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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你知道吗?》

但我到乡文化站找崔兴亮,终究不能算回事。村子里别的年轻人有很多都出去打工了,到上海,到江浙,到广东、福建的都有。父亲就成天在我面前唠叨这些。我在家又待不下去了,再一次进城打工。这次打工,我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挣钱当路费,去西安找作家贾平凹。

我先到蚌埠市找工作。一天,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瞎转悠,看到二七文化宫门口贴着一张广告,是一家魔术团招收魔术学员。我联系了团长,和他见了面,得知他是一位有些名气的魔术师,魔术节目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我当时一是找不到工作,二来也对魔术感到挺好奇,想学学。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只要管饭就行。于是,我就进了魔术团。团里没几个人,除了团长,还有两个和我一块儿招进团的二十多岁的小女孩,加上我一共就四个人。说是学魔术,其实我就是一个杂工,团里的杂活全是我干。

跟着团到附近的县城演出了几场后,就没有什么演出了,团长就介绍我到他的一个朋友那儿帮工。他朋友在凤阳县城开了一个冷饮批发店,当时正值盛夏,是生意好的时候,需要人手,于是,我就到凤阳干了一个多月的冷库搬运工,老板给了我一百多块钱工钱。可就是这一个多月冷库搬运工的工作,给我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每年一到秋冬季节,我的腿和腰一受凉便疼痛难忍。

拿到钱以后,我就决定用这个钱当路费,去西安找作家贾平凹。我买过他的书,看过他写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我觉得很亲近,我想拜他为师,跟他学习写作。

1993年,快入秋的一天,我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踏上了蚌埠开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追寻作家贾平凹拜师学艺的征程。

在西安火车站刚一下火车,命运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

下了火车以后,我一开始跟随着人群往出站口走。由于人多,走得很慢。走着走着,我看见有一条岔开的小道,人很少,好像也能出站,于是,我就拐到了小道上。走了一段,看着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大铁门,过了大铁门就等于出了站。我眼看到了大铁门跟前,忽然从旁边的屋子里冲出几名男子,手里拿着电棍,特别凶,不由分说,把我前面的几个人和我,统统都赶到屋子里去。我一下子被搞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见已经有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被弄进了屋里,一看也是刚下火车,还带着干木工活用的锯子等工具。拿电棍的人就逼着那几个农民工掏钱,别的什么都不说。有一个农民工都被吓哭了。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我心想,这大白天,在车站怎么碰到黑社会了呢?

几个拿电棍的人对我倒不那么凶,一开始,没管我,只顾“收拾”那几个农民工。后来,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来西安干什么的?我说,来上学。实际上,这是我灵机一动瞎想到的。因为当时正是8月底,是学生到校报到的时候,我想我说我是学生,他们认为我是穷学生也许就会放过我。果然,我急中生智说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他们让我把身份证件掏给他们看一下,就不怎么管我了。我一看这架势,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然后我就悄悄地往门外蹭,出了门赶紧跑得没了踪影。这事过去了二十多年,到现在我也没想清楚这伙拿电棍的究竟是什么人。

之后几个月,我没能找到贾平凹,而且,以后也没有希望找到。眼看快到了春节,我打算回安徽老家过年。因为我上西安的时候,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我多少怕他们担心我。

这天我要乘火车回蚌埠,当我一个人赶到西安火车站附近的时候,又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天还没完全黑的时候,我就赶到了西安火车站附近。我当时手里拎着一个包,一个人正往火车站走。我走到离火车站几百米的路边,那里停放着几辆大巴车,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大巴车旁边。我一看这个地方除了停放几辆大巴车,没有一个人,地上有路灯投射出的大巴车的黑影,多少有点儿阴森。我顿时有一种不安全的预感。

这时候,不远处车站的商店里已经亮起了灯光。我打算往那里走,尽快摆脱眼前的危险。正当我加快脚步离开大巴车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冲着我迎面快步走过来,很明显那人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目标。当那人与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故意用力撞了我一下,差一点儿把我拎的包撞掉。撞了我之后,那个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他的路。我回头瞅了那人一眼,想和他理论,但一看他没有停下来,心想算了。我刚要迈步继续往前走,迎面忽然又蹿出来一个年轻男子直奔我而来。我心里马上警觉起来,我再一回头看,刚才故意撞我的那个男子已经返回头,奔我大步追了过来。

我一看形势不妙,这分明是两个人要前后夹击我!肯定不是图财就是害命!我的心一惊,“咚咚”跳得飞快。趁这两个人还没有靠近我的时候,我赶紧夺路就往前冲。那俩男子就紧跟着追我,他们的脚步声就在我身后,我不敢回头看,只顾拼命往前跑,我感觉他们的手就差一点儿要抓住我!所幸,我很快跑到有灯光的地方,他们就不敢再追了,最后,总算人和包都平安无事。

后来,我回到蚌埠后,把这次西安寻师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贾平凹,你知道吗?》,投递给了蚌埠一家名为《太阳》的文学杂志社。我记得当时吴立智和刘彬彬两位编辑老师很热心地接待了我,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不久,《太阳》杂志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

