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经济安全条件中的财政金融领域

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界定各不相同，尚未形成共识。鉴于本报告自2014年出版以来，一直是以顾海兵和王鑫琦（2011）创建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为主线进行展开，因此我们采用顾海兵在2007年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即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是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的有机组合。安全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安全能力衡量的是一国经济系统应对这种风险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财政金融领域、实体产业领域和战略资源领域，本章主要分析的是来自财政金融领域的外部风险。

随着诸多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加大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也在加深，各个国家通过跨境资金的流动紧密联系。资本账户的开放和金融全球化在给各国家带来投融资便利、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当资本大规模流入以至于超出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时，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过热、资本市场产生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一旦该国经济金融发展出现问题或者发达国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资本就会大规模地流出从而影响该国的利率和汇率水平，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资本流出有密切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奉行发展主义的拉美地区开始通过举借外债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再加上发达国家因石油危机的影响将大量的石油美元投入拉美地区，导致拉美外债规模急剧增加至1982年的3180亿美元。但是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拉美地区的出口遭到打击，收入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国际利率提高，但是拉美国家却一直维持着低利率，利差的扩大导致国际资金回流和美元汇率的提高，这些都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使其无力偿还，从而爆发了债务危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东亚部分国家相继对外开放了其资本市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举借外债，且短期外债占有较大的比重。黑泽清一和司韦（1999）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大量短期资金瞬间流出，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枯竭所导致的。梁文玲（1999）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负债率分别高达47%、48%和36%，均超过20%这一安全界限。祝恩扬和侯铁珊（2012）发现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都比较高，分别为156.69%和222.74%。

由此可见，虽然资本流出在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资本流入，也就不可能有资本的流出。正是这些国家不当的外债管理才为后来的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债可以弥补国家资金缺口，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如果外债规模过小将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举借外债规模过大，也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当债务负担过重无法按期偿还时就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拖垮一国经济。从外债的期限结构来看，短期外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当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极易发生逆转，进而影响该国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影响微观主体的收益水平，增加宏观调控难度，演化成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

因此如表2-1所示，本章节将从外债负债率和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这两大指标来窥探国家经济安全条件之财政金融领域的安全状况。其中，外债负债率反映了外债的规模风险，短期外债占外债的比重反映了外债的期限结构风险。

根据《外债管理暂行办法》（2003）的规定，我国对外债的定义为：“境内机构对非居民承担的以外币表示的债务”。自2014年12月起，我国改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调整外债统计口径，根据《中国外债统计数据诠释文件》（2015），外债是指中国居民对非居民的债务拖欠，包含外币和人民币债务。其中持有外债的机构部门主要包括广义政府、中央银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其他部门和直接投资（公司间借贷）。按照期限结构划分，外债还可划分为短期外债和中长期外债。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按照期限结构对外债进行分类，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按照签约期限划分，即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外债为中长期外债，合同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下的外债为短期外债；二是按照剩余期限划分，即在签约期限划分的基础上，将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外债纳入短期外债中。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季度末公布的全口净外债数据的新闻稿中均是按签约期限划分中长期外债。 c3ng4s8Zyzrc8GVn94usokuOUzgt6qzrM3AHCWUAErAymJrhdxR/cxGBlaqbpW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