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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原改革开放的几点回忆

孙 英

1985年6月到1992年4月,我在太原市委工作,先后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委书记。这7年间,是中共十二大闭幕两年后到十四大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贯彻中共十二大、十三大文件精神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时期,是开始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间有经济上治理整顿和1989年政治风波等重大事件的时期。7年中,在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指导下,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我和太原市委一班人,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改革开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努力推进城市体制综合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就,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也获取初步经验,加上世界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为此,在党的十二大制定全面改革纲领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明确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太原是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50%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1/3,又是中央确定的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心城市。所以,在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中,太原市的综合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主持市委工作后,面对复杂的整体形势,繁多的各方面工作,首先对市情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估量改革形势,厘清工作思路,力求寻找工作的突破口。

通过调查研究,我和市委的同志们认为:太原在全省最早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又是城市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近几年的改革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作为省会城市,与沿海地区以及其他先进城市相比,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相比,改革的步伐还不够快,改革的成效也不够理想。主要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企业改革不够深入。如果不进一步推进改革,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将会拉大,中央和省委对太原市的期待就无法很好地实现,广大群众的利益也将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和实现。基于这些分析和认识,我们提出了“加快步伐、深化改革”的八字方针。

1987年8月27日,我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着重分析市委领导班子存在的求稳怕乱等思想问题,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深化企业改革。会上,我首先检讨自己的思想不够解放,然后分析了太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形势逼人,我们必须要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敢想敢试,不怕失误,努力摸索符合太原实际的改革之路,争取有所作为。

关于太原城市体制综合改革,我认为当时的重点应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搞好了,城市体制综合改革就能全盘搞活,因此必须紧紧抓住和努力推进企业改革。太原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在此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中,体制方面的坚冰已经被冲破,但管理方面仍保留着大量计划经济的东西。我提出,必须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太原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环节;企业在改革中要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增加企业的压力、动力、活力;同时,要深化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和外部条件的配套改革,为搞活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统一思想基础上,1987年9月8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动员大会,对推进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做动员。1987年10月9日,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试行意见》,对全市因地制宜,推行包、租、股、卖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做了具体安排,细化了企业改革的各项规定。随后,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小型企业向大中型工商企业扩展,尤其是把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引入承包,实行基数招标、厂长招聘、公开竞争、优胜劣汰,这也成为我市深化企业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三大强调,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大闭幕后,市委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全市党员群众开展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全面清除了旧思想、旧观念,树立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的新观念,为开拓太原市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思想的统一,促进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完善此前的厂长负责制,进行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在经营管理上,多数企业实行了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车间、班组都有了明确的经济责任;在分配制度上,推广工资总额与上缴利润挂钩、计件工资、岗位工资等多种分配办法;在干部人事制度上,试用聘用制和任期制,实行民主选举和评议;在劳动用工上,全面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和社会统筹劳动保险,部分企业试行了劳动组合制。经过这些配套改革,企业领导体制、经营机制、内部管理和企业外部的环境都有了很大变化,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提升、群众得到实惠。实践证明,我们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

在企业配套改革中,我们的工作有两个亮点。

一是1988年5月,我们为搞活大中型企业,研究制定了《太原市试行“特厂、特店”的暂行办法》和《太原市企业兼并试行办法》。这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一个新思路,主要内容是把劳动工资、人事、税收、技改和外贸等方面的权力下放给那些领导班子强、生产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大中型企业,使它们与市级有关部门具有同样的权力,从而把我市企业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是把推行优化劳动组合作为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的突破口。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松弛、劳动纪律涣散等问题,为从劳动组织和分配上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决心在企业内部优化劳动组合。因为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具有一定风险。我们先在第一机床厂、山纺和太化试点,然后在已实行经济效益和工资总额挂钩的企业推广。在大的方面,我们坚持了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不求一个模式。在优化组合时,我们坚持了条件公开、政策透明、机会均等、双向选优的原则。由于意见一致、思路清晰、步子稳妥、措施得力,完善、发展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现在回头来看,这项改革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内陆省份的做法中都是比较超前的。

1988年,省委、省政府在太原试验第二轮综合改革,旨在解决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管理水平低、物质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不高、水资源缺乏、电力严重不足和原材料紧缺、流通不畅、资金缺乏等问题,解决轻工业和重工业、供给和消费、积累和分配比例关系不协调的问题,还有城市基础建设薄弱、农业基础地位脆弱、粮食减产、物价高涨等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城市农村、工资物价、城建房改等各个方面。改革任务十分艰巨。

