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德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收到了一封来自一名年轻骑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 的投诉信，其中写道：“我不是为了收集奶酪和鸡蛋而参战的。”冯·里希特霍芬来自普鲁士一个显赫家族，毕业于军校，热衷于打猎。他不想自己的参战生涯就在后勤部门里度过，他想要投身战斗。无论是因为他的热情还是贵族的出身，最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调到了空军。

对冯·里希特霍芬来说，继续做一名收蛋员的确是大材小用。他只接受了24小时的训练，就能够驾驶全新的信天翁双翼机进行首次单人飞行。这架飞机开放式的驾驶舱和单薄的框架，仅仅依靠架在两个薄薄的轮子上来保持平衡，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架飞机摇摇晃晃，难以置信可以用于作战。仅仅一个月之后，冯·里希特霍芬在与协约国的战斗中击落了6架飞机。他无所畏惧，有时一天4次飞过被战斗摧毁的法国农田上空执行任务，向协约国飞行员施以猛攻。仅在1917年4月，22架飞机就在他的火力下变为残骸，协约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个月因此被称为航空史上著名的“血腥四月”。在3年的飞行生涯中，冯·里希特霍芬一共击落了80架飞机。按照官方统计，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其他王牌飞行员击落的飞机都要多。

在现代，我们会不惜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让飞机在敌人的雷达前遁形，而冯·里希特霍芬却在当时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将自己长得像黄蜂一样的飞机涂成了耀眼的红色。飞机划过天空，那片红像涂抹在屠夫围裙上的鲜血，这就是他著名的绰号“红色男爵”的由来。冯·里希特霍芬会从柏林一家高端珠宝商那里为自己的每一次战绩定制一个刻有纪念图案的奖杯，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贵族的傲慢。在德国被战争榨干、耗尽白银之前，他一共收集了60个奖杯。他继续战斗，但不再继续定制奖杯了，因为在他看来，用普通金属制成的奖杯根本配不上他的战功。

红色男爵的故事被传颂了一个世纪 ，范围远远不止于德国。以他为主题的书籍有30多本，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在1917年出版的自传，那是他在一所战地医院治疗头部创伤时写的。他的人物形象曾出现在好莱坞电影、连环画和漫画书中。数十部纪录片充满敬畏地重现并分析了他的空中壮举。他的名字从战争史爱好者的书架一直延伸至杂货店的冷冻柜。如果你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被冯·里希特霍芬填满，可以一边在红色男爵3-D飞行模拟器上训练，一边吃红色男爵牌冷冻比萨。他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广为流传的、世界上深受喜爱的《史努比》动画片中，史努比与红色男爵斗智斗勇的情节深深地根植于一代美国人的童年幻想当中，皇家卫兵乐队（Royal Guardsmen）的一支热门单曲就以此为名——《史努比大战红色男爵》（ Snoopy vs. the Red Baron ）。

我的童年在东欧度过，没有看过动画片《史努比》，直到我在一份相当不知名的期刊中看到了一篇2003年发表的研究论文 ，才听说了红色男爵。这篇论文探讨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落5架或更多架飞机的王牌飞行员的能力表现。战斗机飞行员的能力表现相对来说已成定局，由一个单一的数字决定，即他们记录在案的全部胜利次数。冯·里希特霍芬以80场胜利稳居榜首。诸如汉斯-赫尔穆特·冯·博德迪恩（Hans-Helmut von Boddien）这样只有5场胜利的飞行员则都位于接近末尾的位置。

对飞行员的能力表现进行准确的记录是有目的的——研究者很想知道认知度与飞行员的能力表现有何关联。认知度通常很难被衡量。研究者不能以这些飞行员获得的军衔或奖章作为排名结果，因为这些飞行员中的大多数人没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

于是，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巧妙的解决方案，利用谷歌的点击率来测量人们在互联网上搜索这些飞行员名字的次数。谷歌的点击率帮助研究者估算出了将近一个世纪后，世人对每位飞行员的记忆程度。如果德国的王牌飞行员像协约国的一样有很多“罗伯特·哈尔（Robert Hall）”这样常用的名字，这个方法就很难实施了，因为有很多罗伯特·哈尔一辈子都没有击落过一架飞机。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关注德国飞行员，正是因为他们有着独特的名字，比如奥托·冯·布雷顿-兰登伯格（Otto von Breiten-Landenburg）或戈尔德·陈彻尔（Gerold Tschentschel），这就避免了研究者常常遇到的一类问题——研究对象将研究指向了无数个不相关的目标。

