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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专制中，最糟的是折磨精神的专制。伴随着政治恐怖的是希特勒匪帮的文化恐怖、舆论恐怖、教育恐怖和宗教恐怖。
1933年5月10日晚，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国歌声中戈培尔亲自指挥成千上万名学生，把洪堡大学对面广场上堆积如山的2万多册书籍付之一炬。被焚毁的不仅有马恩列斯著作，著名作家、诗人歌德、海涅、高尔基和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也都未能幸免。
1933年9月22日纳粹政府又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在于“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在戈培尔博士精心管理下，第三帝国很快就出现了令人满意的“舆论一律”场面。许多报纸被取缔，剩下的则都操起了清一色的纳粹口吻。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编辑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而且它们的工作方式都是统一的。每天早晨，各报的编辑、记者就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标题如何列等等。可怜的德国人在舆论恐怖的压制下，或者心甘情愿，或者身不由己地按他们仅能听到的一个声音——元首的声音去思想，去说话，去动作。
每一个纳粹反对派都会对希特勒毫不含糊的教育观感到不寒而栗。希特勒在谈到争取青年的问题时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教职人员都必须是“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的；而所有从6岁到18岁的青少年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接受纳粹政治军事训练。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许多青年可悲地被培养成不学无术、满脑子种族优劣偏见的纳粹人才。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在埋头阅读大量很畅销的反犹书籍后，希特勒看出了犹太人的区别。他说：我“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我发现“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鬼”干的。他激烈谴责粗野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说他们诱奸数十万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
对犹太人的这种刻骨的仇恨，直到希特勒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他胸中燃烧。在他临死前的遗嘱中仍然不忘对犹太人的攻击，他咬牙切齿地写道：“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正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仇恨，使希特勒一上台就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恶潮。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指出如果犹太人挑起战争（这当然是莫须有罪名），将导致“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战争爆发后，希特勒迅速征服了大多数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使他有机会实现“消灭”他们的夙愿。
1941年夏秋，希特勒发出“最后解决”的密令，这是“灭绝犹太人”的隐晦说法。党卫队恶魔海德里希立即进行了布置，他向15名和落实元首令有关的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解决方法是：弱者“自然淘汰”，强者集体屠杀。
屠杀开始了，其中灭绝营毒气室的杀人方法在“最后解决”中获得最骇人听闻的“成就”，奥斯威辛“死亡工厂”曾创下46天毒死30万人的纪录。
毒气室从近处看毫无可怕之处，四周种着修剪过的花草，入口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以为到这里灭虱的犹太人在欢快乐曲的伴奏下，赤条条地鱼贯而入，直到沉重的铁门牢牢地关上，仰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时，才看出不对头来。蓝紫色的氢氰化合物已被刽子手从屋顶的气孔倒进去了，二三十分钟后，一大堆血迹斑斑、青里透紫的裸露肉体停止了最后的挣扎。被挑选出来的犹太男子开始可怕的清理，冲掉血迹和便污，用绳套的铁钩分开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然后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送到工厂去当战略物资。焚烧后的骨灰则不是倒入河中，就是作为肥田粉出售。
除了被集体屠杀外，少数犹太人受到较为特殊的“待遇”作为“豚鼠”“享受”纳粹的医学试验。“试验”五花八门，有在压力室接受高压试验的；有被接种伤寒病毒的；有浸泡在冰水中接受“冷冻”的；有被观察喝盐水能活多长时间的；有进行绝育实验的。
这就是希特勒上台后实施的恐怖极权统治，他控制和折磨人的精神，他对犹太人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一切都源于他那个人的极端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