遵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我们认真总结了几年来城市体制综合改革的经验教训,吸取其他地方好的做法,与省市有关部门反复协商,制订了《太原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1989—1991)》。山西省委、省政府以晋发〔1989〕3号文件批转了这一方案,明确了做好综合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太原市“为全省城市体制改革做出示范”。

为了贯彻这一方案,我们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1989年5月,我还专程前往国家体改委汇报有关情况,得到国家体改委负责同志的肯定。随后,按方案要求,我们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城区、郊区的综合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并稳步进行了物价与工资改革,加快了城建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市综合配套改革不断推进。

由于全国价格改革“闯关”成效不理想,出现诸多问题,1988 年9月,党中央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太原市第二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开始放慢速度。但在治理整顿期间,我们没有放松对改革的要求。我一直认为治理整顿是对前期工作的调整,是把过热的空气、过快的速度降下来,为继续改革扫清障碍。

1989年,市委、市政府相继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关于稳定、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补充规定》,保证了企业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0年,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围绕企业新一轮承包,总结太原树脂厂搞好内部改革、克服市场疲软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经验与市粮食局实行延续承包试点的经验,提出了完善新一轮承包的措施,制定下发《关于搞好企业新一轮承包若干问题的规定》,推动了新一轮承包工作的健康发展。围绕企业内部改革,我们积极推广太原橡胶厂实行全方位岗位工资制的经验,得到了国家劳动人事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在全国推广。为提高管理水平,我们还开展了企业管理年活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共渡难关。1989年4月,我和有关负责同志到市直属13个企业主管局及部分企业调查研究,了解生产经营形势,针对产品积压、资金拖欠、部分企业亏损等问题,采取了鼓励销售、清理拖欠、帮助扭亏等措施,促进全市工业生产稳步回升。围绕落实“综改方案”时遇到的问题,我们对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和劳务市场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地加以解决。在推动微观经济机制转换的基础上,我们也在加强宏观调控上迈出新的步伐,努力增加供给,抑制需求,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稳定物价,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全市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城市改革的顺利进行。

现在回忆起来,那些年,太原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推动改革方面做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毋庸讳言,由于当时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一些方案措施带有明显的探索特点,随着改革的深入,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矛盾、问题和困惑。比如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这些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在开放中求发展

1985年前后,太原的对外开放已经起步,并取得明显成绩。但与当时的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相比,与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开放区相比,与对外开放的大局和党的十三大之后形势的要求相比,在开放的深度、广度上都还不够。主要表现为:开放意识不强,思路不宽;研究改革发展,往往囿于太原市这个空间;横向经济联合的范围不够广,层次不高,实效不大;经济发展中“大而全”、“小而全”、自我循环的问题比较明显;不善于引进外地人才、资金和技术,无法“借水行舟”“借鸡生蛋”;不敢于走出去,无法“借地生财”“借梯上楼”;等等。这种状况不加改变,太原市的改革和发展就缺乏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担任市委书记后,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进行研究,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在开放中求发展。

1988年初,中央提出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我们认为,这是与内地发展密切相关的全国性、总体性战略,太原必须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找准位置,扩大开放,制定好经济发展对策,全面振兴本地经济。经过广泛调研、论证,我们制定了《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全面开放,振兴太原——太原市关于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对策》(简称《基本对策》)。7月,市委五届六次会议讨论完善了这一文件。8月,这一文件正式下发施行。

《基本对策》提出了太原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带发展,以发展求振兴;立足优势,找准位置,调整结构,内外循环;在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步伐,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初步建成太原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

《基本对策》是太原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新形势的一个战略筹划,全面描绘了太原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蓝图。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使之成为太原市对外开放的主力军;放活外贸经营体制,扩大对外贸易;建立小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和鼓励外商投资办厂;改善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加强信息和外宣工作;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等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有的当时就实行了,有的是在我离开太原后才实行,如建立小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根据市委五届六次会议精神和《基本对策》的部署,太原市的对外开放工作进一步全面展开。

一是大力开展出访和来访活动,取得积极的开放成果。比如,1988年10月,太原市邀请日本姬路市经济代表团来访,并签署了《1988—1989年度太原市、姬路市友好交流项目协议书》。

