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山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刘一章
1975年4月至1980年10月，我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任区委副书记，1978年初开始负责区委的日常工作。我作为当时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者和组织者之一，回顾往事，仍历历在目……
1978年是安徽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之年，春季虽下了几场小雨，但雨量都不大，已有些旱情。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到秋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山南区的旱情在肥西最为严重。这是因为山南区地形很复杂：山多、岗多、圩田少。全区共7社1镇78个大队，其中有2个街道大队，913个生产队。山区涉及4社21个大队。从防虎公社到金牛公社，一条长龙般的山岭贯穿东西，卧在山南大地。圩区沿丰乐河，由西大圩到洪桥龙嘴圩，涉及7个大队，余下就是一个易旱的多岗地带。因百年不遇的大旱，许多地方绝收，就连山岗和荒滩上的野草都干枯了。当时只有少数水源好的地方早稻有些收成，而晚秋作物亦收获无望，有的农民冬天吃饭也成了问题。
随着旱情的不断扩大，山南区委的领导们议论：“今年的生产形势又不妙，但要先解决群众生活用水问题。”区委组织群众抗旱保苗，要求农村用本地水源放水与提水相结合的办法抗旱。集镇采取打井的办法解决人、畜饮用水困难。我们开始从山南镇干起，新打了4口井。新中国成立前全山南镇只有1口水井，供1000余口人用水，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又陆续新增了3口井，就是1975年以前食品站、粮站、区委会等区直机关单位打的那3口井。1978年夏天，由于旱情不断扩大，人口增多，现有的井已不能满足现状，我们便在山南公社、山南医院（分院）、山南镇委、药材公司等处再打了4口井，这样周边群众用水总算得到缓解。
可是连续几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雨。到了秋季，旱情更为严重，有些庄稼已颗粒不收，面对老天如此无情，许多群众束手无策，心里出现了恐惧。这时肥西县委常书记来到我区，要求我们号召群众种“保命麦”，并对我们说：“要接受以往教训，要早准备，以防后患。”此时省委也在想办法，万里书记号召种“保命麦”，广泛发动群众抗旱种麦、打井种麦。但是大呼隆干活，捆绑在一起，人心散，出工不出效，社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困难重重，“保命麦”种不下去。由于干旱持续时间太长，地难以翻动。当时沟渠断流，塘坝干涸，较大的水库只有库底尚有一些水，却提不上来，抗旱种麦进度非常缓慢。
1978年10月，区委书记汤茂林蹲点到柿树岗公社督促秋种。白天他跑田埂，晚上就带领干部党员学习“省委六条”（1977年11月，安徽省以省委名义下发的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它的主要精神是：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实行责任制等等。其中，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搞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政策深受社员欢迎。特别是有一条规定对大家触动很大，就是要根据不同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或者固定的作业组，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作；有些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人们从中读出了一些含义和希望。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人们想起20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的经验教训。当年曾希圣在安徽全面推行责任田制度，使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且卓有成效，挽救了安徽人民的生命，受到人民的欢迎。此时我们萌发了“借地与民”的想法，但担当很大的风险：当时怕“倒退”“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这时区委书记汤茂林在黄花大队召开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三老”座谈会议，发动群众提措施、想办法，以加快秋种进度。会上有人提出借鉴1961年推行责任田的办法，说这就是希望。会议讨论结果是借田给农民种麦，实行“四定一奖”的办法。这个办法一提出，社员的劲头大了，纷纷说：这样秋种进度就快了。
10月19日，区委召开会议。汤茂林把在黄花大队先行借地的办法，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他说，黄花借地种麦按照“四定一奖”办法进行。我们搞的“四定一奖”，就是定土地、定工本费、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全奖、减产全赔。区委7个委员都认为这个办法好，既符合社员的心愿，又符合种“保命麦”的要求，一致同意在全区各社队全面实施。“四定”的关键是“定土地”，它是按人头计算，每人包一定量的田地种麦、种油菜。这其实就是包产到户，但当时谁也不敢说它是，所以就采用“四定一奖”的称谓，巧妙地代替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我们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我们不认为它是分田单干。借田与分田，应该是两码事。至于后来外面指责我们山南区是“分田单干、变相单干、搞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等等，都是强加于我们的不实之词。当时只是权宜之计：一是为完成国家的任务；二是为完成生产队里各项提留；三是为社员有饭吃。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后果，要不怕一切困难，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做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所以区、社干部大力推广黄花经验，没有想到后来竟然搞成了包产到户。
