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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山西生活工作了24年，在党组织和人民的关心及哺育下，我在山西这片沃土上逐步成长进步。我对山西有着深深的眷恋，山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集资办学
1983年至1986年期间，我担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工作。1970年，我刚到山西工作就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当时山西的学校，特别是县、乡、村的农村学校条件很差，大多数都还是我在杨家湾学校教书时的办学条件。杨家湾是公社所在地，学校还比较大，学生也比较多。那些山庄窝铺的小学就更不成样子了。
经过对全省两个月的深入调查，我内心非常沉重：多数农村学校破旧，危房很多，缺少桌椅板凳，不少是灰暗的破庙。“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这样的小学、这样的办学条件，教师怎么能够安心教书？学生怎么能够安心学习？农村怎么能够留住人才？农村小学落后的教育状况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改革开放初期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的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农村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了“教育立国”的战略构想，开展了集资办学，这是日本强大的起点。我们难道不能借鉴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的口号是“缴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还说“家家都有技术员，人人都种责任田，又种地来又挣钱，戏没少看、钱没少赚，盖新房、娶新娘，喜洋洋”，激发了农民群众极大的创造热情。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发动全省农民群众集资办学，改变乡村的办学条件，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番景象呢？
我在山西省曲沃县、闻喜县调查研究的时候，发现它们已经这样做了，农民群众已经开始集资办学。看到它们的创造，我内心十分振奋。曲沃县、闻喜县能够这样做，全省为什么不能？于是，我让它们进一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在适当时候开现场会议，推动全省的集资办学。
1984年，全省在曲沃、闻喜两县召开了集资办学经验交流会。同时，我邀请了教育部的同志来参加这个会议。
在集资办学经验交流会上，我做了动员讲话。我还在报纸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集资办学好》。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情绪非常高涨，都觉得这是一个振兴教育的好办法。当时涌现出很多感人的事迹：有的群众把给儿子盖新房的钱拿了出来，有的把给儿子娶媳妇的钱拿了出来，有的把自己家里准备做棺材的木料拿了出来，有的把自家盖房的砖瓦捐献出来。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捐钱，有物捐物。这让我看到了老百姓希望自己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条件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曲沃县、闻喜县很多生动的现场，让与会同志深受感动。
会上，我们总结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请了一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农村的老百姓现身说法，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与会人员情绪高昂。
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全省解决办学条件的问题取得显著的成绩，“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和板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许多农村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国家没有拿多少钱，而是通过发动群众集资办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使我感到，我们只有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自己动手，改变面貌，才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毛主席在延安时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是相信群众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集资办学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在集资办学的同时，我们还把着眼点放在如何加强农村小学的管理上。通过调查研究，我和大家商量，采取“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做法，即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实践证明效果是不错的。
“2080”工程
在全省农村集资办学的热潮中，我对省城高等院校的情况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
当时，省城五所高等院校教师的住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教书育人的人，如果他们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又怎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呢？
通过一番认真的调查，我汇总了全省所有高等院校教师住房困难的情况，向省委写出了解决高等学校教师住房困难的报告，并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列出了所需投资。我当时提出，只要投资到位，就能在一年之内解决高等院校讲师级别以上教师的住房问题，并立了军令状。当时测算的结果是，全省五所本科院校讲师级别以上的教师共1 664户，总投资2 080万元人民币。
省委接到报告以后，在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原则上同意实施这样一个有利于教师教书育人的工程。分管教育的省委副书记王克文同志更是旗帜鲜明，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有条件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了。”在王克文书记的亲自督促下，2 080万元投资很快到位了。我当时也深受鼓舞，钱到位了，关键是如何实施。
我着手组织教育厅、计委、财政厅、建设厅等十五六个单位的厅局级一把手和5所院校的书记、校长，集体讨论工程如何实施。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了工程建设的规划，并且就这些工程由谁来实施、怎么保证高质量地完成等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成立了2080工程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
这件事情部署下去后，我一个月检查一次，开一次协调会，请相关部门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给予协调。同时，我还深入5所高等院校进行实地考察和检查。因为省委强有力的支持和我一月一次的协调调度，工程进展很顺利。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5所高等院校的几十座大楼就盖了起来，而且质量很好。
房子盖好之后，如何分配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我明确提出，这些房子是给高等院校讲师以上的教师住的，所有行政干部一律不能入住，发现一处严肃查处一处，绝不手软！由于态度坚决，新房全部按规定分了下去。1 664户讲师以上的教师在春节之前搬进了新的宿舍。
这件事情对全省震动很大，高等院校的教师感到新的省委、省政府实实在在为教师着想，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这激发了全体教师教书育人的热情。后来经过认真检查，没有行政干部住进去，入住的都是教师，我才放下心来。我们的行政领导应该先公后私，先教师后领导，这样才能让教师真正发挥作用，学校才能真正办好。
在全省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师范学院都归地区管理，但是当时每个地区的财政状况都很困难，都没有办法给师范学院投入更多的资金，每个师范学院的办学条件都很差，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教师的待遇也很低。
