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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道家为何是以“黄帝”“老子”命名的道家？“黄帝”“老子”为什么能够结缘？在黄老道家政治哲学中，“黄帝”“老子”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在黄老道家中，黄帝只是为了提高学说的影响而设置的可有可无的假托
；但通过研读大量出土文献，结合丰富的传世文献，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所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黄老道家理论系统，使之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只有了解了黄帝在黄老道家天道论中的作用与地位，黄老道家之称谓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如前文所述，老子之“道”虽然具有神圣性、绝对性，但也有过于玄虚、过于抽象的倾向，要将其运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认识、可以效法的道，就必须借助于“天道”等媒介。而黄帝正是先秦天道观的总代表，所以司马迁用“法天则地”四个字去评价他，即黄帝能够替天行道，能够把握处理天、地、人一切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原理。这个道不是“妙不可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而是具有绝对性、权威性、合理性、公正性、无私性的天道，是人可以理解、可以效法，且不得不服从的法则。
在古代中国，如果说有那么一种理论，可以将天文、历法、政治、经济、军事、养生完整地、系统地、有机地关联在一起，使人类所有行动都可以从自然原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并且可以用一种学说、一个框架把所有内容涵盖进去，那就是以黄帝为名义的“法天则地”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黄老道家学说。黄帝之言，必有后起的、假托的部分，但说如此大规模的“法天则地”学说全是后人在某一时间突然冒出的伪托，不免有简单化之嫌。该学说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我们不管黄帝是否真有那么多发明创造，是否真有那么多学说，是否真的那么神明，仅从社会功能来看，“黄帝”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存在，应该很早就发挥作用了。首先，黄帝形象为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人群所认可；其次，黄帝的影响涉及了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方面；最后，黄帝的尊严被社会上中下层普遍接受。相比于约束人伦关系的礼仪规范，天道更有可能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人群普遍信奉、遵从的规则、禁忌系统。事实上，以黄帝为代表的学说成功地将这些规则、禁忌系统导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大至国家的生产、祭祀、战争，几乎都与此相关。该学说成为实用的知识和技术，并超越学派、国度，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因此，理解黄老思想何以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可行性，仅仅从老子思想的角度展开是不够的，更需要从“黄帝”这一侧面加以开掘。依靠黄帝代表的规则、禁忌系统，从天道到人道才得以真正落实。
作为道家，黄老道家的学说显然离不开“道论”，同时，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的政治学说，黄老道家又是一种“政论”，这两者是彼此呼应，相辅相成的。基于对《黄帝四经》等黄老道家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比较清晰的两条线索，即“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和“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这是相对成熟的黄老道家所具备的基本思想结构，尤其是后者，绝非虚无的假托，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和实际的功用。
道论是黄老道家的哲学基础，在《黄帝四经》中，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整体被划分为道和物、形上和形下、本体和现象两大部分。道既是先于万物存在的本原，又是使万物得以存在的本体，这种认识在《道原》中有集中论述。《道原》的上半篇以宇宙论的形式，描述了道体无名无形、独立不偶，但“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的形上特征，下半篇则转入圣人如何体道用道，以实现“抱道执度，天下可一”的政治目的。显然，这和老子既强调“道”为最高本体，又强调“道”对于社会和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为“老子类型的道论”。这种道论既为万物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又为圣人（《黄帝四经》常常称之为“执道者”）走上至高政治地位及完成天下一统之政治目标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因此这一理论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类道论在《黄帝四经》中虽然重要，但似乎还不是论述的重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另外一种道论，可以简言之为天道论。这种天道论视天、地、人为相互联动的一个整体，根据宇宙秩序来指导人类的政治行为。《黄帝四经》中有大量关于天地之道的描述，有时指的是日月运行、四时更替等表现为“理”“数”“纪”的宇宙秩序，有时指的是阴阳消长、动静盈虚、刚柔兼济的宇宙原理，这都是人所需要认识和把握的天道。较之常人无法感知、难以体会的抽象之“道”，天道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感受、不得不遵循的天地运行规律和法则。因此，天道既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同时又具备与“道”相同的权威性和绝对性，这样，顺应天道就成为掌握天下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圣人而言，法天地以尽人事，从天、地、人贯通的宇宙秩序中提炼出治世的方法、是非的标准，就是首要的政治事务。因此，这种道论较之“老子类型的道论”，具有更为实际的指导意义。
