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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的农村文学青年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举办作文大赛,我写的作文获了奖,还被老师用漂亮的毛笔字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在教室外的墙上向全校师生展示,这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初中辍学后,家里的农活主要落在了我的肩上。那一年我17岁,地里的农活,像耕田耙地,夏种秋收,小小年纪的我全得干。父亲不能干活,稍一干活出点儿汗,马上就胃疼,就得打吊水。我自然要把家里的活全揽过来。

母亲比我更操心更累。农活她要干,还要照顾父亲。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只知道干农活,别的什么也不懂。父亲经常三更半夜胃疼,厉害时疼痛得不停地蜷缩在床上痛苦呻吟。母亲经常摸黑走路到村卫生所叫赤脚医生来家里给父亲看病,有时,我也陪母亲一块儿去。

这样的艰难日子持续了好几年,一家人都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和经济上的压力。我和弟弟妹妹经常一到晚上就担惊受怕,生怕父亲又胃疼,那样,一家人都睡不踏实,得看护父亲。严重的时候,还得连夜送父亲到医院去救治。

就是在这样糟糕的家庭情况下,我还是利用农闲时节写写毛笔字、看看书。那个时候,我最喜欢下雨了,因为只有下雨,才没法下地干农活,我才能心安理得地练练字、看看书。这时候,父亲不会说我,母亲也不会说我。我自觉最惬意,心里也才稍稍轻松一些,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到后来,我的这点儿小期盼都无法实现了,父亲再也看不得我练字、看书。那时候村里还没通上电,晚上点煤油灯照明,父亲就心疼钱,嫌我浪费煤油。后来,村里通了电,父亲还是心疼钱,嫌我浪费电。

农闲时,父亲就让我去村里的私人施工队给人当小工,就是搬砖、拎灰桶。当小工实在累人,我只能勉强干下来,但我咬着牙也要把活干好,我不想让人训我或说笑我。

后来,蚌埠市第三玻璃厂来村里招工,当时我老叔是村长,就给我报了名,没过多久我就到玻璃厂当了合同工。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打工。

干了一年多,我就辞职回乡。父亲不能见我有丝毫的闲空,就又催我出去打工。他主动找到村里一个在省城合肥干建筑的叔叔,让他带我出去干建筑,我虽一百个不情愿,但在家又没什么工可干,一分钱不能挣,待下去不是个事儿,也只能硬着头皮去。

我背上行李跟着叔叔走的那天,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好像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只是一直站在家后的那块空地上,远远地望着我们渐渐走远。

直到若干年以后的一天,我在母亲面前抱怨父亲根本不疼我时,母亲才告诉我,那天,父亲一直站在家后的空地上目送我,直到看不到我,还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另外一个村的村口,最后,连我和叔叔的人影都看不到了,父亲才回家。回到家,父亲躲在屋里一个人闷头大哭了一场,母亲说,那是父亲心疼我这么小就出门打工。

我听了母亲的话,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父亲对我的疼爱原来是藏在心底的。

就这样,农忙的时候,我就回家农忙,农闲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像这样的“两栖生活”过了两三年,我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父亲的身体还是老样子,不见好转,家境还是很糟糕。我进城打工没技术,就在家里待着,钻研自己的那点儿小爱好,读读书、写写字,父亲一看见就生气,就常常冲着我吵吵:“看书能看饱吗?能看饱就甭吃饭了!”他吵吵,我不怕,我最怕父亲一生气就胃疼。每每这个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去找活干,这样,父亲就不吵吵我了。

有时我偷偷地写点儿东西,投给县里的广播电台,或者《蚌埠日报》等报纸杂志。有一回,是初春的雨后,在路上我看见草儿花儿实在太清新可爱了,忍不住蹲在路边写下一篇散文小诗,然后抄写工整,一个人跑到县广播电台,把稿子交给了一位叫马启明的编辑。没多久,我从广播里听到播音员富有感情地朗诵我写的文字时,激动得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甭提有多高兴了!但我并没把这件事向家里说,我知道他们不会表扬我,可能还会说些风凉话。之后,我一有机会就会写稿子,然后投给报社或是广播电台。

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到我哥的一个同学,他叫崔兴亮。他家在邻村住,当时他在乡文化站当着不拿工资的站长。他也一直酷爱文学,初中辍学以后,靠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千辛万难,才当上了乡文化站站长,我觉得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他那里有书读,在当时信息封闭、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乡村,他那里是我唯一能获得些外界信息的地方。我有时候在文化站帮他打打杂,做点儿抄抄写写的事。那时候,我把他那里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家园。 6L3DJuPiMYLV9qeTWmnFeUbpy7ywIEIYxke2kwbwrkOGGneeElkvyDxEtg43wy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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