为了纪念这段让我刻骨铭心的寻师经历,我把这篇发表的文字呈现出来,以飨读者。于我来说,不管结局多么糟糕,都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瞒着家人怀着万分复杂的心绪,登上蚌埠开往西安的火车——去拜见名作家贾平凹。

西安,对我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去。

当我肩扛手拎着包裹,精疲力尽地站在西安市文联大门口时,已是下午了(我从贾平凹的书里得知他在西安市文联工作)。我把包裹放在地上,看着“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鎏金铜牌,长长松了一口气。当时的心情不亚于虔诚的信徒找到带有十字架的教堂。

一打听,文联的人对我说,贾平凹是在这工作,可一般都不来,你想找他就明天来吧。于是当天晚上我便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一骨碌爬起,往文联赶,五六里路只用了一刻钟。到了文联,一个人也没有,一看表,才七点。我在大门口踱来踱去,做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贾平凹有可能提问我哪些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要是冷漠我,几句话就让我回家呢?我该怎么办,才能感动他?

一个小时后,有人陆续来上班了。我站在大门口,仔细打量每一个人(我从书上看到过贾平凹的像)。等了半天,也不见这么个人,便问一位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一开始还算客气,让我坐,听了我的来意后,不以为然地一笑说:

“你找见贾平凹就能成作家了?”

我脸红了,忙解释说:我只是慕名前来拜访而已。

那人有些不耐烦了,强作和气说: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还是趁早回去。贾平凹你是根本见不到。他两个月都不来一趟。

我一听,差一点昏倒。呆立了好久说不出话来。到西安两天来,几乎没吃什么饭。一来只顾赶路,耽误了吃饭;二来找不到贾平凹,心急如焚,没了食欲;再则,兜里这点钱一分一厘省着花才是,万一到了真一分钱没有的地步,这人生地不熟的……

晚上睡觉可以到火车站混过;走路凭两个腿,也不用买车票,可总不能不上厕所吧,西安这地方进一趟要掏一毛钱。

我拎起包裹,僵立在楼梯口,一时不知所措。问了几个人,都说贾平凹一般不在文联,有的说他在深山里写作,还有的说贾平凹刚写完《废都》,需要清静,任何人不见。但贾平凹究竟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

就这样在文联等了两天,文联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我是来找贾平凹的了。见我总是说,又来找贾平凹!然后总是劝我趁早回家。我听了,只得苦笑,不言语。

眼看天又黑了下来,这是我来西安第三个傍晚。我再也没力气把包裹往火车站带。只好硬着头皮跟文联看大门的老头商量,求他把我的包裹放在收发室,明天一早我就来取。但凭我怎么求他,他都无动于衷,还板着面孔,把我往门外推:走,走,走,找个旅馆去住。说着拎起我的包裹就往大门口扔。我见状只觉脑子“嗡”的一下,全空白了,差一点没扑通给他跪倒。我怎么就一下变成软骨头了呢?!人家像撵狗一样地驱赶你,你还苦苦乞求个什么呢?写到这我禁不住眼圈又湿润了:人到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多么渴望别人伸出手拉一把啊!

我像块木头在大门外僵立了好久。求助无门,我只好吃力地背上包裹,往车站走去:贾平凹,我找到哪儿也要找到你!

棣花镇,是贾平凹的老家。距西安三百多公里,是陕南的一个小山镇(这也是我从贾平凹书上看到的)。

汽车在山路上跑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到棣花。相对于西安的热闹喧嚣,棣花使一下汽车的我有一种清冷的感觉。我冒着山雨,打听了几个本地山里人,终于叩响了贾平凹家的大门。

那是双扇老式木门。跟普通山民庭院的大门没什么两样,古拙得有些笨重。我还是第一回见过。心提到嗓子眼,小心翼翼地敲了半天,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才从屋里出来开门。

“这是贾平凹的家吗?”我不放心地问道。

那个小男孩应声是,又一调头钻进屋里去了。

我犹豫一下,还是跨进了大门,但只听有人在屋里说话,却不见有人出来。为了躲雨,我便站在一株小桃树下,小桃树位于整个庭院的中心。北面是三间老屋,土墙,什么顶我记不清了,紧挨着小桃树,是建盖不久的二层楼房。说话的声音正是从楼房里传来。我背着包裹,僵立在桃树下,凭雨滴从叶子上滑落,打湿包裹,淋湿我的衣裳,也不去避。虽然我与楼房的走廊只一步之隔。

我抬头细细端详小桃树:一人多高,小碗口粗细,枝叶也还繁茂,树干几弯几曲。这就是贾平凹笔下的那株“楚楚的容颜”、“瘦了许多”、“在风雨里哆嗦”的小桃树么?我默默地想。

约摸一个时辰,一个三十多岁妇人从屋里出来了,她站在楼房的走廊里,漫不经心地问我话,我掏出身份证给她看,她扫了一眼又递给我,只是随便说了句:老是站在雨地里,能不挨淋么。算是客套话。

后来她又对我说,《人民日报》,又是其他什么报的记者开着小车来采访贾平凹,都没见到,等几天只得回去。

我默然无语,他们开小车来,花销又能报销,尚未见到贾平凹,何况我呢!

