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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勤奋努力（有时）能获得成功
我和前妻一直都认为，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儿子丹尼尔是一个活泼可爱、机灵聪慧的小家伙，一直在健康地成长。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学习了4门大学水平的课程，同时还帮助创建了校报，经常在深夜和周末的时候还在编写文章。他还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丹尼尔生性好奇，兴趣广泛，成绩总是很优秀，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他。他看起来很快乐，我们也因此非常开心。
直到丹尼尔开始申请大学，我们才意识到，他前进的道路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他天真的、国外出生的父母。我们俩都是在欧洲接受的教育，他母亲是在瑞典，而我是在罗马尼亚，我们都相信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只要在学校表现优异，你就能获得成功。我在罗马尼亚就读于一所精英高中，它的录取条件取决于学生13周岁必须通过的一次考试，其通过率仅有30%左右。在高中时期，我参加了另外一场残酷的考试，同班同学的数量一下子被淘汰缩减了一半。我的大学申请也取决于相似的因素——物理和数学的考试分数。我的课外活动、我在美术工作室为成为一名雕塑家付出的努力，甚至包括平时的成绩，或者在罗马尼亚一本重要的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决定我命运的仅仅是分数所反映出来的“成绩”。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的大学录取要求会有什么不同。
作为一位大学教师的儿子，丹尼尔一直把圣母大学当作他第二个家，以至于很多年以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回到那去。但在我们移居波士顿之后，他的世界一下子开阔了。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暑期工作，又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另一个夏天。当我带他游览了旧金山湾区之后，他又深深地迷恋上了斯坦福大学。由于他的各门课程分数都很高——他的GPA（平均学分绩点）完全可以证明他的学术能力，我们相信，他要选择这些大学的任何一所，都会如愿以偿。
我们一直信心满满，直到我开始翻看他的申请材料时，才逐渐清楚这些学校的录取要求：反映自己独特生活经历的文章、任课教师的推荐信、与学校管理人员的面试、丰富的课外活动经历、因某一特长取得的一系列优异表现。出类拔萃的平时成绩和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是必需的，但我们一再被告知这些可量化的部分与其他材料相比是次要的。看到这些，我的心沉了下去。尽管在美国几所重要大学的学院工作了20年，但对学生满足了什么样的条件才进入我的课堂的，我一无所知。为何像大学录取这样重要的程序会如此模糊和主观，如此不可预测呢？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一个能力表现缺乏明确度量的世界里，孩子如何做才能获得成功？若想找到答案，我们首先有必要研究能力表现能够单独测量的领域，比如竞技体育。我们从一个带有哈密顿函数文身的女人开始吧。
当布尔库·于泽索（Burcu Yucesoy）来到我的研究所申请工作时，电影《龙文身的女孩》正在全世界热映。因此，无论去到哪里，我都会开始关注起人们的文身图案，而于泽索左臂上醒目的文身确实一下子吸引住了我。那是一个黑色的哈密顿函数的图案，她的博士研究工作与该函数有很大的关系，那是物理学中一个晦涩难懂的领域，她充满感情地形容说“难以伺候、反复无常、令人灰心丧气”。她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了很多年，是时候更换另一个研究领域了。除此以外，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我的注意力老是回到那个文身图案上，脑子里一直在想，真是一个科学迷！好，我喜欢！就这样，她被录用了。
在那次面试的几个月之后，于泽索最终加入了我的团队。当时我们已经开始探索科学领域里的成功是如何产生的。
在认真开始这项工作之前，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用于度量能力表现的数据难以获得，而能力表现似乎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但不久以后，我在布达佩斯的邻居塔马斯·哈莫里（Tamás Hámori）告诉我，职业网球联合会储存大量的资料，他之前的职业就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他解释说，这些资料极其详细地记录了运动员的表现，对每一场职业比赛都有准确的记载，并基于比赛的结果对运动员打了分。