392名德国王牌飞行员总共获得了5050场胜利。仅仅冯·里希特霍芬一个人，就击落了80架敌机，但这项令人震惊的个人纪录也仅占总数的1.6%，不过是冰山一角。然而，他的谷歌点击率占德国王牌飞行员总共点击率的27%，他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占据的空间比其任何同胞都大得多。

乍看之下，红色男爵的例子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假设，那就是：强大的能力表现会带来成功。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完美无缺地执行了飞行任务，完成了引人注目的空中特技，并且准确地击中了目标，那么，你的能力表现在你从事的领域内就是最佳的，你就会因此被人们记住，被远隔重洋的世人尊敬几个世纪。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教导，我们可以崭露头角的最佳策略便是完美的能力表现。我们所崇拜的榜样，比如运动员、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等，他们的成功都好像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励志大师、足球教练、教育工作者、望子成龙的父母、白手起家的政治家，甚至是德国王牌飞行员的研究者，统统都将能力表现等同于成功。

雷内·方克（René Fonck）却是个意外 。

方克是谁？你可能会问。我在看到一篇关于他的鲜为人知的文章时也有同样的困惑，他默默无闻的程度和他的成就比起来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作战的法国飞行员方克宣称击落了127架德国飞机。这些胜利中有75个已被逐个证实，这至少能让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成功的飞行员。如果将方克的那些未经证实的但最有可能是真实的战绩也算上，得出的总数会超过100个。这就意味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方克和红色男爵在空战能力表现上旗鼓相当，而且方克很可能略胜一筹。

方克无疑是一位比红色男爵更精通空中作战技术的神枪手，他击落一架飞机很少超过5发炮弹。此外，方克十分擅长优雅地操作飞机，一名飞行员将方克在炮火下的飞行比作一只蝴蝶在快速躲避捕食者时的上下翩跹。冯·里希特霍芬实际上输了三场战斗，最后一场在他25岁那年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方克和他的飞机甚至从来没有被敌人的炮火伤及分毫。在执行任务中，他经常是唯一的幸存者，这意味着他在防御性地击落飞机的同时，还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来确保自己能逃生。他的战术远胜于冯·里希特霍芬的高空扫射。

然而，我们对方克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一本很难找到的自传，以及散落在各处寥寥几笔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他被时代遗忘了。这就好像每一架被红色男爵击落的飞机都在地面上形成了永存的撞击坑，将他的成功不朽地铭刻在大地上。而方克以相同或更高的频率击落飞机，但它们的坠毁都微弱得听不到声音。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我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1955年，家住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非裔美国少女克劳德特·科尔文（Claudette Colvin） 在公交车上拒绝将座位让给一名白人乘客，9个月之后，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同样的举动、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时间，但当学生学习美国民权运动的英雄人物时，却鲜有人提到科尔文。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因发明X光成像技术 、电影、录音和电灯泡而受到赞誉，但实际上很多记在他名下的发明都是由其他科学家或发明家率先发明的。还有莱特兄弟，根据教科书的记录，他们是飞机的发明者。但有资料显示，第一次动力飞行是在9个月前由新西兰人理查德·皮尔斯（Richard Pearse）完成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 真正重要的似乎是最后一个做出发现的人，而不是第一个 。

无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故事都在讲述那些出色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却似乎无法抢先赢得成功的人。比如，我们最喜欢的餐馆在繁忙的夏季倒闭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叔叔做的小发明依旧只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产品原型，遗忘在他的郊区地下室里；孩子的钢琴教师是一位真正有才华但从未有过重大突破的人。我们经常把这种默默无闻归咎于运气不好，就如同拿到了一副烂牌，但你是否像我一样发现，这样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根本说不通。

如果仔细观察数据，你就会发现红色男爵和方克的表现不分伯仲，他们名望上的巨大差异说明了成功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原理，我们对“成功”一词的定义也得以拓展。

你的成功不取决于你与你的能力表现，而是取决于我们，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你的能力表现。

或者，简单来说，你的成功不是由你决定的，而是由我们。

对成功的这个定义，是《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讲述的关于成功的研究的基本前提、公理或者起点。

能力表现，或者你做了什么，是一个你可以控制的变量，无论是自行车比赛纪录、卖出的汽车数量，还是多选题考试中的分数。你可以通过磨炼技能、练习、准备和制定策略来完善你的表现，你甚至可以将自己的能力表现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自己的水平。

然而，成功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它属于一种集体测量，是人们对于我们表现的反应。如果我们想衡量自己的成功，或者想知道最终将如何获得回报，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能力表现或成就。相反，我们需要研究自己所处的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的贡献做出的反应。正是这种成功和能力表现之间的显著区别，帮助我们在实验室里识别出了本书分享的每一条定律代表的普遍规律。