师范学院是培养人民教师的摇篮。教书育人的教师都面临困境，又怎么能够教育出好的学生呢？师范学院普遍不景气的状况让我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怎么解决呢？唯一的办法是把它们先收回省里来管，不管怎么样，省里的财政状况比各地市要好得多。山西又是煤炭大省，如果收到省里统一来管，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配备师资力量、统一调配校长人选，可能会使师范学院的教育有一个良好的起点。
我向省委、省政府写了调整师范学院设想的报告，省委、省政府同意了这个报告。在这个基础上，我让教育厅又进行了调研，把学校收归省里管理的具体办法研究清楚，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就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全省所有师范学院都收归省里统一管理。统一管理之后，由于省委、省政府重视教育，重视投资，各个师范学院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教师待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学校的管理也得到了初步加强。师范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反映都比较强烈，一致认为，省政府的这种做法挽救了师范学院的命运，提高了师范学院的地位，让教书育人的教师有了更好的学习和深造的条件。
抢救中医
在北京大学读哲学的时候，曾看过《黄帝内经》。它既是一本医学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它用黄帝与伯歧对话的方式，辩证地论述了宇宙和自然界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它用阴阳五行说和辨证施治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问题，首先治“未病”，而后才是治“已病”。中华民族医学的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过去没有西医，中国人防病治病靠的是中草药、针灸等，靠的是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这样一套完整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并能辩证地将预防和治疗相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悠久的中医药传统。为了发掘中医药的优势，我提出了“抢救中医”的口号。因为我认为，在西医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现实下，中国的中医药在逐渐被淡化，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伪科学，得不到重视和发展。于是，在“抢救中医”的口号下，我做了四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改造中医研究所。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有一批优秀的中医人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山西的中药有一些在全国是名声很响的，如龟龄集、定坤丹等。如何改善中医研究所的研究条件，让中医研究人才更多地出成果，这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我们投资改善了中医研究所的办公条件、研究条件，使中医研究所能够在较好的设备条件下进行中医理论和实践的综合研究。当时，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总结出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和做法。
第二，创建中医学院。山西省有省管的5所高等院校，还有中央部委管的高等院校，就是没有一所中医学院。培育中医人才，没有中医的高等教育不行。因此，我向省政府建议，创建山西省中医学院，为山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于是在完成了“2080”工程之后，我就立即着手筹备创建山西省中医学院。首先，确定了中医学院筹备小组。选拔了一批懂中医、爱中医且有管理才能的领导和一部分专家教授共同组成筹备小组，让筹备小组对中医学院的学制、学科、教材、师资进行统筹规划、综合设计，使新建的山西省中医学院有较高的起点，并能突出山西的特色，还做出一个让大家认可和信服的学校建设的蓝图和未来发展规划。其次，筹集资金。建设一所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政府投入资金，但资金的来源是一个问题。为了做好起步阶段的工作，我和教育厅、计委的同志反复商量决定，先筹措启动资金，把应该做的事情干起来，然后再争取项目资金来支持。最后，我们对中医学院的选址进行了科学的论证。
在我的努力协调下，中医学院的筹备工作启动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山西中医学院建设起来，一所中医高等学院终于坐落在山西大地上。
第三，创建中医院。山西中医药资源比较丰富，县级中医院的发展至关重要。除了在省里扩建中医研究所和创建山西省中医学院，如何在县一级加强中医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老百姓是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争取到了政府支持，从1984年开始，每年省政府投入800万元，连续投资3年，在20个县建立了县级中医院。这些县具有丰厚的中医药资源，具有一定的中医药人才基础。经过3年的时间，20所县级中医院终于建设起来了。这为今后中医药的发展，以及其服务于人民群众，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第四，发展小型专科医院。我在任期间，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感觉到山西小型专科医院的发展前途非常广阔。
有一次，我到山西省稷山县一个赤脚医生那里去调查。这位赤脚医生叫杨文水，他是治疗骨髓炎的一名农村医生。他用了十几年，查阅了大量的中医药资料，利用道家炼丹术，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制出一种治疗骨髓炎的特效药。他的村里满村住的都是他的病人，来自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约几百人。这么多骨髓炎病人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条件十分简陋，但疾病治愈率却很高。在全国各地的大医院，治疗骨髓炎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但杨文水，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赤脚医生，却发明了一种中药，这种药覆盖在骨髓发炎的地方，三个月左右就可以痊愈，不用截肢就可以挽救一个完整的生命。我看了很感动。
我说：“文水，你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为什么不早点向上级反映呢？”
杨文水的回答让我非常震惊。他说：“张省长，得这种病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干重活的人。你们当官的不会得这种病，所以没有人来调查，也没有领导来看望。”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领导干部不得这种病，所以没有领导来，老百姓的疾苦就没有人过问，没有人去管？
我说：“文水啊，你这个话让我感到很刺耳。但你也说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要考虑老百姓的疾苦，至于个人得不得病，那不是主要的问题。请你相信我，你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我帮你解决。”
他说：“我的困难很简单，就是想在我们这儿建一所骨髓炎医院，让病人住在医院里，让我更好地进行治疗，让病人有一个很好的康复环境。”
我说：“你的想法是对的，我会支持你，请你放心。”
回到省城以后，我找了计委的同志，向他们反映了这个情况。计委的同志告诉我，他是个赤脚医生，一个个体户，我们国家的投资不能投给个体户啊！
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办法，给稷山县委的领导同志做工作，让稷山县建立一个小型专科医院，专门治疗骨髓炎，投资由省里解决。稷山县的同志们很高兴，土地由他们来划拨，资金由省里来筹措。院长请杨文水来当，尽管他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已经治疗了将近一万例的骨髓炎病人，有丰富的经验。
一座小型专科医院就这样建立起来。我后来还给杨文水题了字，鼓励他努力发展，让小型专科医院更具特色。后来，这所医院发展成有1 200张床位的专科医院。
在其他地方，我也发现农村治病的偏方很多，治疗疑难杂症用中医偏方效果很好。治疗痔疮的林全保，他发明了一种麻醉药，可以麻醉一个礼拜到半个月的时间，使治疗痔疮的过程没有疼痛感。当麻药期到了，痔疮也就好了，病人没有任何痛苦。还有治疗创伤的、治疗白癜风的……我想，如果农村小型专科医院在省、地（市）和县里支持下，使老百姓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可以治愈疾病，何乐而不为呢？！
在我的倡导下，省、市、县、乡共同重视，投资建设，400多所小型专科医院很快就建设起来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小型专科医院有的自生自灭了，只有一部分发展起来。