比如，大满贯锦标赛的获胜者获得2000分，而在比赛的第二轮便被淘汰的选手只能获得10分。这些积分每周更新，决定了每位运动员的相对排名。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王牌飞行员击落的敌机数量一样，这些积分可以让我们极其精确地比较网球运动员之间的优劣。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可以明确测量能力表现的领域。这样一来，于泽索的任务似乎变得简单明了：用网球来揭示能力表现和成功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于泽索申请到我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她头脑中完全没有网球这个概念。实际上，她从未想到过任何运动项目，她只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中学夏令营中打过网球，当地的报纸还刊登过她一张打球的照片：戴着眼镜的她，在大大的网球拍的映衬下，显得瘦弱娇小。
“我打得不太好，一直觉得网球拍上有一个洞。”于泽索笑着告诉我。她回忆起当年在网球场上，笨拙地来回吊着高球，球鞋上沾满了球场上的红色泥土，最后连脸上都染上了一道道红色。有关她在网球营地的报道文章，早已从她母亲家里的一个盒子里拿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她后来获得的科研奖励和证书。
于泽索也许渴望从更有利于施展自己技能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项运动。她接受了这一任务，并立即投入工作。不过复杂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尽管已经有了接近完美的方法来测量运动员的能力表现，却没有“成功”的计量指标。依据我们新确定的基本前提：成功并不是涉及“你”和你的能力表现，而是涉及“我们”和我们的认知。因此，要是网球场上的获胜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成绩”的状况，那么，“成功”必定有其他含义，比如认可度和收入。
成功并不涉及“你”和你的能力表现，而涉及“我们”和我们的认知。
Success is not about you and your performance; it's about us and how we perceive it.
顶尖运动员通过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而获得巨大收益，这已不再是一个秘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赞助。网球巨星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
一年的收入，仅通过各种品牌赞助，就能达到惊人的5800万美元。广告商看中了他庞大的球迷基础。这些额外收入与他日常的球场能力表现并无多少联系，只是反映了因他的胜负而产生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可见度”。
于泽索希望找到公司管理层幕后决策的数据，正是它们决定了这些规模庞大的赞助。不过，她只能收集到大牌明星的信息，小型合同或者排名中间的运动员则找不到什么记录。于是她决定将关注点集中在促成这些赞助的首要因素——运动员的粉丝群上，因为这是决定赞助规模的催化剂。于泽索可以利用谷歌搞清楚有多少人真正关注某个运动员，就像我们对德国飞行员所做的研究一样。但是，由于网球运动员的名字不像汉斯-赫尔穆特·范·博德迪恩或者奥托·冯·布雷顿-兰登伯格这样独一无二，谷歌提供的结果往往难以解释。于是她又求助于维基百科，因为那里有海量的个人和专业信息。实际上，用谷歌搜索任何网球选手，都会看到他的维基百科。
对于维基百科编辑津津乐道的结婚、离婚以及球场外的趣闻逸事等无关信息，于泽索完全予以忽略。她深入网站内层，检视有关维基百科读者访问类型的数据资料，从而整理出有多少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点击了某个人的维基百科，比如，罗杰·费德勒的维基百科。
通过使用维基百科的点击量来分析网球运动员的受欢迎程度，于泽索步入我们研究的真正目的上：确定技能和胜利是如何转化为我们所定义的“成功”的。她开始汇集2008—2015年每位网球选手成绩的详细时间表，记录他们所有的胜负场次，包括每一次比赛获得的积分。然后，她建立了一个综合这些成绩的预测公式，用于预测每一位网球选手基于胜负场次能获得的可见度。这个过程实在太耗费时间，用了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
但这是值得的。
于泽索在这些数字背后发现了一个规律：无论是顶尖的网球选手，比如罗杰·费德勒、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安迪·穆雷（Andy Murray）、拉斐尔·纳达尔（Rafael Nadal），还是在巡回赛中崭露头角的新秀，她预测的运动员的可见度和真实的可见度之间存在惊人的一致性。
于泽索发现，能力表现和成功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根据网球运动员在球场上某一时间的能力表现，于泽索能准确地预测出涌向该选手维基百科的浏览者人数。她还能够预测出能力表现不佳的选手的维基百科的低流量周期，以及选手因伤病状况带来的流量低谷值。同时，她还可以预测出人意料地击败著名选手的“黑马”所获得的关注度的巨大峰值。一旦她有了网球运动员能力表现的数据，就可以“预测”成功。
若想解释于泽索的研究结果，只有一种方式：网球运动的成功取决于唯一的因素——强大的运动能力。至少在球场上，“苦练才有回报”这一经典信条是千真万确的。能力表现驱动成功，但这仅是第一步。如果你是一位网球选手，那就需要全神贯注，让你的运动技能日臻完美。但并不只有运动才是这样，如果没有坚实的知识吸引委托人，你绝不会成为一位成功的律师；如果缺乏结构工程学的深厚基础和建筑设计的敏锐洞察力，你不可能成为一位声誉卓著的建筑师；同样，你的科技产品若想引起市场轰动，就不能有太多瑕疵。