这种呈现为宇宙秩序和原理的天道论，以及由天道导出人道的思路，其实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中也都能够看到。从中我们发现，这套包罗万象的、统一连贯的宇宙观，与知识、技术、禁忌、规则有着密切关系，而黄帝在这套为社会所普遍信奉、遵从的规则、禁忌系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样的黄帝形象在《黄帝四经》也常常看到，如《十大经·观》中，黄帝在天地、阴阳、四时、晦明、万物的创生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十大经·立命》有：“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表明黄帝形象与五行有着密切关系，其内容必须与阴阳术数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在此，笔者将这种以黄帝为代表的天道论称为“黄帝类型的道论”。
《黄帝四经》的政论同样立足于两种道论，可以区分为“老子类型的政论”和“黄帝类型的政论”。
依据“老子类型的道论”，道生万物就是由无名、无形的道走向有名、有形的物的过程，形下的、现象的万物都是道的体现。如果说在老子那里，无名、无形的“道”是论述的重点，那么到了黄老道家这里，虽然同样是道生万物的理路，但重点已经转向万物生成以后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由“形”“名”来体现的。所以，如前面已经有所论述的那样，君主作为执道者，在人间所要从事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认识和把握“形”“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间的名分系统、规则系统，然后让名分、规则系统发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因此，执道者必须以“形”“名”为“见知”天下之工具，必须利用“名实一致”的原理，去观察和把握各种复杂的政治现象。第二项重要工作则正好相反，执道者必须站在“无形”“无名”的“道”的高度，模拟道生万物的过程，去树立“形”“名”、把握“形”“名”，但他自己却不能为“形”“名”所束缚。这样，执道者才能控制发源于“道”的最为根本的政治资源，使自己立于无人能挑战的绝对地位，保证自己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因此，在《黄帝四经》中，政论的出发点是从“名”开始的。同时，《黄帝四经》的政论也就必然与“虚静”“无为”“至素至精”这种修养论、功夫论合为一体。虽然这种通过养身以治国的理论在《黄帝四经》中不是很多，但其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看“黄帝类型的政论”。如前所言，因循天道是掌握天下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黄帝四经》反复强调天道为人事明确了一切行为准则，人事只是天道的延伸而已。《黄帝四经》中有大量与“天”相配合的表述方式，如“天当”“天极”“天功”“天时”“天毁”“天诛”“天罚”“天殃”“得天”“失天”等等，这给其政治理论抹上了极为浓厚的天道论色彩，但这种天道论绝非使人简单匍匐于天的权威之下的那种宗教意识，而是让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天地之化育中去，其最为典型的学说就是阴阳刑德理论，其实质是政令必须和阴阳消长的自然节律吻合。如《十大经·观》提出：“并（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通过天道把德治和刑治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法·四度》提出：“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强调因时而动、物极必反的原理。这样，政治行动就完全可以从自然原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
由此可见，在《黄帝四经》所代表的黄老道家政治学说中，老子类型与黄帝类型都发展出了各自的道论和政论，这两个系统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能够相互涵摄、相互补充、有机交汇，形成了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效应的理论。黄老道家之所以有宏大的视野、超脱的胸怀、长远的眼光，能够从整体、全局、超越的角度考虑问题，能够“虚无为本，因循为用”，能够兼容并超越百家，显然与黄、老的融合和互补有着密切的关系。
曹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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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和名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可以说极富戏剧性。先秦秦汉有关“名”的论述极为丰富，《论语》《墨子》《老子》《荀子》《公孙龙子》《管子》《韩非子》《申子》《尸子》《黄帝四经》《吕氏春秋》《尹文子》《春秋繁露》及伪书《邓析子》等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名”。对“名”的重视，甚至一度到了这样的高度，如“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申子·大体》）
，“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尸子·发蒙》），“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名〕正者治，名奇（倚）者乱。正名不奇（倚），奇（倚）名不立”（《黄帝四经·十大经·前道》），“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汉以后，有关“名”的论述逐渐减少，名学成了一门绝学，只在魏晋时期有所复兴，之后便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几乎被人遗忘。进入20世纪之后，“名”的研究又突然大兴。对《公孙龙子》等名家著作进行注释者不胜枚举，名学作为中国逻辑学的代表，成为中国逻辑学史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名学从一门极具传统意味的学问变成一门极具西学意味的学问。