二是积极吸引和鼓励外商来太原投资。“七五”期间,太原市共利用外资7 742万美元,兴办“三资”企业24家。1991年,全市共成立外资企业31家。到1991年底,全市“三资”企业达到74家,占全省的55%。

三是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1989年,太原市开始自营进出口业务,到1990年,自营出口创汇达到2 636万美元。全市外贸出口商品销售额达到2.18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2.1倍。1991年,全市直接出口完成2 440万美元,比1990年增长59.5%。

四是引进先进技术。“七五”期间,太原市共引进技术92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太原平板玻璃厂从瑞士引进用第三代电子计算机控制的钢化玻璃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60万平方米。

五是发展对外旅游事业。为了宣传太原,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比如,拍摄了《今日太原》系列片,出版了画册《太原揽胜》等。辛勤的劳动获得了应有的回报。“七五”期间,来并观光、洽谈经济业务和回来探亲的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达到56 615人次,外汇收入1 685万美元。

六是积极发展对内开放,进一步加强了与沿海地区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联合。

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原基本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着力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心城市

太原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心城市的定位,是依据1983年5月 19日国务院对《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的批复:太原市现有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今后城市的工业发展应以内涵为主,提高现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山西能源基地的开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关于这个定位对太原的利弊,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

我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市委多次讨论能源重化工基地问题,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市委五届六次会议。

这次会议重点研究太原市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对策,我希望与会同志围绕加速经济发展这一议题,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共同做好加快发展的大文章。但在讨论时,一些同志对太原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心城市的优劣问题议论很多,认为发展能源重化工不是太原的优势,而是包袱,会使发展速度慢、效益低、环境差。

针对这种议论,我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说,我市经济以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为主的重型结构,是同我市的自然资源状况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符合国家经济布局,也有历史原因,从一定时期看,应该说这是我们的优势。特别是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扩大了沿海城市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这给我市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新的经济秩序的确立,各种环境的逐步改善,这种优势将会更加明显。因此,只要我们沿着发展能源重化工的路子走下去,就能使我们在全国商品经济的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放弃这一点,就放弃了我们的优势,丢掉了我们应有的位置。

我进一步指出,发展能源重化工,不是不要轻纺工业和消费品工业,而是要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同时,积极努力地发展轻纺工业和消费品工业,逐步改变畸轻畸重的状况。市委提出的到1990年,太原轻重工业比重要达到3∶7的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发展轻纺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有利于保持太原市场稳定的供求关系,减缓对交通运输的压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就业率,还有利于能源重化工业优势的发挥。所以,在制定《基本对策》时,市委提出煤炭抓转化、冶金抓加工、化工抓精细、机械抓配套的方针。如果这一方针能够得到落实,我们就可以立足于自己的优势,走出一条能源重化工业内部结构比较合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经济振兴之路。

通过深入讨论,大家的认识逐步统一。出于对我市轻重工业比重等市情的考虑和对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心城市的基本特点和优势的认识,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从调整入手,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我市轻工业发展的意见》。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我市在全省和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沿着发展能源重化工、兼顾发展轻工业和新兴工业的思路,加快振兴步伐,力争1990年实现三大目标: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轻、重工业比例达到或接近3∶7,国民收入达到47亿元。

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原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基本完成。1991年全市原煤产量2 909.87万吨。1992年9月,总投资35亿元,年产1 650万吨的大型现代化焦煤生产基地——古交工矿区,作为与宝钢、大秦铁路同一等级的国家重点工程建成投产。太原成了名副其实的能源基地。

与此同时,全市化学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太原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太化公司)在改革的大潮中迅速发展,跻身强林,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绩,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并称为中国三大化工公司。1992年9月,其工业总产值由1982年的2.25亿元提升到7.23亿元,增长超200%;实现利税由3 920万元增长到7 562万元,增长近93%。“七五”期间,太化公司广大科技人员共完成较大的科技研究项目83个,试制新产品62种,优质产品由23种增长为46种,优质产品产值率达到86.7%,其中铂金二元网等8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太原化工区的6个企业,有5个被评为市科技型企业。改革开放使太原的化工行业以自己的实力在国内外化工行业中赢得了地位。

太原的电力工业和煤气工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992年9月,发电量达41.6亿千瓦小时。城市煤气工业从无到有,煤气管网已超过1 000公里,城市煤气用户达23.28万户,普及率61.9%,发展速度为全国第一。由于煤气工业的发展,10年中节约原煤600多万吨,减少城市垃圾250万吨,大气中减少各种悬浮物1 300多吨。