贾平凹的一个堂兄,倒还客气,一见我,先是邀我到屋里坐,和我聊了一会,还鼓励我说,贾平凹是个和气人,你能见到他。头几天还在陕西电视台上接受记者采访,你再回西安,一定能找到他。当晚,他把我安排在一旅馆,有几个人听说我找贾平凹,找到旅馆,问我要文章看,还说我是来偷贾平凹本事的,说得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我从棣花返回西安,在市文联又等了一天,还是不见贾平凹的影子。文联的人大都认识我,可很少有人和我说话。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我怕再像上次被看门老头往外轰,天还没完全黑,便拎着包裹坐在文联大门外。惹得过往的行人不胜惊诧地打量着我。我勾着头坐在地上,不敢抬头正视任何人,掏出信纸,垫在膝盖上,写道:

尊敬的贾平凹大师:

我是一农村文学青年,安徽蚌埠人。为了这趟能来西安找您,我在冷库帮工患了关节痛,才凑够一百多块钱作路费。在来之前,我曾提前一两个月,给你寄了两封挂号信。平时,我读你的书,总有一种亲近朴实的感觉,一次又一次想象着你是位和蔼、平易近人的人。这无形中放大了我这趟来的希望。眨眼来西安四五天了,根本不见你人,现在欲回不能,留在西安等你吧,又没个期限。

不得不承认,我是有着年轻人的某种狂热,自以为发表了篇把拙作,就把作家看得好当,今天焦头烂额的我,连回家的颜面也没有了。我是在拿生命与世人下文学的赌注。这趟来有些孤注一掷的意味。别人骂我是孔乙己,我倒以为自己有几分像颜回,还不如颜回!颜回虽清贫,还有孔夫子做他的老师,而我几年来除了能耐清贫之外,再没什么别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匆此

写完这封信,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像卸去了沉重的包裹。闻着飘过来的喷香油烟味,我想起家里饭桌上的饭菜。想喝口水也没有。自觉浑身像散了架,头昏眼花,像个垂死的人。

不大工夫,围观我的人渐渐多起来,你一句他一句地问这问那,我勾着头倚门蹲坐着一动不动不敢抬眼看他们。

一位家住文联大院里的青年,骑车从外边回家,过来问我:这娃子坐在这地上干啥?我说找贾平凹。他又说,来了几天啦?我答,四五天。“西安有亲戚吗?”“没有,连一个熟人也没有。”

他迟疑了片刻,边调转车头边说:“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去!”说完推车就走。我忙说,我吃过了!再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我一整天都在文联,根本没吃饭。

很快地,那青年给我买回了两个热馒头,往我怀里一塞说:都是搞文学的……要不是我等着有事,叫你到我家坐坐。说完就走了。

“都是搞文学的……”我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念叨着这几个字。手捧着热乎乎的馒头,吃不下去。有这句话比什么都强!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位青年:戴着眼镜极朴实的我不知名的哥哥!

终于围观的人一一散去,回屋睡觉了。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人陪着我说话!我看看表,夜里十点还不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天亮?!

那天晚上,天阴得很重。有些冷。我紧裹着满是汗渍灰污的衬衫,用毛衣围住隐隐作痛的双膝。我真的有些后怕会突然瘫在西安!我不忍心去看那亮着灯光的楼窗,慌忙垂下头,那里面太豪华!

好不容易才忘了身下的冷,想入睡时,噼里啪啦的豆大的雨点,冷冰冰地打在脸上。一场雨下得我连坐的方寸之地都没有了。我站在屋檐下,看着漆黑清冷的夜,仿佛又看见年迈的父亲,在病床上痛心地骂我:赶紧回头吧,到时候你哭都没有眼泪!这难道是苍天对我的惩罚吗?多少年来,为了文学,家人伤透了心,外人笑我是书呆子。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一点着落没有,甚至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想到这,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和着雨水涌出来,趁这雨夜没人,就好好地哭吧!

下半夜是怎么过去的,我已记不清了。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信,叠得整整齐齐递给文联的人,求他转给贾平凹。叮嘱了一遍又一遍,还不放心。

我后来找到一餐馆给人涮碟子洗碗,一来可以维持生计,二来留在西安也好再找贾平凹。

弹指一挥间,在餐馆已三个多月,这期间我到文联几趟,但每次去都没提说找贾平凹,而是说给《美文》投稿了。我一直没见到贾平凹,就再也没去打听那封信的事。

辞掉餐馆,一回到家,和家里人哭作一团,他们早已全忘了我在家时的不好,只怪我不给家里写封信,我看着被洗碗水浸得发白,有些麻木的双手,泪流满面。

时光如梭,这次西安寻师至今已过去了二十一年,但每次提起,仍历历在目。我很佩服当时我的勇气。现在我也经常鼓励自己,甚至故意给自己“增压”,但无论如何,再也没有那种年少气盛的勇气了。 z5WijMwrNoHm2w4Sb9Sw8+6qu32tuyV5XVhCTNQKDFmiOltNhlRZmAsqIZTtMv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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