成功的集体性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雷内·方克”都取得了惊人或罕见的壮举，却未被广泛认可。当然，社会的认可度取决于你的工作质量；如果红色男爵是平庸的，他就不会被人记住。事实上，这并不是被记住的唯一因素。你可以表现得很好，但不会因此而被承认，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从经验中得知的一个不幸事实。我们有多少次看到表现没有那么好、甚至表现很差的同事因工作而受到称赞。历史上有许多富有原创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而他们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因为他们同时代的人未能意识到他们的天赋。你可能正在写最好的代码，或者为公司节省大量资金，或者你的抽屉里就藏有一部可能会一鸣惊人的电影剧本，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你的成就，那么我们如何认可你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接受并给予你的能力表现以赞赏，如果我们（我所说的“我们”不仅仅是指几个孤立的声音）不认为你的项目有价值，那么它在成功之路上很可能会步履蹒跚、停滞不前，或者几乎无法实现。

成功是一种集体现象

我们对成功的新定义是《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后续内容的前提。它告诉我们： 成功是一种集体现象，而不是个人现象 。

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将决定我们的成功，那么我们就必须观察对个人能力表现产生集体响应的社会和职业网络。我们很少有人能在旅程的开始就站上成千上万人为自己欢呼的舞台，最初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只会被我们的家人、同事、朋友、邻居、合作者和客户认可。偶尔我们会激起涟漪，延伸到周围的圈子之外，引发广泛的集体反应。我们当中最成功的人掌控了这个网络，在集体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各色人等的大脑中占据了真正有价值的地位。

将这样有利的网络想象成大脑来进行思考是一种不错的方式，用集体意识来评估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大脑虽然是一个能够记忆、感知和思考的单一实体，但它是由非常复杂和紧密相连的神经元网络组成的，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思想、体验和感觉都是由神经网络经过一连串的刺激产生的，而不是由单个神经元独立产生的。

表征我们成功的网络同样很复杂，就连脸书（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也无法真正地渗透到我们所处的密集的社交网络中，在社交网站上发名片（使用社交网络时具有象征性的行为），只是职业网络为我们赋能的最基本方式。

用网络的语言来说，我们都是一个个相互联结的网络中的节点，这个网络把我们和其他数十亿节点联结起来。因此，若想查看你对集体环境的影响，就必须查看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并观察它们是如何对你的能力表现做出响应的。成功的这种带有集体性的定义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观察自己所属的网络，并为了实现未来的优势制定策略。一个网络的世界，它的高速公路和牛道，它的荒野和峡谷，向我们展现着实现自己目标的道路。

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作为科学家，我的能力表现取决于一件事情——科学发现。难道不是吗？当然能力表现也需要机遇作为抓手。我在特兰西瓦尼亚长大，是一个匈牙利小孩，生活在封闭的罗马尼亚，只允许到部分国家旅行，国际会议更是禁止参加的。我接触科学期刊的机会非常有限，甚至也没有太多学习英语的理由，因为我离开罗马尼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无论我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多么有前途，我与作为科学生命线的职业网络都差之千里。

但是，在1989年的夏天，一个电话将我从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宿舍拖了出来，送回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家乡，那时我的考试已经完成了一半。我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博物馆馆长，是罗马尼亚政治体系中最后几个担任领导职务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之一。作为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迫害的受害者，他的职位和生计突然被剥夺。前一天，他还经营着一家博物馆，第二天，他就只能在当地的公共汽车上靠检票为生了。这种变化过于明显，让那些迫使他下台的人的行为显得特别恶劣。于是他们再次密谋，彻底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我和父亲在匈牙利成了政治难民。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我为自己选择的——我与母亲和妹妹分开，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比那更孤独的时刻。我开始在一个没有朋友甚至熟人的国家生活，但当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意识到那些心胸狭窄的官员帮了我一个忙：他们把我们送走，让我进入了一个在当时的罗马尼亚不允许进入的职业网络。

就在三个月之后，我跟随世界级科学家塔玛斯·维切克（Tamás Vicsek）一起学习，他在美国做了多年的研究员后归来。他还邀请了领域内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吉恩·斯坦利（Gene Stanley）来参加匈牙利的一次会议，维切克在他布达佩斯的家中举行招待会，让我有了在贵宾面前练习蹩脚英语的机会。斯坦利邀请我去波士顿攻读博士学位，并动用他自己的专业网络以确保我被录取。毕竟，这是可以利用的条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的英语资格考试没有及格，这是入学的最低要求。尽管如此，我还是留在了波士顿，这座城市被称为“现代科学的亚历山大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