在整顿中坚持改革方向

198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这次“价格闯关”大大超出群众的承受能力,部分日用品开始涨价,抢购风潮逐渐蔓延开来。

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两到三年的时间,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领域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

太原的物价上涨也很明显,流通秩序也比较混乱。比如:1988 年1至9月,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上升幅度高达20%,群众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平均上升18.6%,分别居全国32个大中城市第16位和第18位;基本建设战线长,在建项目多,超过了地方财力、物力的承受程度;在流通领域中,一些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又对物价上涨和抢购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广大群众很不满意。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力图把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太原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出问题的症结,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在10月相继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全市县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及市委五届七次会议,对太原的治理整顿工作进行部署,决定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物价、财务、税收进行大检查,加强市场管理和对物价的控制。检查的重点是:非法侵占、偷漏、截留税款和财政收入以及骗取财政补贴的;无证经营的;违反国家价格政策,倒买倒卖,乱收费用,牟取高额非法收入,严重冲击市场秩序的。

二是清理整顿公司。对那些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公司,区别不同情况,分别给予罚款、没收、停办、撤销等处理。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限期与机关彻底脱钩。

三是清理在建项目,有效控制基建规模。把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特别是楼堂馆所压下来;列入前期工作的项目,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对未经计划部门批准、擅自扩大建筑面积、提高建设标准、增加建设内容的项目,审计部门要进行严格审计监督,银行不予贷款,并酌情给予处罚。

四是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财政经费,大力削减公用经费支出。

五是扩大资金来源,合理调整信贷结构,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运用多种形式增加储蓄存款,特别是办好保值储蓄和购房专项储蓄,扩大保险业务,扩大储源,引导消费方向,改善消费结构,减轻市场压力。

六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功能。强化银行、财政、税收等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充分发挥财政、税收、金融、工商、物价、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

七是努力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切实抓好“菜篮子”建设,提高郊区农副产品的生产能力。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耕和农田基本建设,抓好秋冬菜储存以及冬小麦的管理。积极组织货源,千方百计安排好市场。

治理整顿开始时,干部、群众中有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有的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贯彻执行的自觉性、紧迫感;有的对治理整顿与改革发展的关系认识不清,担心治理整顿会使改革受阻,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有的等待观望,缺乏信心。针对这些问题,我在市委五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治理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方针、积极的方针、发展的方针。我说,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是在正确分析了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仅符合全国的实际,也符合太原市的实际。如果不当机立断,下决心加以整治,已经形成的大好形势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就会影响社会安定,干扰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

针对一些同志把治理整顿和改革对立起来的模糊认识,我指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既是深化改革、稳定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中的许多措施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经济环境、经济秩序中出现的问题,是在新旧体制转换中难以避免的,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治理整顿绝不是说改革的方向变了,改革要停顿、要倒退,而是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推进城市体制综合改革,继续前进。只是在价格改革上放慢一下步子。

关于整顿与发展的关系,我指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是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必需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从宏观上看,当时的通货膨胀虽然是国民经济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但总的根源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把过热的空气、过高的速度降下来,就可以减少对总供给的压力,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勉强维持那种高速度,将导致国民经济失衡,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治理整顿,压缩基建,控制消费,紧缩信贷,降低速度,并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该压的压,该保的保,该调控的调控,该发展的还是要发展。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治理整顿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度过旺的社会总需求开始得到控制,但要完全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总需求过旺的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恰在此时,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政治风波、保持社会稳定上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后,1989 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要求继续抓好压缩社会总需求,紧缩财政和信贷;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气清理整顿各种公司;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等等。12月,省委召开五届八次会议,通过《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贯彻中央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决定的实施方案》。次年2月,太原市委召开五届九次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太原市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工作。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把中央关于治理整顿的要求和太原的实际结合起来,力求从太原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问题。主要做法有:一是1989年在全市开展了宣传发动工作,统一全市各级领导,特别是企业党政领导的思想,坚定了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心。二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市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近期目标以及实施步骤,并定期分析全市治理整顿和改革的形势,及时提出指导意见。三是始终把巩固和稳定大中型企业、发挥大中型企业的优势作为工作的重点,制定倾斜政策,优先供应水、电、原材料。1989年九十月份,由于资金短缺、销售疲软、产品积压等原因,生产速度回落。我们及时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实行“ABC”产品分类管理办法,推广了“产品链”等管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工业生产的下滑趋势。