在省城，省眼科医院也是一个小型专科医院。院长沙骆同志大胆改革，山西省眼科医院发展得很好，创造了许多改革的新鲜经验，医德医风大为改观，管理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双丰收。
实践证明，发展小型专科医院，能够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老百姓看病方便、花钱少、效果好。这样的小型专科医院如果能够多多发展起来，发挥中医药和中医偏方的优势，就为老百姓防病治病找到了一条好的路径。
重视中医必须抢救中医，抢救中医就是时不我待。如果我们再不抢救，把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丢掉了，那就是全国人民甚至是人类的损失。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如果不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不发挥中医人才的优势，不发挥预防、保健、养生的功能，很难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我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个道理。
杨文水所在的小型专科医院的发展也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杨文水当了院长以后，如何评定职称，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没有什么论文，又不懂英语，也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文、著作。当时，我作为山西省的副省长，主持全省高级职称的评定工作。对杨文水这样一个人，要不要评定职称、怎么样评定职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涉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问题。
在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些专家提出：第一，他没有论文；第二，他不懂英语；第三，他不是大学毕业，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评定为高级职称呢？专家们提的也有道理。但是，我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我说：“各位专家，按我们现在职称评定的条件他当然不够。但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医治病救人有它独特的方式。杨文水能把一万多个病人的骨髓炎治好，而不用截肢，就等于抢救了一万多个生命，让一万个本该截肢的残疾人成为健全的人。这个疗效高不高？算不算成果？如果算，我们要不要给他评定职称？他比那些懂英文、有论文，但治不了病还有高级职称的人，是不是更称职呢？”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确有所指，专家教授们无法回答。你说不算论文和成果吧，他治了一万多病人，很大的一个数字啊！你说他这药有问题吗？他治好了一万多人，群众送了很多牌匾。你说他不懂英文，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懂不懂英语有那么重要吗？！
经过一番辩论，我出了一道难题。
我说：“各位专家教授，我赞成评杨文水为高级职称，因为他是研修中医的，他研究了一种特殊的中药，在全国独一无二，这种药挽救了一万多人的生命。我认为他够得上一个专家，够得上评高级职称。在座的各位专家你们谁能够代替他吗？你们有办法解决截肢的问题吗？你们没有办法他有办法解决啊，为什么就不能评定呢？你们写的有些论文我看过，有相当多的论文不过是理论的东西而已，能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治好老百姓的疑难杂症，有理论，有实践，又有成效的论文有多少呢？至于英文，对有些人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有些特殊人才不一定非得用英文来卡他们。马列主义还要灵活运用啊，特殊问题就要特殊处理。我们看贡献，看对老百姓的贡献大小，这是更重要的标准。”
经过我的耐心说服，杨文水的职称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从此，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去治病。
所以，我认为，解决小型专科医院的发展，解决中医药人才的前途问题不能完全照搬西医的标准和做法。我们的职称评定也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这样才能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由于采取了以上几方面的措施，山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良好的态势。作为一名年轻的副省长，我必须从实际出发，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实践出真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老百姓拥护的事情，我们就大胆实践，努力去做，争取做好。一个领导者要善于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实际上，推动历史前进，创造历史的正是人民群众。高手在民间，创造在基层。他们在第一线，在火热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出了许多丰富而有价值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只要善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做法，进行理性的思考、稳步的推广，就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这样做，凭自己脑袋瞎想、瞎指挥，没有不栽跟头的。
雁北师范学院的搬迁
1984年夏天，我带领省教育厅的同志到雁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看到一所高等院校——雁北师专，它坐落在灵丘县深山沟的一个条件非常差的地方。雁北师专还没有一个高等中学的规模大，教师的住宅十分破旧，学校的教学设施非常简陋。但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师范学院，却有一批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优秀教师，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已经二三十年了。
我走访了几个教师的家庭，被他们十分破旧、简陋的住宅深深触动，也为他们献身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情深深感染。
雁北师专前身是1958年创建的晋北师专，1976年更名为雁北师专。于是，我把雁北师专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师们集中起来，我没有讲更多的话，只是对大家说：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对不起大家！我没想到，解放35年了，革命老区的一个高等师范院校，条件竟是如此简陋！你们这些北大、清华、北师大的学子，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山区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无怨无悔，勤奋敬业，我向您们表示敬意！雁北师专要成为一所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等院校，只有一条出路，一定要搬迁！两年之内，一定要让我们的老师们到新的学院去上课，住进新的住宅！”
两年之内雁北师专能不能搬迁，能不能达到我所要求的目标，我想，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因为过去他们听到的许愿太多了，承诺也太多了，却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们有太多的遗憾，也非常伤心。
从雁北师专回来后，我就亲自率领教育部门和计委的同志到大同市去选雁北师专的新校址，亲自组织雁北师专的重新规划和设计。经认真调查和论证，校址选在大同市御河桥以东文瀛湖畔。这里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利于建设。我努力争取省政府的支持，筹集了必要的经费，亲自督办。在两年之内，雁北师专终于如期搬到大同，之后改名为雁北师范学院。
雁北师范学院的搬迁，使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非常感动。当我到大同去看新的校址，去看望校长和老师们的时候，大家表现出来的激动，使我感到我们身上的担子是多么重啊！如果我们不能取信于广大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他们又怎么能够培养出成千上万合格的人才？这些从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们，在穷山沟里钻了几十年，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执着，难道还感动不了我们？难道不值得我们用实际行动去温暖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是副省长，而他们在穷山沟里几十年。他们的人品、知识、才华和奉献精神，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兴旺发达的脊梁。千万名合格的人才正是通过他们这种献身精神而培养出来，走向了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的。为老师们提供更好的住宅条件，为老师们提供更好的教学条件，为孩子们能够在更好的学校安心地学习、创造性地学习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我们作为分管教育的领导时时刻刻都要记在心头、努力做好。
