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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有必要澄清“黄老”的概念，本章主要从广义的思想主旨而不是从狭义的师承渊源上谈“黄老”。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司马迁的确描述过有着明确师承渊源的黄老学派，但《史记》同时又借用“黄老”指代战国秦汉时期作为事实广泛存在的政治思潮，其内涵要远远大于狭义的“黄老学派”。这种思潮的特色简而言之，是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作为思想的基础，将以黄帝为代表的“天道”作为行动的法则，贯穿着本与末、道与用、道与术相对应的思维。正因为司马迁是借用了后代的名称去指称以前的思想，因此即便对于没有出现“老子”“黄帝”的文献，我们也可以依据其特色，将其判定为与“黄老”相关的材料。
从史的角度看，黄老道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黄老道家、全盛期黄老道家和后期黄老道家。早期黄老道家“老”和“黄”的结合未必那么紧密，与之相关的作品是传世文献《庄子》外杂篇、《逸周书》、《管子》、《韩非子》、《慎子》、《尸子》以及兵书《六韬》、医书《黄帝内经》中的一些内容，还有出土文献《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马王堆医书类竹简等。全盛期黄老道家代表性的作品是传世文献《吕氏春秋》《史记》《新书》《新语》《文子》《淮南子》中的一些内容，还有出土文献《黄帝四经》《九主》等。后期黄老道家代表性的作品是传世文献《论衡》中的一些内容、严遵《老子》注、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列子》等。过去，由于受史料的限制，黄老道家面目不清。随着马王堆帛书以及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等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黄老道家相关的资料越来越丰富，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兴盛。目前学界基本上把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作为全盛期黄老道家的代表性著作。本章主要依据《黄帝四经》等文献，以全盛期黄老道家的政治哲学为主要讨论对象，兼及其他时期。
汉初统治者笃信黄老，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学习黄老经典、实践黄老的理念，在史书记载中频频出现黄老字样，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时期视为黄老道家的全盛期。学界多认为记录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由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所写《论六家要指》中的“道家”就是这一时期黄老道家的写照：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论六家要指》虽然描述了阴阳、儒、墨、名、法、道（道德）六家，但写道家浓墨重彩，写其他五家则寥寥数笔，而且是照着道家的标准来评价的。在笔者看来，对其他五家长处的吸收、短处的舍弃，也是黄老道家思想的反映。因此，这里有必要把对其他五家的评价也列出来，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黄老道家思想图像。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西汉初期黄老道家的宣言书。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维护中央专制集权、君主至高无上地位，以最小政治资本获取最大政治效果，无时不宜、无事不宜的最高政治哲学；而通过汉初的政治实践，也被实际确认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从这部宣言书可以看出黄老道家思想结构的如下几条基本线索。
第一，从天道到人道。黄老道家的“道”绝不是虚无缥缈、不涉人事的。因此，不可言、不可名的“道”在很多情况下被转化为可以感受、可以效法，却不失绝对性、权威性的“天道”。这也是黄老道家吸纳、借重阴阳家的地方。所谓“因阴阳之大顺”，就是“序四时之大顺”，也就是自然的法则与禁忌。当然天道观每家都有，但阴阳家的确是天道观的代表。黄老道家追求规范和制度，但前提是让社会政治和大众生活完全按照来源于自然秩序的法则运行。因此，如果说黄老道家那里存在着法哲学，那一定是以天道秩序为前提的。
黄老道家很喜欢讲宇宙论、生成论，就像笔者在后文中要论述的那样，这些都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宇宙论、生成论，而是为了导出相应的人间观和政治哲学。过去，学者常讲“道”与“法”的结合，讲“以道全法”是黄老道家的根本性特征，其实这个特征必须放在“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框架下才得以成立。由此也构成黄老道家政治哲学独特的论述方式，即从道论到政论。
第二，从养身到治国。只有通过养身才能让圣人体道、得道，从而区别于“万物”，登上“道”的高地。只有登上“道”的高地，即成为“执道者”，才能占据“道”的绝对性和权威性，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天下的主宰，顺理成章地成为“无名”“无形”的象征，去支配和把握“有名”“有形”的万物。所以养身是手段，治国是目的。或者就像冯友兰说的那样，“稷下黄老之学认为养生和治国，是一个道理的两方面的应用”
。这就是司马谈大讲“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的原因，最终目的是要主逸臣劳、“我有以治天下”。
以上两条都是从前到后、不可逆反的。因为最终的目的一定是要落到现实的。肯定是先有天道，后有人事
；先有养身，后有治国。谈天道，肯定是为了谈人事；谈养身，肯定是为了谈治国；讲道体，是为了引向道用；讲无为，是为了有为；批判，是为了建设；超越，是为了现实；不变，是为了万变。
第三，虚无为本，因循为用。这也是司马谈所特别强调的。虚无和因循几乎是所有的黄老道家著述必然涉及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无为之道，其实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原理，也就是说，其思想背景是道物两分的世界图景，以及道“无为”、万物“自然”的思维框架，并由此衍生出无限与有限、整体与局部、一与多、本与末的对照方式。
这里，和天道人道、养身治国一样，同样可以看作虚无在前，因循在后，虚无的目的是更好地因循。为什么要因循？如何因循？因循的好处何在？黄老道家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非常复杂的阐发，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侧面：其一是对天道的因循，这个侧面又和上述第一个特征密切相关。其二是对物性（包括人性）、人情的因循，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形成了独特的人性论。
第四，兼综百家。前面之所以要在黄老道家的宣言书中把其他五家内容放进去，原因也在于此。因为黄老道家并不坚持一种独立的、偏狭的政治立场，而是在对各家长短做出评判之后，将有益于治的内容纳入到其体系中去，所以才会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过去学界多以“兼综百家”定性黄老道家，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只看到了现象而已。如果仅以此定义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反容易被视为杂家，变得什么都不是。一些对黄老道家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往往以此否定黄老道家的存在。其实兼容正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必有的性能，西汉以后的儒家就具有此特征，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儒家的存在。兼综百家也只是一个结果，形成于前面所论三点的基础之上。因此，要论黄老道家的实质，必须首先从前面三点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