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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宋 涛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我是1939年初参加革命的，开始时在皖西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经党组织介绍，我从敌后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走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岗位，然后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经济系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的一生与这所在战火中诞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栋梁之材的人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创立的第一所新型社会科学综合大学，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学，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勒令停办8年之久，直至1978年才获得重生。我在此期间也受到了冲击，被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后又亲历了复校的全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与复校的坎坷历程，让我难以忘怀。
1966年6月，江青借“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诬指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孙泱（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长期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为“特务”。接着，7月，康生又用阴谋手段，凭空捏造所谓“二月兵变”的谣言，诬指已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调一个营的兵力驻扎人民大学，参与所谓“二月兵变”，对郭影秋进行政治陷害。
8月2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人民大学全校大会上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意思有三点：第一，现在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第二，对郭影秋在学校的工作，你们可以辩论，但是要更细致地研究问题，更冷静地分析问题。至于郭影秋，对于一个干部的评价，你们学校本身不能做总结，要由中央或新市委从全面的角度来考虑。第三，针对林彪、“四人帮”凭空捏造的骇人听闻的所谓“二月兵变”，诬陷郭影秋调一营兵驻扎人民大学参与“二月兵变”的政治陷害事件，邓小平明确地说，“二月兵变”，没有这个事，我们查过了。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要澄清事实。
9月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到人民大学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动员从各地来北京串联、住满了人大教室的学生回到本地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林彪、“四人帮”却变本加厉地摧残和破坏人民大学长达三四年之久。在人民大学一向积极做工作的，或者教学、科研工作做得较多的干部，被揪出来打成所谓“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达400余人。他们私立公堂，残酷地揪斗、迫害教师。我作为经济系主任、学校党委委员，也是受害人之一。我由于平时严格要求学生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被诬蔑为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青年，同时又被冠以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等罪名而受到批判。1967年春，戚本禹来到人民大学，分裂群众队伍，一手制造对立的两派，并且恶毒攻击朱德。随后，江青和康生一唱一和，用“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动全国性的“全面内战”。人民大学也被“四人帮”挑动起了武斗，他们唆使一些造反派，大搞打、砸、抢，残暴迫害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干部、教师。校舍、图书、设备遭受重大破坏。
1970年，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学校被关闭停办。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人民大学在决定被撤销的高校行列之中。
从1969年开始，学校许多师生陆续被送到京郊农村劳动；1970年学校停办后，师生被大批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站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我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继续挨批斗。
在学校领导的争取下，学校按学科、系别被分到其他各个学校。除一部分教职员工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厂以及内蒙古、陕西的一些单位外，大部分教职员工以系为单位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我们经济系成为北师大的政治经济学系。林彪集团被粉碎后，1972年12月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197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1973年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从此被正式宣告停办。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叶剑英就找过人民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师，询问了解人民大学复校的可能性。那个时候，人民大学广大的教职员工无论散在何处，无不盼望着学校的恢复。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人民大学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明确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和指示，为人民大学的复校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当人们谈到人民大学的恢复时，都不约而同地说：“没有小平的指示，就没有人民大学的恢复。”李先念、方毅、余秋里等也都很支持人民大学复校。
人民大学的恢复，与郭影秋的奔走操劳也是分不开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郭影秋万分喜悦。他像重新获得了革命青春，又开始忘我地投入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为恢复人民大学而殚精竭虑。首先他审时度势，于1977年忍着病痛召集了一部分原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干部座谈复校问题。会后，他将大家的意见整理成要求复校的意见书，委托吴玉章老先生生前的秘书设法送到邓小平的家里。9月26日，邓小平阅读该信，批转教育部处理。
此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关于邓小平、李先念恢复人民大学的传闻。确切的消息是在1977年12月18日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透露的。他在当天的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座谈会上说：“中国人民大学肯定要恢复，但工作不能等，复校前可以先招研究生。”出席座谈会的胡林昀把这一消息向郭影秋做了汇报。郭影秋当即委托胡林昀尽快把原人民大学各系、所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了通报会，并商量落实工作。12月22日，各系负责人会议在北京西郊原校址举行，与会人员得知复校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激动万分。会后郭影秋要求抓紧进行复校的实际工作。