于泽索的预测公式就像她胳膊上的文身一样，非常细致、精美。不过，我们的研究结果仍有一点儿令人失望，因为我们本来希望在显而易见的表象之下找到一些令人深思的见解。然而，我们的发现只是强化了成功最根本的前提：能力表现是成功的关键。值得欣喜的是，我们也在能力表现与成功间发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定量关系。但它有多令人激动呢？
如果能从于泽索的发现中看到一丝慰藉，那就是它给我带来的希望——我的儿子丹尼尔能够在他心仪的大学就读。就如我所想象的那样，网球运动和罗马尼亚的学校体制非常相似，决定名次的唯一因素就是考试成绩。我一直持有这一信念，直到大学录取回执纷至沓来，信心被严酷的现实击碎。丹尼尔的首选学校斯坦福大学告知，不予录取，接着哈佛大学拒绝了他，加上来自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堆拒绝信，一个沉重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不是在罗马尼亚。将“宝”完全押在成绩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令人伤心的策略，后来我竟然被打击到不敢问“刚送来的信里写了什么”。
幸运的是，也有一些好消息，丹尼尔拿到了圣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也是他最初梦寐以求的大学。我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10年，深知该校能够为儿子提供优质的教育。因此在这之后，每当信箱里又出现一封拒绝信时，我们就会相互安慰，丹尼尔仍然有一所杰出的学校保底。
再后来，我们又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尽管它为我们的选择增加了难度。我现在的雇主寄来了美国东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丹尼尔现在可以做选择了，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选择。圣母大学随信寄来的还有不菲的学费清单，而东北大学不收一分学费。这主要得益于学校慷慨的福利待遇——教职工的子女如果在学业上符合录取条件，则可免缴学费。那么圣母大学有什么东北大学没有的优势，来证明学费的价值呢？
还好，我们有数据可供参考：精英大学的毕业生比起普通大学的同伴占有更多优势。
一名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在毕业10年后，平均年薪可达7万美元，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的年薪仅有4.3万美元。这个差别在收入排行榜的顶端更加明显。位于年薪排行榜顶端10%的常春藤联盟学校毕业生，在毕业后的10年间，平均收入可达20万美元，甚至更高，而其他学校的毕业生顶多也就在7万美元左右。
当丹尼尔在2012年申请学校时，他希望自己的勤奋能有所回报。圣母大学在全美排名第19位，而东北大学仅排在第69位。
圣母大学是一所名校，几乎和常春藤盟校并驾齐驱，而东北大学可以免费入学。
当录取通知书接踵而至，许多父母和学生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未来押在能为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学校上？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决定。但当得知有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最终决策时，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我后来才发现，尽管两所大学在统计排名上存在明显差距，但放弃东北大学而选择圣母大学对我儿子未来的收入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影响。即便是上了斯坦福大学或哈佛大学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能力表现、抱负和协作能力才是他未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波士顿拉丁（Boston Latin）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高中，至今依然是波士顿教育体系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在全美高级中学的排名里位于第20位。这所高中虽然是一所公立学校，对学生却是精挑细选。就像我在罗马尼亚经历的那样，孩子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进入这所学校。如果你的孩子达不到录取的分数线，有可能会被波士顿拉丁学院（Boston Latin Academy）录取。虽然这所学校与波士顿拉丁高中名称相似，但位居其次。如果波士顿拉丁学院都未能录取，那他还能上奥布莱特数理高级中学（O'Bryant High School of Math and Science），排在它们之后的就只有无须考试的公立学校了。