在治理整顿中,我们始终坚持了改革方向。比如:1989年3月,我市第二轮城市体制综合改革方案开始实施后,我们对计划、投资、物资、金融、财政、外经外贸等方面的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继续稳定、完善企业经营承包制。对承包期满的企业,经重新审核对绝大多数企业采取了继续承包的办法,保证了企业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由于市委在思想教育和工作部署上都坚定不移地服从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大目标,保证了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在太原的落实,从而使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到1991年底,太原市经济基本稳定,各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按1980年不变价格,1989年全市社会总产值达122.3亿元,比1988年增长6.8%;经济秩序明显好转,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控制,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施工项目减少369个;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回落,通货膨胀势头得到控制,全年零售物价指数比1988年回落6.7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和货币投放得到控制,金融状况明显好转,银行存款余额64.6亿元,比年初增长27.7%;全年粮食总产量33.85万吨,比1988年增长4.1%;市场供应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

治理整顿集中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加之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了改革方向,使太原市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面发展。总体上说,太原市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时期治理整顿的任务。

以改革创新精神狠抓党的建设

我刚到太原任市委副书记时分管组织和常务工作,任市委书记后更是把党的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的建设的好坏、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既关系太原又影响山西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市委一班人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首先是加强思想建设。我们根据不同时期全市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倾向,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引导党员干部正确看待国际形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而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继续搞好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规化教育的同时,市委还加大了对县、局级干部轮训的力度,并把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干部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考核标准,明确规定凡新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培训。此后,在广大党员中又普遍进行了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改革开放政策和艰苦奋斗教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岗位业务技能教育,以及以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国情为主要内容的“四基教育”,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为保证中央和省市委各项任务的落实和推进全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是狠抓党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能否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关键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真正做到纪律严明、公正廉洁、兢兢业业、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针对改革开放中少数党员干部出现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等问题,市委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从严治党,绝不能降低党员标准,放松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对待腐败问题要严肃查处,绝不心慈手软,无论谁违反党纪,都要动真的、来硬的。为推动全市党风的根本好转,我们在各级党委层层建立抓党风责任制,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一级检查一级,上下互相监督,并要求纪检机关主抓监督,绝不放过一个贪官。同时,还要求纪检工作者支持改革、保护改革。我当时要求纪检部门具体区别改革者与违纪者,在处理改革与守纪的问题上,提出三种情况三种对策:对真心实意搞改革,成绩显著者,要旗帜鲜明地给予支持和保护;对真心实意搞改革,由于经验不足等出现失误或犯有某些错误者,要看主流,处理要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对钻空子、浑水摸鱼、中饱私囊、以权谋私者,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这一时期,我们选择了一批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处理,既区分和保护了一些勇于改革的人,又打击了消极腐败现象,促进了全市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

最后是加强制度建设。集中整党结束后,党的建设转入经常性轨道,主要是靠制度,靠健全的民主制度。早在1987年,市委从制度建设入手,要求各级党委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及党和国家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有关规定和制度。1988年,市委出台了《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严治党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建立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领导与党员定期对话制度、党内外民主监督制度;1989年,市委又出台了《关于建立三级党建工作例会制度的意见》《关于市委、市政府、市直机关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工作责任制(试行)的规定》,制定和推行了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廉政述职制度等一批行之有效的制度。同时基层党组织也根据市委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各项组织生活制度。这些制度虽然是初步的,有的制度还存在相互不匹配等问题,但为全市党的建设步入制度化轨道迈出了重要一步。特别是一些基层组织加强制度建设的实践,为后来不断完善党的各项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在太原市工作期间,正值国家进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新旧体制相互缠绕,各种矛盾十分突出,可以说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回想当时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生动情景,我永远难忘。工作是大家做的,成绩是全市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就我个人来说,在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面前,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的领导和同志们,以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作为市委主要领导,我虽然为太原的改革开放略尽薄力,但由于个人主观条件和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许多工作应当做得更好而未能如愿,也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回顾往事,我十分感谢所有与我共同奋斗过的同志们和广大市民群众,同时也为我在工作上的缺点和不足,表示真诚的歉意。 skxHKzsSDvOHLHwQVUGYHhx0T50nK03qtOdOEg5U0H5yjlZUTFiOTQveGS8/sw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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