迁到大同后，经历几代人的艰苦创业，锐意进取，自主发展，雁北师范学院成为镶嵌在塞外高原的一颗璀璨明珠。2002年，雁北师院与大同医专等四所院校合并，2006年取消建制，成立山西大同大学。山西大同大学占地1 500亩，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设置14个教学系部，成为有影响、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
1989年4月，作为省委宣传部部长，我在山西省召开的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对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一个系统的讲话。这篇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认真地思考了这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重大关系，以及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也谈到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和战略举措。应该说，这篇讲话是我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以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系统的思考。其要点是：
第一，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和解决好的六大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等价交换的原则、物质利益的原则、经济效益和利润的原则，势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存在着二重性，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作用，它既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商品经济与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翼，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是十分明确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
第三个关系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发展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的活跃性表现在人具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的智慧与才能，它的革命性表现在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不断改造和创新。所以，人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精神的发挥，取决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取决于人所具有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质和量。特别是在今天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人的素质的提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重视经济指标而忽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侵蚀了某些人。
第四个关系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建设的关系。思想道德建设决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而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两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形成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体系，并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人价值观念出现紊乱，导致较为复杂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现象随之出现。
第五个关系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摒弃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对传统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民族美德的积极成分，对于这些积极的成分我们要继承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如“自强不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勤俭节约”等。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封建的糟粕，这些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和摒弃。
第六个关系是外来文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的关系。中国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外的社会文化思潮相继涌入，对我们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更新观念大有裨益。但一些不健康的、反科学的、伪科学的东西，甚至靡靡之音的传播和渗透，也给人们的思想和心灵造成不良的影响。因而，对于性解放的问题、人权问题、西方民主自由问题、西方文艺思潮问题、西方消费心理问题等，我们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辩证的认识，避免盲目效仿。
第二，十年来，思想战线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九个。
（1）社会舆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倾斜。这种倾斜主要表现在：一部分领导干部讲物质的东西多，讲精神的东西少；讲经济建设多，讲思想政治工作少；讲经济实惠多，讲甘于奉献少；讲民主和权力多，讲社会责任和义务少。这种社会舆论的不平衡和倾斜在一些地方、单位和一些人心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困惑和混乱。
（2）理想信念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一些人并不把这些变化看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相反，竟错误地认为这是向资本主义靠拢，并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和迷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生了某种误解，使人们对改革的前途忧虑、彷徨、困惑、信心不足。
（3）社会心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倾斜。一些人对改革有期望过高的倾向，总希望改革能够很快地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实惠和利益，而看不到改革进程中利益的调整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因此就出现了怨言多、牢骚多的现象。
（4）价值观念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紊乱。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社会意识形态呈现了多层次变化的特点，这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念的紊乱和不协调。在新思想、新观念不断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也在逐渐膨胀。
（5）腐败现象有所上升。某些人经受不住权力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以金钱和权力做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危害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6）丑恶现象成为毒化社会风气的精神“鸦片”。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乡的赌博之风成为一大公害，卖淫、吸毒、拐卖妇女儿童、封建迷信活动在某些范围某种程度上的复活，假冒伪劣商品等的出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忧虑。