我很想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名有前途的科学家，我后来的成功仅仅是因为我的能力表现。但后来我想起了布加勒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Bucharest）的同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拿到了我甚至没有资格参加的物理竞赛的金牌。丹在九年级时就已经获得了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在我学了三年都没搞懂的题目上领先于全世界。克里斯蒂安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天才，他能用柔和悦耳的声音解释几乎所有难题的答案。这两位都比我更有成就。然而，由于缺乏前进的道路，他们都没有在我们选择的职业中取得成功。因此，无论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多么有前途，那些帮助我在布达佩斯和波士顿取得成功的能力表现，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被置若罔闻。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网络是如何孤立和拥抱我们的，是如何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塑造我们的前途的。在罗马尼亚的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份个人的研究案例，让我远在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之前得以一窥网络和集体在我的成功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首先问问你为社会贡献了什么

如果用击落敌机的数量这样清晰而可量化的军事标准来衡量，红色男爵和雷内·方克都取得了成功。与战斗双方的其他飞行员相比，他们是这项任务中的佼佼者。但红色男爵和方克的能力表现却与他们如何被社会记住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社会认同度的差异是由成功的集体性造成的。社会认同度取决于发现、认可以及向世人传播我们能力表现的网络。

红色男爵因为眼神冷漠，常常被形容为冷酷无情和极其自负的人。他的自传不过是用令人不快、沾沾自喜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各种暴力行为。然而，面对恐怖的战争，他的同僚却被他的勇敢鼓舞。当他张扬地把飞机涂成红色时，他便成了德国宣传机器利用的典型象征，鼓舞了德国大众的士气。他那帽檐下高傲、得意的脸出现在集换卡上。有报纸称，英国军方曾以消灭他为唯一目标，还建立了一个特别的中队。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红色男爵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英雄。即使他在战斗中英年早逝，在当时阴谋笼罩之中的环境里，这也有助于维持他的神话，否则这种神话可能只会局限于战争背景之中。他生为男爵，死为勇士，被奉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不朽象征。

同样的因素也应该在前线的另一边将方克推到脱颖而出的位置。从很多方面来说，至少一开始协约国确实做到了这点。战争期间，方克获得了王牌飞行员所能期望拥有的一切荣誉，他的盛名甚至让他当选为法国议会的议员。但随后公众便开始攻击他，他的第一个错误是他没有阵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也没能成为一位成功的示范飞行员，因为在尝试从巴黎飞往纽约的第一次飞行中，他的飞机刚一起飞就坠毁了。

撇开细节不谈，两人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一个对他所处的网络有价值，而另一个则不然。红色男爵的成功在于战争期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而不仅仅在于他击落了多少架飞机，或者他的虚荣以及他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我们今天能够记住他，是因为他曾经对德国宣传机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名声来自那些拼命想要一个英雄来激发集体精神的人。公众对这位红色男爵的表现做出了反应，创造了一个关于他的神话，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他所处的网络发现他很有用，所以选择去放大他的成功。

成功的定律则会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激起这种社会性的集体利益，使我们的能力表现引起广泛的共鸣。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工作对别人来说至关重要——谁又不想这样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自己的贡献是如何通过身处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产生集体利益的。

在红色男爵的例子中，他的网络为他创造了传奇，这个传奇异常惊人，以至于影响力超越了战争的局限性。还记得《花生漫画》里的场景吗？史努比在正在下沉的飞机上（他的狗屋）向红色男爵致敬，烟雾在他周围升腾。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有运动员精神的、在面对失败时所表现出来的尊重。他的敌人在空战方面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连在无比自由的幻想国度里战斗的卡通人物史努比也没有信心获胜。

但是，当我援引史努比作为成功的仲裁者时，有必要澄清一点，那就是红色男爵不仅仅成功了，他还很有名气。在他死去几十年后，还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美国卡通影片中，这就是一个铁证。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能把成功和名气区分开来吗？我们必须这么做吗？

成功与名气截然不同

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圆桌会议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举办的诺贝尔论坛，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会议，决定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挂着每位得主的画像。我曾经参观过这个论坛的举办地，在满是画像的走廊里徘徊，沉浸在那宁静的空间之中。这感觉就像去参观一个小教堂，一个为推动医学进步的不朽圣人而建造的神殿。每一幅画像上都是一位表现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们的同行认识到了他们的重要贡献，并通过授予他们科学家所能渴望的最高荣誉来承认其影响力。虽然我们通常不把名人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科学中也有名气的概念，那么无疑他们已经获得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勤奋工作、充满热情的科学家的发现，确实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当我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一幅画像接一幅画像地看过来时惊奇地发现，我一个人都认不出来，一个都不认识。