面对持续干旱，根据县委书记的指示，区委研究先“借地与民”，借些田给社员种麦。当时省委于1978年9月初召开抗旱保秋种会议，万里在会上提出种“保命麦”，规定每人3分地，把一些集体难以点种的地借给群众自己去种。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精神，因为会议内容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我们之所以“借地与民”，是被老天逼出来的，而且，我们一开始就按每人1斗田（5分地）借地。关于“借地”，我们分三步走，先易后难，即把容易种的田地先分给社员种，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作非常顺利。
第一步，每人借5分地，先种“保命麦”。社员在借到土地后拍手叫好：“照这样干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纷纷行动起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田野里一片繁忙。田地犁翻不动，就用铁锹挖、铁镐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麦子在很短时间里已基本种下去了，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少稍慢些。
第二步，在首批麦子种完的基础上又借给每人5分地。因为近田、好田、容易种的田已借出先行种下，所以这些田地种起来更艰巨、困难更多些。那些田地干裂得每块如磨子大小，裂缝都能伸下拳头去。尽管如此，社员们依然用铁锹撬，锄头刮，锤子锤，利用各种工具，找窍门、想办法、挖潜力。群众精神振奋，热情高涨，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地、自由自在地干活，心情舒畅。他们抓紧一切时间，送水送饭到田头，吃喝在田埂，早下田晚收工，点种的时间虽然要长一些，但都完成了任务。
第三步，借地种油菜。麦子种完之后，我们又考虑到农民的吃油问题应该解决。通过前两次借地种麦看到了社员种田的积极性，区委研究决定，再借地种油菜。但此时存在着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季节。江淮之间有句农谚叫“寒露油菜霜降麦”。此时点种油菜已经有些迟了。不过大旱之年有些特别，因主要是要求种“保命麦”，以粮为主，油料次之。二是土地质量差。借出去的土地多数是户旁岗梢山脚下离村庄较远的地方，群众说这些都是兔子不拉屎的土地，既贫瘠，又不易管理。但社员们在借的土地上却精耕细作。他们根据以往“三干”（地干、种子干、肥料干）的点种经验，先施底肥再盖肥，做到合理密度，确保质量。有的群众还将菜种放在水中浸泡一夜，以便早发芽，多出芽，千方百计多种下一些，保收一些，争取多收。虽说种油菜是第二位的，土地、季节等条件都比较差，但社员表示既种就有收。他们说：“种是基础，管是关键，三分种七分管，得雨后不影响正常生长。”果然，后来油菜也获得了大丰收。
1978年11月初，山南区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土壤，麦菜受到了一场喜雨的催生，确实长势喜人。社员的心情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希望。此外，群众在肥料上做起文章，积极收集各种肥料，加强田间管理，促使来年有个好收成。
山南区不声不响搞起包产到户，这在省委机关引起了轰动。据说当时机关的人都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激烈争论。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所以山南的做法明显违背了中央文件精神，还违反了宪法规定。特别是有人写“人民来信”给万里，说我们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是“曾希圣阴魂不散”等等。后来省委派人来山南调查，来调查的人被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感动了，并向万里如实汇报了情况。
1979年2月，春节刚过，省委工作组由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队，县里也组织工作组配合，一行30余人到山南宣讲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即1979年中央4号、5号文件。估计是省委想在下面有计划地搞责任制试点。工作组召开区直机关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讨论中，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说：“农村生产怎样搞上去，大家大胆设想；农村各种作坊是否可以给私人经营？”他要求参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注意到，周曰礼是有计划地在引导大家怎样来改变生产方式，实现土地承包制。当时万里对农村改革确实有远见，他以超人的胆量，排除非议，支持包产到户。周曰礼要求到会的同志围绕包产到户这个主题大胆地讲，他说：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四不搞秋后算账。要解放思想，农业生产形势要多样化，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到会的人总是“怕”字当头，顾虑重重，因为过去吃够了苦头，当时对情况都摸不透，所以只讲官话。周曰礼强调说：“三中全会路线是实事求是的，要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第二天，我陪同工作组到刘老庄大队宣传中央文件。刘老庄的社员在讨论中情绪高涨，与区直会议上的情况大不一样。他们说：“大锅饭”吃尽了苦头，“大锅饭”是绑家穷。有的说：一个队有100来口人，吃饭都靠生产队长一人，出力不讨好，真是难为他了。有的说：我们干一年口粮难以支回来，春耕大忙时争着要回销粮，人心涣散，怎么不闹家穷？更有人说：要想让我们有饭吃，富裕起来，分一份田地给我们社员自己耕种。要发挥大家智慧，不要把生产重担压在队长一个人肩上。政府只要出几条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的规定，加强检查就行了。大家七嘴八舌，气氛非常热烈，我们也很兴奋。这些都是我们想说而未敢说的话，社员替我们说了，心情特别激动。