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争先恐后地填报波士顿拉丁高中是有道理的：该校毕业生整体的SAT平均分数在马萨诸塞州排在前4位，上了这所学校，就相当于走上了直达美国一流大学的快车道。波士顿拉丁学院也相当不错，该校毕业生的平均分数在全州的排名位列前20%。奥布莱特数理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分数在全州的名次大概仅排在40%，但也比波士顿那些免试高中的平均分数高出了不少。如果你是居住在波士顿的孩子的父母，就会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孩子就读于一所需要参加考试的学校。如果孩子未能达到录取线，从表面上来看，他似乎是被送上了一条失败之路。
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几年前，三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仔细地比较了刚好达到录取线的波士顿拉丁高中的学生和那些与分数线差之毫厘的学生。录取与未录取往往就取决于几分之差，这意味着录取分数线任何一边的学生，其最初的学术成绩和智力潜能实际上是难分伯仲的。不过他们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差别：一些人非常幸运，在众人瞩目的名校里度过大学生涯；而另外一些人虽然几乎同样聪明，却不得不去别处。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一流学校的学生可以聆听到名师的教学，受到身边优秀同学的激励，到毕业时，学业成绩一定会更优异。除非他们并没有优异多少，哪怕是一点点儿。但是无论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PSAT（学术能力评估预试）、SAT，或者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考试分数，成功进入波士顿拉丁高中的毕业生和因几分之差而错失良机、最终进入波士顿拉丁学院的毕业生，在这些考试结果上没有什么差别。那些没能上波士顿拉丁学院，而最后就读于排名低很多的奥布莱特数理高中的学生，情况同样如此。他们和上了录取分数线，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院的学生的表现同样棒。而那些参加了考试却未能达到奥布莱特高中最后的录取线、最终就读于免试公立中学的学生，情况又如何呢？同样，他们在毕业时与进入奥布莱特高中的毕业生表现得一样好。
我们必须搞清楚隐藏在其中的真相。我们已经确定，从整体上来看，波士顿拉丁高中的学生的确比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院的学生表现更优秀。他们的SAT分数更高，对此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数据告诉我们的是，无论父母如何想，老师如何暗示，校长如何强调，这一差别的产生不是因为学校提升了学生的成绩，而是因为这些高才生继续保持了优秀，无论学校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由于最初的入学考试筛选出来的都是尖子生，波士顿拉丁高中的毕业生才具有超高的整体SAT分数。这些学生只是将自己优秀的才能延续到高中毕业。换句话说，波士顿拉丁高中并没有使你的子女变得更加优秀，而是你的子女将这所高中造就成了波士顿的一所名校。
这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
学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自己
。这并非要针对波士顿的教育体制，我们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所有高中体系，这是有数据支撑的。研究人员在纽约、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都发现了相同的结果，
在这些地方，我年龄小一点儿的几个孩子上过5年中学。这些研究结果暗示，我们将丹尼尔送往东北大学或者圣母大学，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旦他毕业了，决定他成功的是他的能力表现，而非他就读的学校。
但是我真的能用高中的数据来指导我儿子选择大学吗？
我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有两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花了很大功夫，找出了决定毕业生长远成功的影响因素。
他们首先比较了那些申请精英大学，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就读于低一个档次的大学的学生。还记得之前提到的统计数据吗？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学生在毕业10年之后，年薪的中位数在7万美元左右，是非常春藤联盟学校毕业生的两倍。但是，出乎研究人员意料之外的是，那些拒绝了常春藤联盟学校，而选择了非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所挣的年薪与前者的毕业生不相上下。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学生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但后来又决定选择东北大学，他仍然具有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挣钱能力。一切都如同波士顿拉丁高中呈现的那样：学校并没有使你优秀，你自己本身就足够优秀！
学校并没有使你优秀，你自己本身就足够优秀！
The school doesn't make you great; you are great to begin with!