1978年3月，中央责成仿吾、郭影秋负责筹备人民大学的复校工作。邓小平委托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代表他到中央党校看望老校长成仿吾，转达要成仿吾主持人民大学恢复工作的意见。3月24日下午，刘西尧去积水潭医院，向住院的郭影秋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恢复人民大学的指示。
3月26日，以成仿吾、郭影秋的名义形成了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并上报教育部。
6月20日，教育部专门写了《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以“（78）教计字563号”文件上报国务院。该报告提出：“在北京原址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仍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把该校办成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都能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大学。”报告还指出，除恢复原有系、所外，还要增设新的系、所；附属单位也都成建制归回学校；1966年6月1日以后分配、调离的教职工及按建制调出的系、所等，原则上一律调回该校；物资、设备、图书资料也都调回该校；招生规模暂定11000人。
7月11日下午，人民大学召开恢复大会。13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停办达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
7月26日下午，人民大学举行复校会师大会。校、系领导和回校的教职工以及1977级学生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场面非常热烈。成仿吾在讲话中指出，复校绝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要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郭影秋在讲话中强调，时间是宝贵的。他说：“我们从现在起步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七亿秒。七亿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一秒地学习，一秒一秒地思考问题，一秒一秒地处理工作，一秒一秒地培育青年，一秒一秒地锻炼身体，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是会在一年、三年、八年、二十二年半之内飞跃前进，大出成果，大出人才的。”会场上，广大教职工、学生备受鼓舞。当时我已年过花甲，听完成仿吾和郭影秋的讲话，浑身充满了干劲，仿佛年轻了20岁。
“文化大革命”前，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在复校的过程中，人民大学新的办学指导思想逐渐形成。
1978年5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致信邓小平：
去年考察回国后，听说经您批示，人民大学复校工作已有了进展。我有一个想法：重建后的该校，不应基本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样子，而应该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面目一新，才能适合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如经济管理各系要能培养出具有比较丰富现代化生产知识的精明能干的管理人才……因此迫切需要我国先进经验和研究外国现代化管理的经验，尽快写出教材，训练师资。理论各系也要研究如何克服过去教学中的许多缺点。我认为人民大学的任务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您和先念提出的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第二是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第三是培养高等学校政治课师资……
5月15日，邓小平肯定了这一建设性意见，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意见好，先念同志阅后交教育部考虑。”李先念当即批示：“好。”此后，这一思想成为人民大学恢复的重要指导思想。
11月18日，邓小平、李先念在听取国家计委计划工作会议汇报时讲，现代化的管理是从现代技术产生的，管理将成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培养训练管理干部很重要。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2月28日，李琦和于光远等在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胡林昀等出席了会议。会上，于光远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11月18日的重要指示，并就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办学指导思想进行了探讨。李琦在讲话中说：“人大恢复后用什么指导思想办学，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在就要研究。落后，要赶上去，要打破旧框框，要从旧的轨道转移到新的轨道上来，要跟上。”
上述办学的重要思想对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停办8年的人民大学重新恢复，难度是很大的，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校舍的回收问题。学校被停办后，校舍的绝大部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机关进驻，作为办公和指挥用房。人民大学复校就需要二炮立即退还校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物归原主”的难度相当大，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严重地影响着人民大学的恢复；而且由于学校房屋严重不足，各方面的困难和矛盾比较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校党委会决定，一方面向教育部和北京市委报告情况并做好学生的工作，另一方面继续与二炮进一步商谈退房的问题。郭影秋拄着拐杖，拖着病腿爬上总参大楼，找他的老首长、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请求军队退还校舍，给学生一块学习的地方。
对于此事，邓小平自始至终是十分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
1978年4月1日，教育部上报了《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4月8日，方毅副总理批示：“请邓副主席批示，拟原则同意，因房屋、家具、图书等牵涉面较广，请同有关方面商办。”4月10日，邓小平做了批示：“二炮报告该校房子难予归还，此事如不解决（包括新建）怎么办？应有个方案。”5月16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学学生关于二炮占用房屋问题的联名信上批示：“二炮应千方百计，将房屋早日退还人大。”17日，他亲自听取二炮领导汇报有关情况。
如何解决二炮归还人民大学的校舍？应该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对于二炮占用人大房子的问题做了调查，写出了报告并报邓小平。1979年4月10日，邓小平做了重要批示：“照此材料看，人民大学房子应予退还。”有关方面及时把这一批示抄送二炮，并请二炮报告方毅副总理。从此，解决人民大学的校舍问题有了明确的说法。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二炮决定逐步退还人民大学的校舍。此后，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速了进程。
1978年9月29日，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成立。校党委由10人组成：成仿吾、郭影秋分别任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邵子言、胡林昀任副书记，张腾霄、徐伟立（女）、李震中、罗列、李焕昌和我为党委委员，学校实行党委制。在这前后，校部、各系所、附属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77年10月20日，国务院发出《恢复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的通知》。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此次招生中，人民大学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招收1977级哲学专业学生49名、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52名、中共党史专业学生39名。他们作为复校过程中的首批学生，于1978年4月20日进入学校，与教职工一起进行了复校工作。
