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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孔子、墨子一样，老子的理论是直面现实的。因此，老子的政治哲学从批判出发，并最终致力于解决社会危机。从《老子》中所见强烈的社会批判来看，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矛盾显然已十分激化、上下的对立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政治统治面临崩溃边缘。老子对此忧心忡忡，以大量篇幅揭露这些社会矛盾。老子激烈的社会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抨击现实中种种残忍的统治；在道德上，他揭露精神的虚伪和文化的沦落；在人性上，他批判物欲的放纵和天性的泯灭。
从政治上看，老子认为统治者穷奢极欲，无情地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例如：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七十五章）
这是说，朝廷败坏、田地荒芜、仓库空虚，统治者却仍然穿着华丽的服饰、享受精美的食物、占有太多的财富。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就像强盗头子，这是多么无道的一个世界。民众之所以吃不饱饭，是因为统治者征收的赋税太多。民众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太喜欢有所作为，激起了民怨民愤。这是痛斥统治者用貌似正义的、神圣的目标牺牲人民的利益。民众之所以不把死当回事，是因为统治者的养生条件过于优越，以致压迫民众太甚。老子是注重养生的人，但如果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养生的要求，为所欲为，激起人民以死抗争，那么老子宁可放弃养生，所以他说“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即不注重养生的人，要胜过那些过于养生的人。老子大声痛斥那些所谓的“圣”与“贤”以及他们的智慧，因为正是这些圣贤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因此，他要“不尚贤”（三章），要“绝圣弃智”（十九章）。
老子生活的年代战争频仍，诸侯们征伐不断，不惜以成千上万的躯体丈量新兼并的土地。在各种残害社会、涂炭生灵的破坏行为中，老子对战争最为厌恶，抨击也最为激烈。他对战争的惨烈和危害有各种形象的描述，例如：“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四十六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无道之世，战马产驹于郊野，言外之意是，连怀驹的母马也被拉来当战马了。军队经过，那里的人民生产、生活就会遭到巨大破坏。战争过后，必有荒年。
老子在道德和文化层面上的批判也痛快淋漓。这种批判，有很多是针对儒家而发的，儒家认为有正面价值、有建设意义而努力创设、竭力鼓吹的东西，在老子看来却如鲁迅笔下九斤老太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上古是最为理想的时代，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回到古代去。儒家通过不断地创制各种文明规范来帮助人们走向古代，但在老子眼中，整个人类文明进化史其实是一部道德倒退史。例如：“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大道”被废弃之后，才出现了“仁义”这种人类的道德理念。人类的智巧出现之后，才产生了严重的伪诈。有六亲不和的现象出现，才产生了“孝慈”这种人类的价值标准。国家陷入混乱，才出现了所谓的“忠臣”。又如：“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道”丧失之后才出现“德”，“德”丧失之后才出现“仁”，“仁”丧失之后才出现“义”，“义”丧失之后才出现“礼”。“礼”这种东西是“忠信”薄弱到极点的产物，是大乱的祸首。
因此，“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不要聪明，抛弃智巧，人民就可以得到百倍好处。放弃“仁义”这些道德价值标准，人民就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杜绝精巧之物和货利，盗贼就会消失。在老子看来，“仁义”“慧智”“孝慈”“忠臣”不是文明进步的产物，而是文明退步的结果，就像一个重症病人，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吃各种各样的药，而这些药却越来越不起作用。用“仁义”“慧智”“孝慈”“忠臣”来拯救人类，不仅不能回到本真本善的社会，而且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只有放弃“仁义”“慧智”这些所谓的道德，根绝各种巧利之心、巧利之作，人类才会得到真正的拯救。
老子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和道德规范一样，制度规范越详细、越严格，离人们设置这些规范的初衷也就越远，人反而成为制度的受害者。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但没有帮助人类走向亲近、和谐，反而使人类社会变得更为混乱不堪。这就是所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统治者设定的禁令越多，百姓越贫困；法令越发达，触犯法律的人反而越多。这些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没有过时。
以上种种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性问题。老子对人性的批判同样激烈而无情，这种批判主要指向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老子不否认食色这些天性，但在他看来，人一旦获得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条件，尤其是统治者，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满足各种各样的欲望，乃至做出“令人心发狂”“令人行妨”（十二章）的事情。统治者利用权力、资源乃至智巧，去填充欲壑，“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更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祸根。所以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希望人能将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反对各种导致物欲放纵和天性泯灭的奇巧之物；“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五十章），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陷于死地，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过于追求美好生活，厚自奉养。
可见，在老子所处时代，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日趋尖锐。在老子看来，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统治者和民众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统治者过分的贪欲和过度的“有为”。因此，老子主张屈君伸民，即通过统治者的克制和让步，来换取民众的生机和活力。陈霞指出：“在君民之间，道家主张屈君、限君、虚君，甚至主张‘无君’，更关注人的个体价值、个体自由、个体生命的境遇。所以他有制约君权，主张其少为的倾向，而对民则有所伸张。”
但除了法家之外，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时期大部分学派主张屈君伸民。老子的屈君伸民与各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解决方案关联着宏大的思维和独特的理念。在猛烈的社会批判基础之上，老子开出了他的救世之方，那就是“无为”。“无为”绝非什么也不做，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所示，“无为”正是“为”的对象或结果。“无为”不同于当时社会上其他学派所提倡的“有为”，是一种特殊的“为”。在老子看来，儒墨等学派所普遍提倡的“有为”，并不是根本性的“为”，而是用一种有限的“为”去解决另一种有限的“为”，属于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说越“有为”，矛盾越深化，当这些治世之药已经没有什么疗效时，不如放弃不用。如果说儒墨等学派是在做加法，老子要做的就是减法，只有走向“有为”的反面——“无为”，才是彻底的解决之道。因此，老子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见三十七章、四十八章。类似的表述在《老子》中极为多见，“无为而无不为”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说法）。“无为”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矛盾。
那么，为什么必须“无为”，又该怎样“无为”？这背后有一套深刻而复杂的哲学原理。如果我们使用一个最为简单的框架去说明这套深刻而复杂的原理，那莫过于“道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