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名家研究在中国一度极为兴盛，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百年之后，我们回首这一研究领域，发现它在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的同时，其实也不无偏颇之处。可以说，名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的错误，表现为不顾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环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有削足适履之嫌。20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逻辑意义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名”，有时甚至曲解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将其当作知识论、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特别是那些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虽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为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视，得不到客观的研究。因此，20世纪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在于将对“名”自身（语言结构）的研究和对“名”功能（政治作用）的研究混为一谈。要研究先秦名学，不能忽视大量与政治思想相关的资料。
我们发现，先秦秦汉时期，关于“名”的论述虽然极为丰富，但论述的内容却往往相去甚远。在《论六家要指》中，司马谈是这样总结名家的：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司马谈关于名家的定义来看，他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名家的。说他们“苛察缴绕”“使人俭而善失真”，可能是指他们在概念、名词的辨析上过分拘泥，超出了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以致到了“失真”的地步，这是其短处。但是他们追求“正名实”及“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是值得肯定的。
从司马谈的定义里，我们能读出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来。首先，司马谈笔下的名家虽然在概念、名词的使用上过于执着，有点像今天所谓的逻辑学或语言学，但他们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因为从“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这种《韩非子》中常见的话来看，这是一种接近于法家的政治思想，不仅与抽象思辨无关，而且甚至可以作为政治上的实战理论。因此，显然司马谈把所谓的名家也当作一种政治思想来看待。
其次，司马谈没有指明代表者或代表作，这使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名家具体可以和谁对应。其实司马谈所谓的“家”，并不确指哪一个流派、哪一个学术团体，而是一种政治倾向。在他心目中，其实只有道家是吸收了各家长处的、最高层次的哲学，其余五家都有其长短，只有在被道家兼容之后，才能扬长避短。日本学者关口顺（関口順）曾专门分析司马谈心目中“名家”一词的来源。他认为，这一名称并非来自倡导“形名”“名实”“正名”的某一类人，也不是来自所谓的“辩士”。他指出，“名家”这种分类，从其命名之来源看，它是源自“形名”、源自“正名”还是源自“名实”，其实难以断定，实际上，它是将“形名”“正名”“名实”的意义都包含其中，并与道家、法家相关联的一种政治思想。
虽然司马谈没有明确指出他心目中的名家是谁，但是从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推测，即这里有两种名家的影子：正面的是司马谈所推崇的，将“名”思想运用于政治场合，并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思想；反面的则是被否定、被批判的，执着于概念、名词分析的，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或对现实政治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思想。
总之，司马谈总结出的名家，只是依据学术宗旨做出的概括，而非类似儒墨的学派意义上的传承。在看似类似的学术宗旨下，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名家，一种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一种是语言、逻辑意义上的。或者说一种是“政论型名家”，一种是“知识型名家”。目前的研究显然侧重于后者，但其实前者在中国古代影响更大。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而战国中晩期法家及一些道家（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语言、逻辑意义上的“名”主要是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所讨论的对象，他们把“名”自身当作一种认识对象来研究，注重认知的原理与方法，倾向于时空与物性的抽象辨析。不能说后者没有对前者产生过影响，但在相当多的场合，后者只是前者批判的对象，对中国思想史真正产生过影响的是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重要的话题。由此形成“名”“法”常常连用的现象，“名”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这一奇妙现象，实际上是法治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对规范、准则的作用和意义过分追求和崇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