从1978年开始，学校在全国开始自主招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但由于校舍不足，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学校较大规模的招生是从1982年开始的。
1978年12月，校学术委员会成立。郭影秋任主任委员，委员共45人。这是复校后建立的首个校学术委员会。我也是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之一。
1978年底1979年初，校党委、校学术委员会相继召开会议，决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加快学科建设步伐，提高教学质量。
在此期间，学校召开了多个学术研讨会，以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人民大学积极落实党的政策，拨乱反正。1978年8月，人民大学组成以主管书记为首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需要落实政策的人进行摸底调查，以后又扩大复查的范围，增加了“反右倾”“四清”等方面的案件复查。那一时期，我作为校党委委员，参与制定了党委做出的一系列关于落实政策、给广大干部改正的决定。我虽早在江西五七干校就已经改正，但看到大批学校教职工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心里犹如自己初获改正般高兴。
1978年11月13日，人民大学党委做出两项为大批干部和教师改正的决定。一项是《关于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迫害的大批干部和教师平反的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改正昭雪，恢复名誉。另一项是关于撤销销毁“反右倾”运动中四十六人材料的决定，重申1962年对“反右倾”斗争的甄别决定，并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批判改正，把对他们的错案材料和结论，一律从人事档案中撤出销毁。
1979年1月7日，学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总结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教学检查运动的经验教训。李震中、李光宇发了言，胡林昀总结了两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会上，邵子言代表党委宣布了给凌静、何干之、张照、叶遇春等8名干部、教师落实政策的决定。
落实政策的另一项工作，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改正。为了做好复查工作，校党委于1978年11月下旬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复查办公室，各总支和直属支部也相应地建立了复查班子。从11月28日起，全校各单位采取发动群众、全党办案、先易后难的办法，对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复查。根据政策，分期分批，予以改正，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和原工资待遇。此外，还对内定右派和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受党团行政处分的人也进行了复查，撤销了原处分决定，恢复了政治名誉。校党委和各总支、直属支部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十分关心，改正结论批准后，立即通知所在单位和个人。
人民大学停办达8年之久，百废待兴，复校困难重重，怎么办？不屈不挠的人大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师生一致表示，发扬人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艰苦创业。
成仿吾当时已是80岁高龄，仍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把分散到各单位的设备、物资找回来，把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教师请回来，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他家住在中央党校并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却每周到人民大学来办3次公，有时达6次之多，几乎天天到校。不少人说，经历过长征的成老，征服困难的战斗精神丝毫不减当年。郭影秋身患重病住在医院，但为完成中央交给的恢复人民大学的任务，忍着病痛，辛勤工作。人们无法想象，对于常人轻而易举的事，对拖着病躯的郭影秋来说是多么艰难。上下汽车需请别人帮他先搬动病腿，然后才能站住。每次开会他都同大家一样连坐三四个钟头，开完会回到医院，不能吃、不能喝，虚脱得非常厉害。很多人建议把会议改在医院病房举行，他坚决不同意，宁愿自己多承受病痛艰辛，也丝毫不影响工作。复校之初，我继续担任经济系主任兼校党委委员，那时非常忙，有时党委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回家以后还要备课……
复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工作，当时学校刚恢复，能教课的老师还很短缺。在成仿吾、郭影秋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参与复校的同志齐心合力、献计献策、一专多能，使学校很快搭起了骨架，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文化大革命”前，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学的课本、教案，主要来自苏联的教育经验。复校后，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开始着手自己编写课本和教案。这一举措不仅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还吸引了很多外校老师专程跑来进修、听课。
复校之初，由于教室少，图书馆大部分改作教室和各系资料室，实验室设施无处安放，致使教学、科研工作开展得都很艰难。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后勤职工在艰苦创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干劲。他们动脑筋、想办法，缺少教室，就搭建临时活动木板房补充；办公室不够，就把锅炉房、澡堂、理发室收拾出来临时办公；不少课桌椅，办公桌凳，都来自修旧利废……
1980年10月3日，人民大学迎来30岁生日（那次校庆是从1950年建立中国人民大学算起）。师生员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盛大集会。自陕北公学以来历届在京校友6000多人参加了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原陕北公学副校长李维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出席大会。大会由孙力余副校长主持，成仿吾校长致辞；方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讲话祝贺；蒋南翔宣读教育部对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的贺信。
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不仅需要大批理工科和农业、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大批文科人才。多年来，在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理工，轻文科，大学文科发展极为缓慢，甚至一度还企图取消文科大学。这种错误的决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接着，他强调了文科的重要性，指出文科学校今后应加强文理渗透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在充分肯定人民大学的成绩之后，他要求人民大学担负起培养大批文科人才的光荣责任，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敢于提出创见，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经受考验，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庆祝会上，由著名歌唱家王昆主持，陕北公学以来在艺术上有成就的老校友200多人和在校学生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校庆30周年，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工作的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