（7）社会出现了某些不安定的因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一些地方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不同程度地有所上升，如果处理不好，使矛盾激化，就会发生突发事件。
（8）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力量薄弱。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思想政治工作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的不少同志产生了失落感。在大变革、大转变的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这方面反而被削弱了。
（9）社会凝聚力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一些地方和单位领导干部的威信有所下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因上述问题的存在而显得相当乏力。
以上这九个问题，是我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并用信息化手段在万人社会舆论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的。
第三，在这篇讲话中，对于为什么会轻视和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我也分析了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有：
（1）“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经济上急于求成，没有很好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没有认真贯彻“两手抓”的方针，所以一头重一头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2）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力度不够。对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典型，我们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的总结、整理、归纳和推广。对社会上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也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研究和反思。所以，未能从理论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就使得精神文明建设缺少科学的理论指导。
（3）决策上存在着某些不科学的地方，缺少远见卓识。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工作缺少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个将军一道令。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安排上，很少进行总体设计和前后衔接，这使我们的工作经常处于运动式、多变式、估计式的状态，随意性比较大。这种低层次的重复劳动，导致了事倍功半，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和进度。
（4）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难情绪。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又艰巨的任务，而我们领导干部的任期又是短期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面临比以前更加复杂的局面、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一些同志因为任期有限就口头上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视，口头上喊得多，实际上做得少。特别是在考核、提拔、任命干部时，只重视经济指标的完成，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这种倾向使一些同志没有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
第四，在这篇讲话中，我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今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主要有九个方面：
（1）要解决党政领导干部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问题。我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主导因素。所谓主导因素，首先是从人是生产力最主要的因素这个意义上讲的。精神万能不对，金钱万能也不对，最终还是人的因素决定一切。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最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互相配合、互相适应，不能顾此失彼。
（2）要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统筹意识，科学地制订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近期实施方案。
（3）要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这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我特别强调，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强廉政建设，抵制和消除一切腐败现象，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国家机关工作、掌握人财物实权的干部要为全社会做出榜样、做出表率，为政清廉。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必须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必须发扬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忘我牺牲的精神。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举世著称的，是法宝，这些都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做出表率，进而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
（4）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建设，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只有每个细胞有了免疫力，有了造血功能，党的肌体和政权组织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我们必须从基层工作做起，把每一个基层乡镇政权组织、每一个基层党支部、村委会的自治组织建设好、整顿好，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更有希望。
（5）要理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我提出应在省地市县都能够组建精神文明协调或指导委员会。这个指导委员会要具体地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规划和近期方案，负责解决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重大政策问题，负责协调精神文明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并进行综合治理。后来省委根据宣传部的提议，很快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6）要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发挥科委、科协、教育、文化部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7）要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舆论引导，充分重视广播电视、文学艺术、图书出版部门的作用。要整顿文化市场，整顿图书市场，坚决查处淫秽图书和淫秽录像，一面疏导、一面搞活影视文艺和图书。