这让我大吃一惊，也感到有些窘迫，我忽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使我感到十分惭愧。

成功和名气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作为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无疑是一位成功人士。除了《洛丽塔》（ Lolita ）以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作品，多达成千上万页。但如果你问英语专业以外的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谁，对方很可能会茫然地盯着你看，或者顶多问你：“是写那本关于恋童癖的书的人吗？”

众所周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一位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名气延伸到了科学领域之外，这是一项罕见的成就。在街上给任何人看他的照片，人们都会说：“当然是爱因斯坦了！”但如果你问他们，爱因斯坦是因为什么出名的，就会听到犹豫不决、以问题的形式提供的答案：“他是个天才，对吧？”

世界上还有很多个“纳博科夫”和“爱因斯坦”，他们通过自己优秀的能力表现取得成功，然后成功给他们带来社会认可，且远远延伸出他们的职业网络之外。一旦人们在自己的专业网络之外变得闻名遐迩，我们对他们本人的欣赏便会变得比他们未来的能力表现更加重要，这时我们就会给他们披上“名气”的外衣。名气是杰出成功中罕见的附加品。虽然《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把名气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研究，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它。

尽管如此，思考一下那些在“名气”这一奇怪领域的人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想知道谁比耶稣更有名 （提示：不是甲壳虫乐队），可以搜索一下“万神殿项目”（Pantheon Project），这是由塞萨尔·伊达尔戈（César Hidalgo，我以前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创建的一个在线工具。伊达尔戈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教授，他曾说，真正著名的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外也相当知名。他没有像研究王牌飞行员的那些研究者那样，使用谷歌点击率来衡量某人的名气，而是以维基百科页面上呈现的语言种类作为衡量标准，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人的维基百科页面使用了多少种语言，他就有多大的名气。若想被列入万神殿，一个人的名气必须跨越国家和语言障碍，必须在维基百科页面上出现至少25种语言。单单这一个要求就将名人的范围从所有的小名人或不太出名的人缩小到11341人——他们各有特色，魅力十足。

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使用大量的检索条件来探索这些传奇人物。1644年出生的最著名的人是谁？答案是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巴塞罗那出生的最有名的人是谁？有17个人上榜，画家琼安·米罗（Joan Miró）位列第一。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音乐家是谁？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世界上最著名的罪犯呢？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开膛手杰克”（Jack）和连环杀人犯——我的特兰西瓦尼亚老乡伊丽莎白·巴托里（Elizabeth Báthory）。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美国人是谁？不是乔治·华盛顿，也不是比尔·盖茨，而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红色男爵是万神殿项目中排名第44位的最著名的军事人物，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他同时也是出生于1892年的第5位最著名的人之一，以及出生于波兰的第4位最著名的人之一。他的维基百科页面有43种语言，吸引了超过800万次的浏览量，这就好像他的深红色双翼飞机违反了物理学法则，推动自己穿越时空一般。雷内·方克甚至都没有进入万神殿项目的排名，他被掩埋在了维基百科的“尘土”里，成了一位不为人知的英雄。

史上最著名的人是谁

史上最著名的人是谁？万神殿项目的结果表明，是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红色男爵那么浮华，但他在许多不同的地区、语言和时代里居于很重要的地位。这也许不是巧合，作为一位有着不朽声誉的哲学伟人，他早已对自己几千年后的成功有所洞见：“但这（声誉） 未免太肤浅了，因为声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接受者。”换句话说，获得声誉是一种不可靠的幸福，因为它依赖于给予者，而不是接受者。这是一种不错的对成功的定义的转述方式。

亚里士多德是万神殿项目排名中大多数做出了有意义和深远贡献的人的光辉榜样，他强化了“能力表现对不朽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在万神殿项目中还有21名比较特别的“名人”，他们是一群有趣的人。一些选美冠军、社会名流和女继承人也位列其中，这提醒我们，名气可能与我们所认为的成就甚至内涵毫无关系。

我们从经验中可以得知，杰出的成就也可能换不来成功的回报。那么，如果我们连成就都没有，又怎么能获得成功呢？这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与我们从小就信奉的勤奋工作的精神背道而驰。

记住了这点，我们现在将进入这本书的核心，从一个重要的问题开始，即成功和能力表现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5TEs6RRoAtrOCYkIKN0eeo71QHqGZzsZLo0jen/XbJ6vq24NlGG8EoGC2zuPc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