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只管自己生活——倘若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大了,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情,不要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毋(wú)和他接近。

在遗嘱的下面,他还写有这样一段:“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 ,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这也应该是他遗嘱的一部分。

[1] (dù)虫:咬器物的虫子。

[2] (lú):人的头。

[3] (jiàn):欣赏鉴别(多指艺术品)。

[4] (chóu)办:筹划办理。

[5] 而至(zhǒnɡ):形容人多,接连不断地来。

[6] (jī):公安或司法机关通令辖区搜捕在逃的犯人。

[7] 伏(zhé):在此借指蛰居,像动物冬眠一样长期躲在一个地方不出头露面。

[8] 然长逝(kè):突然死亡。 9oOAR/eSGra3LVuEwAbn/YNf5Jd5z4E+jiSN/VGi9Qgjjf2rbsNv1AT0xN9/3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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