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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乡道别

我从西安回到家后,有一段时间,父母亲都不再说我。他们可能也担心,再逼我的话,说不定我还会做出什么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出格”事情来。

那段时间,农忙的时候,我就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我就又跑到文化站找崔兴亮,帮他抄抄稿件,跑跑腿。崔兴亮见我确实热爱文化工作,就让我给他当助手,有时让我去写采访稿。在这期间,我看到我采写的新闻稿经过崔兴亮的修改后在报纸电台上发表,很是欢欣鼓舞。

一开始,父亲不怎么反对我在文化站帮忙。后来,父亲看我干得不是正式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就反对我再到文化站“瞎混”了,这样,我到文化站的次数渐渐就少了。

村里人看我这样,对我多少也有些看不惯,觉得我不务正业,不走正路。在这种处境下,我开始动了北上进京的念头。

西安寻贾平凹无果给了我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我当时的能力和水平而言,文学是不能当饭吃的,我要先解决吃饭和生存的问题。于是,我一有空就苦苦思索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是南下?还是北上?

1994年午收季节。一天,我正在场上打麦子,崔兴亮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太阳杂志社寄来的一张160块钱的稿费汇款单。

160块钱,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父亲知道我有了稿费,脸上有少许高兴。他说地里的庄稼正等着上肥,家里没钱买化肥,让我用稿费到集上买一袋化肥,好趁着下雨时给庄稼追肥。我虽有些不乐意,但还是去了,花去将近100块钱。剩下的钱我收了起来,没有给父母亲。

转眼到了11月,眼看一年就要过去了,我有些急了。我决定要动身去北京闯闯。

我到乡文化站和崔兴亮道别。他拿出一个很好的硬皮日记本送给我。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好。

随后,我又想一想,应该找县文联邵华杰主席道个别。怀远县文联主席邵老师,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待人很热情,我每次去文联找他,他都对我很好。临走之前,无论如何也要过去和他见一面道个别。

这天,我到文联去见邵主席,和他说了我要上北京的想法后,他问我北京有亲戚朋友,或者什么熟人吗?我说,没有。他脸上露出了担心的神情。

邵主席很关心地对我说:你是我们县文联会员,我给你写几个在北京发展的我们县文联会员的联系方式,遇到困难了你就去找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老家人,关键时刻,肯定会帮你一把的。邵主席说着把为我填写好的县文联会员证递给我,我从邵主席手里接过会员证,感激地望着他说:邵主席,联系方式就不用给我写了,我自己闯吧!闯出来就闯出来,闯不出来我也坚决不去麻烦他们!

我最终没有拿邵主席给我写好的联系方式。

这时候,邵主席拿出50块钱和一沓文联的方格稿纸给我,说:这50块钱算是资助你的路费,不多,就一点儿心意,稿纸你拿着写稿子用。我没有推辞,我知道50块钱正好是当时蚌埠到北京的一张火车票钱!我谢过了像慈父一样的邵主席后,拿上钱和稿纸离开了文联。

等我都准备妥当,已经到了12月份。这一天,我独自一人提着一个纸箱离开了家,从蚌埠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纸箱里装着一身手织的线衣、几本书和一沓稿纸,再无他物。 3t7JUjzWjwBjXWF1T7eMN2MS394QEoN55a8Zs2JPOTX5a2KGfRdLmoeXt0bFgY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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