于泽索关于网球运动员的发现表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能力表现驱动成功。大学生可测量的成绩以其申请大学时的SAT分数和班级排名呈现出来，这些会决定他未来的成功。
但当研究人员关注那些未能被常春藤联盟学校录取的学生时，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中最不可预知的结论出现了。在诸如SAT分数和高中班级排名等所有衡量能力表现的指标中，决定学生毕业10年之后收入的关键因素不是他们所上的大学。长远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是，你的孩子所申请的最好大学，即使他并没有被录取。也就是说，如果有位学生申请了哈佛大学，但被拒绝了，转而上了东北大学，那他的成功与和他的SAT分数以及高中成绩相近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相上下。换句话说，决定你子女成功的是能力表现和抱负，即她认为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
为了谨慎起见，有些事情我得说明一下：为了让你的孩子在未来能挣大钱，就强迫他申请哈佛大学，显然这是有违初衷的，一个人的志向毕竟是天生的。信心和自信在赢得成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这个结论明确无误，但它还得与杰出的能力表现相匹配。
我也不是说上精英大学不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好处。
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拉美裔以及其他比较弱势的社会文化族群，包括第一代移民大学生，能上这些学校都会受益匪浅。
但如果你错失了这些精英学校，比如你像丹尼尔一样，成绩优异，出身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父母有些天真，你的前程还是大有希望的。虽然你可能没有受到相关权威机构的关注和重视，但你拥有远大的抱负以及实现这些抱负的能力。
最终，丹尼尔上了圣母大学。
你可能察觉到一丝矛盾。作为一个精通数字的家伙，为什么我会对那一大笔学费置之不理呢？因为在2012年，我还没有接触到可以帮助我做出决定的那些数据。同时，我也没有料到东北大学在全美的排名一下子提升了一倍，接近圣母大学。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一章里列举的数据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位居前列的大学排名与学生自身的能力相比，前者对学生未来的影响相形见绌。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抱负和成就能够打消我们的臆测，让竞争变得更加公平。一方面，于泽索关于网球运动的成功案例的研究明确地证实了，网球教练激励运动员的励志语言是没问题的，成功完全取决于能力表现；而另一方面，我儿子上大学的经历也曾经深深地困扰了我。这里涉及两个特殊的领域——网球和学校的成绩，在那里，能力表现都是可以测量的，对于优异的构成没有任何可争论的地方。在这两个领域，长远的成功无可争辩地与基于能力表现的排名保持一致。
这使我们倾向于做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卓越的能力表现总会带来成功。然而，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能够对能力表现做出测量。SAT分数和网球排名提供了测量手段，但是在多数领域，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如此精准的评价指标。不必找远处的例子，看看像足球这样的集体运动，
你就会发现这个任务有多么困难。我们很容易得知一位运动员在赛场上有多少次射门和助攻，但很难将他与队友的能力表现做一个科学的分析和比较。事实上，我们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试图分析在意大利足球联赛中
，评委给每一位球员的赛后打分。这些评委由三家不同的意大利报社雇用，来审查球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表现。一位评委给其中一位球员打了高分，而其他评委则认为球员的能力表现很糟糕，这种情况占了整体的1/5。但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评委并不清楚大多数球员的表现究竟如何。比如，对防守球员的评价，就建立在球队的整体表现、进球数以及净胜球的基础上。评委在评价每一位球员时，防守球员在整整90分钟时间的比赛里，做出的数百次动作和判断——阻截、成功防守对方的过人、协防以及头球争顶等，并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这些评委以及我们所有其他人，似乎都忘了输掉比赛的一方中出色的运动员可能也有射门得分，只是最终未能赢得比赛，或者他的队友未能创造助攻机会，使他的进球数很少。如果他是明星球员，身处一流球队，我们也很难去判断，球队的胜利是以他一人之力独挽狂澜，还是依靠整个集体的拼搏。将他从一个强队换到一个弱队，这位球员的能力表现也会变弱。动员全队之力而赢得比赛是一个复杂的挑战。比起一对一的运动来说，在一个团体中测量并奖励每一位队员的能力表现，毫无疑问更加复杂，就如同我们下文将要了解到的那样。
最后的结论就是：虽然在运动项目中，胜利和失败能够被清楚地界定，但要对运动员的能力表现一一测评，仍是一种挑战。那么，当我们缺乏界定高分和低分的精确手段时，是什么决定了最后的胜负呢？
若想找到答案，请进入下一章，我们将研究另一个领域，在那里，能力表现是没有办法度量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网络起到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