（8）要重视解决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点问题。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搞好区域“双文明”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方案。我把山西分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丘陵地区，根据这三大块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和任务。
（9）各级宣传部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发挥重要职能部门的作用。
我从九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大的思路和战略举措。同时，我在1989年4月的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上讲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思考后，也谈到了山西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当时讲道，人类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在不断地恶化。一方面，人类是文明的象征，通过科技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文明；另一方面，通过空前的文明又创造了空前的破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山西是能源重化工基地，生态环境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应该把环境保护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思考，把治理环境、消除污染、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净化饮水作为大事来抓。
我在这次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做系统报告之前，参加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我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根据连续几年的万人社会调查汇总信息所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在宣传部部长讨论当前形势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发言，题目就定为“居安思危”。
我在这篇讲话中讲的九个问题，就是我在宣传部部长会上发言的内容。形成文字以后我又做了一些推敲，发言的时候我问题提得很尖锐。
从以上可见，我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理智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主要得益于我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舆论调查，进行综合分析，才对形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轰动京城的“煤海之光”彩灯展
1990年，中国要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既能展示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又能扩大中国的对外影响，还可以创造一种淡化政治气氛的祥和氛围。
我当时在想，山西近两年春节，各个矿务局都在举办规模不同的彩灯展览。这些彩灯大多是矿工用矿工器材的边角废料做成的，一个个精美得像艺术品，给人温暖、祥和、欢乐的感受。
我和宣传部的同志们商量，请示省委，想在北京搞一次彩灯展，来展示山西的形象。王茂林副书记作为分管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们就抓紧和北京市政府进行联系，北京市政府也很支持，同意在北海公园举办这次彩灯展览。这个彩灯展览经研究之后决定叫“煤海之光”。因为山西有80多万煤矿工人，有六大矿务局，还有地方国营中小煤矿。彩灯是矿工的发明和创造，“煤海之光”可以展示山西能源大省、中国煤都煤矿工人的智慧、风采和创造。
接受这个任务之后，我们积极组织全省各大矿务局、各地方国营煤矿，共同制订这次到北京北海公园进行展出的方案、计划和措施。
“煤海之光”彩灯展规模空前，气势恢宏，工艺精美，众口皆碑。此前在山西不同地方的展出，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次如果能到北京展览，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彩灯是中华民族传统彩灯艺术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矿工的伟大创造。“煤海之光”被大家称作智慧之光、科技之光和希望之光，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勃勃生机，更反映出煤矿工人的求实、奉献、创新、自强精神。
“煤海之光”以“迎亚运为国争光，借东风扬名天下，展彩灯改变形象，振民心弘扬正气，抓效益搞活经济”为宗旨，展览了76天，有100多万人参观，国家各部门以及北京市的领导都出席、参观了“煤海之光”彩灯展。应该说，它在山西文化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光辉一笔。
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组织起来很不容易，省委宣传部确定由宣传处处长籍振芳负责组织这次“煤海之光”展览。为准备这次彩灯展，各大矿务局的工人们昼夜苦战，精心制造各种灯具。各大矿务局、各地方国营煤矿和山西煤炭博物馆都争先恐后，比学赶帮，谁也不愿意落后，都想在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中展示自己的形象。
由于我们做了统一的规划，每个矿务局负责制作的彩灯内容各异，不重复。最后我们选定了176组大型彩灯，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有反映山西悠久文化名胜的彩灯，像悬空寺、应县木塔、云冈石窟、晋祠等；有反映四大名著人物造型的大型彩灯；有反映王昭君等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彩灯；也有反映《西厢记》《白蛇传》这样的传统故事的彩灯；等等。这些彩灯的制作非常精巧，而且人物都活灵活现，给人一种彩灯之下的动态之美。
要将176组巨型彩灯有规律地安全地安装在北海公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和籍振芳同志对彩灯的布局做了科学的分类，确定了彩灯布点的各个方位。每个矿务局负责的地方建立责任制，实行安全保卫措施。因为北海公园彩灯展就靠在中南海的旁边，出一点事情或者出一点安全事故，影响都是巨大的。作为宣传部部长，我的心理压力非常大，生怕出一点安全事故。因此，我们经常开会提醒参展、制作灯具的3 000多名矿工和将近10 000多名协助工作的人员，让大家增强安全意识，确保万无一失。大家带着神圣的使命和确保安全的压力，昼夜奋战在北海公园的工地上。
要装176组大型彩灯，我们共动用了1 600多辆大卡车，集中时间往北海公园拉器械、材料。籍振芳亲自指挥，有一次在集中拉灯的过程中，长安街发生了大堵塞现象。数千米长的汽车车队就排列在长安街上，动弹不得。籍振芳心急如焚，一边和北京市交管局抓紧联系疏通，一边为工人们去买面包、榨菜、火腿，用小塑料袋分装好，发送给汽车司机和押运材料的矿工工人。参加布展的3 000多人每天的吃饭、喝水都是问题。但是为了首都的祥和，为了展示山西的形象，工人们带着干粮，忍着饥渴，昼夜奋战，无怨无悔。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大家每天汗水不干。矿工们的这精神和毅力深深感动了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领导还尽心协调，从原北京军区的仓库里调用了3 000多件军用雨衣。一旦下雨，矿工们就穿上军用雨衣，在雨里干活。
有一次，在安装彩灯的过程中，一组彩灯突然冒烟了。我们和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都十分紧张，立即赶到现场，用最快的速度把短路的彩灯修好。这件事让我们压力倍增，从此，我们对安全问题更加重视了。
这次彩灯展从7月到8月整整展览了76天，我们对售出的票数做了严格的规定。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测算，每天的人流不能超过8万人。我一直在“煤海之光”彩灯展的现场和籍振芳密切配合，负责组织动员，安全保卫，确保这次彩灯展能够圆满成功。我们和工人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对矿工们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我感到他们不仅仅是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用边角废料制作出来的精美彩灯凝聚了他们对艺术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传说的向往。
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军队的领导以及山西的老领导彭真、徐向前、薄一波等，都出席、参观了“煤海之光”彩灯展。
我在陪同李瑞环同志参观时，他说：“维庆同志，你在政治风波期间抓得很好啊，你们的宣传舆论导向是全国搞得最好的。”
我说：“谢谢领导！当时我得不到任何消息，只能凭自己的判断去工作，没有失误是万幸呀！”
他说：“你们这次彩灯展搞得很好啊，一下子把首都的气氛改变了，创造了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
山西的各位领导分别陪同了中央领导同志，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对这次彩灯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彩灯展被文化部特别授予“群力奇葩”这样的称号。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同志专门写了“华夏第一灯”的牌匾。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也为全国迎接、搞好第十一届亚运会创造了祥和欢乐的气氛。
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是借亚运会的强劲东风，把为国争光、为山西争光、为矿工争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全省矿工的聪明才智发挥了出来。大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彩灯展览，轰动了京城。
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充分体现了团结协作的强大威力。120多个参展单位，上万人参与彩灯制作，1 000多辆汽车载灯进京，3 000多人安装调试，1 000多人负责安全保卫，大家都同心同德、顾全大局，保证了展出的安全，创造了最佳效益。
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从彩灯的制作、运输、安装及安全展出，前后历经半年之久。可敬的煤矿工人顶烈日、冒酷暑、战狂风、斗暴雨、住工棚、打地铺、吃大苦、耐大劳、不计报酬、昼夜奋战，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他们对工作极端负责，对艺术精益求精，对观众充满热忱。他们用甘于奉献、争创一流的精神，为首都营造了光明和温暖，带来了欢乐和祥和。
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文化财富。我们可爱的矿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求富，而且求美、求乐、求新、求知。
这次“煤海之光”彩灯展举办之后，获得国内外广泛赞誉。不仅国内很多省、区、市纷纷要求到它们那里展出，连新加坡也专门发出邀请，想将彩灯和山西歌舞作为“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中的一部分，参加活动的人员所有经费全包。
“煤海之光”彩灯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群体形象的展示。它把群众广泛参与的彩灯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怎么能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呢！
山西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丰硕成果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高君宇、贺昌、彭真为代表的一批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就崛起于三晋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组织在山西的创建。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东征战役”进入山西。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的三大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抗日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发生在山西大地的是一段民族精英荟萃、革命业绩恢宏、彪炳斗争史册的历史。
党和国家的老一辈革命家大多数都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和战斗过。1936年，薄一波奉党中央之命返回山西，促进西盟会的改组和山西新军的建立，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上党、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重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批有生力量，创造了围敌攻城的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为我们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对这一些丰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资源和优势，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省委宣传部把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作为重要任务，制定了“七五”规划，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在创作的基础上，几年时间就拍摄了18部共计117集电视剧。
山西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攻关，连续作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上党战役》拍了7集，《尹灵芝》拍了3集，《李林》拍了12集，《大敌当前》拍了6集，《晋华风云》拍了5集，《古城女杰》拍了2集，《战火在运城熄灭》拍了7集、《虎啸太行》拍了6集，《平梅女士》拍了4集，《攻克太原》拍了10集，《忻口战役》拍了6集，《临汾攻坚战》拍了6集，《赵树理和他的乡亲们》拍了10集，《断线之后》拍了3集，《晋中大捷》拍了8集，《中国有个工人旅》拍了10集，《红军东征》拍了8集，《翻身》拍了4集。
后来，省委宣传部委托华尔实（电影《知音》的创作者，著名作家）将已经拍摄完成的18部117集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加以筛选，缩编成了一套20集的“山西省革命历史题材电视系列剧精编版教育带”，起名为《丰碑》，发行到各地市县宣传部、广播电视局、教育局、工会、团委、省直各单位、各驻晋部队、各军区和地市军分区以及厂矿、学校等，让它们将其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
这些电视剧多数在中央台播出过。其中《上党战役》获得1985年“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平梅女士》获得华北地区第一届“王朝杯”电视剧二等奖，《大敌当前》获得华北地区第二届“天鹅杯”电视剧二等奖，《忻口战役》获得华北地区第二届“天鹅杯”电视剧三等奖和1989年“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
1986年11月7日至15日，在省委和省顾委的倡导和支持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在山西召开了革命史题材电视剧研讨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山西省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形式，分析总结了已经摄制完成的和正在摄制的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败得失，并且评论了提交会上讨论的20部电视剧剧本，听取了我国著名电影电视剧艺术家王新宇、赵勋、杜高、徐红等人的学术报告。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革命性、真实性、时代性、艺术性等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这次研讨会上制定了山西省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和制作的规划。因为这个规划在会前经过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又经过会议的认真讨论制定出来，所以会后落实的情况比较好，几年之内便完成了十几部规划作品的拍摄。
1990年7月10日至12日，我们省委宣传部又召开了山西省第二届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研讨会。全省各地市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各地市广播电视局、电视台的负责同志，部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主要创作人员，省广播电视厅、文化厅、省文联、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的电视艺术界的负责同志以及一批专家学者应邀到会。中宣部、文化部的领导同志也专程赴会，代表中宣部、文化部宣读贺信，做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我们认真总结了山西在创作、摄制革命史题材电视剧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如何正确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如何正确利用历史资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著名艺术家、评论家赵勋、戴林峰、阮若琳、仲艺兵等在会上讲解了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应该把握的问题，代表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经费的筹集是一个难题。为了确保规划中的作品能够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我们实行了省、地（市）两级财政拨款和社会集资相结合的办法，已经完成的18部117集和20集精编版教育带《丰碑》共投资近800万元，其中3／4是省、地（市）两级财政拨款，1／4为社会各界赞助。我们注意发挥省、地（市）电视台的积极性，除山西省电视台承担重点作品的任务以外，也发挥各地（市）电视台的作用，由地（市）电视台独立摄制完成的就有7部。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市场观念还没有完全解放，电视剧刚刚兴起之时，能够做出这样多的精品，是很不容易的。
剧本质量的把关是拍摄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山西有一批作家，他们对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有着巨大的热情。所以，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本，是我们省委宣传部动员全省作家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主要是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重视对剧本质量的把关：一是依靠当地党委对剧本进行初审和把关；二是派出专人直接参与剧本的讨论；三是要求省顾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以及参加过山西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共同参与把关；四是重大题材要送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直接审阅；五是按照有关规定，必须报请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领导组进行严格审批。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电视剧剧本创作的质量得到了保障。
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培养和建设一支能编、能导、能摄、能演和组织制片队伍。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支队伍基本形成了。编剧队伍中既有老作家，也有中青年作家，而且分布在全省各地。山西作家为山西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的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真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我们首先要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历史环境要真实，主要事实要真实，主要历史人物要真实。对重大的史实不能虚构，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不能歪曲。但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一部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就有一个艺术情节的虚构问题。因此，我们允许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比如说人物的某些对话、环境的某些特点等细节，虽然当时并不一定会有，可是按照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那样说、那样出现是合理的，这就是一种艺术的真实。这个关系处理好了，拍摄出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才会有不同的艺术追求，才会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才会注重内在情感的抒发，创造出生动感人的情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处理要把握如何继承革命传统和服务改革现实的问题。我们力求使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能够使其与当代观众的思想感情相互沟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表现历史也是为了启迪今人。所以，我们不仅要求一部电视剧要具有很强的史实性，而且要求采用的艺术手法将故事片和专题片按照内在的联系有机结合起来，融教育性、理论性、艺术性于一体，只有这样，群众才会产生热烈的反响，电视剧才会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在处理领导把关与调动创作人员积极性的问题上，作为宣传部部长，我特别注重把握一条，即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所反映的主要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和思想倾向，要主动地积极地提交中央、省委、省顾委的领导同志和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审核。特别是涉及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创作，更应当谨慎从事，不能有任何疏忽。比如，《百团大战》就是把剧本送交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领导组审查，被认定重大史实无误后，我们才开始拍摄的。
当然，在有些问题上，我们也要坚持。比如，在拍摄《大敌当前》这部电视剧时，涉及溥一波来山西组织新军的问题。薄一波办公室两次提出，说电视剧《大敌当前》的剧本写得不完全是事实。薄一波是两次到山西，而不是一次到山西。当时电视剧已经在紧张地拍摄制作，薄一波办公室要求立即停拍。
省委书记李立功跟我说：“薄老办公室有意见，要求这个电视剧停拍，把事实搞清楚再说。”
得到这个消息，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办？如果停拍了，300多名演员解散了，摄制组解散了，再重新组织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就等于半途而废了。
于是，我就找到电视剧拍摄制作小组的领导和演员，和他们商量。制作小组的同志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的还原。电视剧中薄老去了一次还是两次没有本质的区别，没必要把历史的真实完全搬到屏幕上，如果这样，电视剧就没有办法去创作更生动的情节了。听了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即一方面向薄一波办公室写报告，说我们已经停拍了，但书面报告日期推后了一个礼拜。另一方面督促摄制组务必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完成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工作。一个礼拜之后，电视剧拍完了，进入了后期的编辑流程，我的心里也踏实了很多。
过了不久，薄一波办公室又传来消息，说薄老肯定了《大敌当前》这部电视剧，认为写得很好，问拍完了没有，要送给他去看。
省委书记李立功把我找来问话：“《大敌当前》这部电视剧情况怎么样？”
我说：“立功书记，你原来要求停拍，我们已经停拍了，现在又要看电视剧，我们怎么办呢？已经解散了的演员再组织起来可不容易啊！”
立功书记也发愁了。现在薄老要看这部电视剧，我们该怎么办？
我看李立功书记着急的心情，我就说：“立功书记，幸好我们接到您传达的薄老办公室的指示以后，找了摄制组的同志问了情况，他们说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拍摄完成。于是我把给薄老办公室的书面报告推迟了一个礼拜，报告送上去了。现在薄老既然要看，电视剧已经拍完了，正在后期编辑制作中，很快就会编完，编完以后我们再送给薄老去看。”
立功同志听我这么一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说：“维庆同志，很好啊！那你们就抓紧后期制作，做完之后送给薄老看，最后审查之后，如果合格再对外播出。”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说明：作为一个宣传部部长，要意识到拍摄电视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和问题，要头脑清醒，要敢于担当。否则，拍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就可能会中途夭折。
我在任宣传部部长期间，把山西省重大历史事件都拍成了电视剧。不管以后人们怎么看，我在任期内能够把发生在山西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完成，留给后人，就是我对山西历史的一个交代。以后人们如果要了解哪一段历史，都可以把这个电视剧重看一遍，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山西重大革命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