通过两天的宣讲，山南区的群众一致要求包产到户。周曰礼立即回到合肥，向万里汇报了情况。针对出现的情况，万里于1979年2月6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上万里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并同时指出：“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这些精神是周曰礼当晚回到山南区向我们传达的。第二天，他又召开社、队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我们区的干部群众都拍手欢迎。万里的话一锤定音，山南公社因此成为全省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我们牢记万里的“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指示，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不想扩大影响。所以后来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反没有其他地方叫得响亮。
1979年夏，山南获得大丰收，麦子突破3000万斤大关，超额完成定购任务。过去没有搞包产到户，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每年上缴给国家入库的麦子也只有60多万斤。夏季大丰收后，山南区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赞扬，同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都发表意见，有赞同的，有反对的，声音都很高。总的说，当时的学者、记者们对我们山南的责任制给予了大力支持。其中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郭崇毅就对包产到户有很大功劳，为山南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郭崇毅是山南金牛人，他善于体察社情民意，关心群众的疾苦，敢讲真话。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他以省政协委员身份，来到肥西肥光高级社视察，后曾因如实向省委反映当地的浮夸风，以“反对合作化，造谣破坏”的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2年。1962年，在李葆华当省委书记时得到改正。1978年秋天，我们悄悄地将土地划到户耕种，一下子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播种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多种30%。1979年夏收比上年有大幅度增产，增加了2倍多。郭崇毅闻此欢欣鼓舞，他意识到肥西县农民创造了一条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路子，于是顶着炎炎烈日跑遍了全区各社。在农村，他不仅深入农户家中调研了解，听取家乡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山南农民的创造精神，肯定了包产到户，还如实反映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同时坚信包产到户会改变农民，给全农村带来新的气象，发出了打破“大锅饭”、给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呼声。当许多人指责山南搞包产到户时，1979年7月，郭崇毅不顾年老体弱，冒着盛夏酷暑，赴北京将调研报告呈送中央，对山南区包产到户给予有力的支持，帮助山南区人民树立了信心。
其后，许多新闻单位都来到山南区进行采访。当时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还有许多著名人物来肥西县访问，报道山南的包产到户。那时山南很热闹，在全国很有影响力，先后有很多省、市的领导来山南区考察。1979年，万里来到山南区，使我们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1979年夏季获得大丰收是山南区人民受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的影响、先进思想的鼓舞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各级领导的支持，尤其是省委、中央一些领导的支持，促使山南区人民坚定了对包产到户的决心。这一年对山南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两种观点较量的一年，是摆脱穷困走向丰收的一年，也是破除“大锅饭”走向包产到户开始的一年。当我们坚定地按照实事求是路线前进时，山南区周边地区的县、区、社及社会上的舆论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他们对责任制的非议很多，言辞非常激烈。特别是在与山南区交界的地方，有的架起高音喇叭，整天高喊“坚决抵制肥西的单干风”；有的在地界上竖起牌子，上面写着这些字。就连有些路过肥西县的客车上面也写有“坚决抵制肥西单干”的字样。即使是在本县内，大多数干部也不赞成，主要是怕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有些集体家底比较厚的公社，坚决不准社员搞包产到户。有一个公社书记在大会上说：“筑防浪墙，打拦洪坝，坚决顶住单干风。”许多社员跑去论理：“山南能搞包产到户，为什么不给我们搞？我们搞犯不犯法？”这个领导就说：“我不准你干也不犯法！”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媒体对我们进行尖锐的批评。当时的山南区，包括肥西县四面楚歌，县委更处在旋涡之中。
一天下午省委书记王光宇从肥西县小庙区打来电话，其内容大体上是：你们区搞包产到户不能动摇，要定下来大胆干。你们夏季不是已获大丰收了吗，秋季不也是丰收在望了吗？省委在一个区搞试点，即使搞不成功，也不影响大局；如果搞成功影响就大了！当时邓小平来安徽视察，由王光宇陪同邓小平上黄山。我估计王书记向邓小平汇报了我们山南包产到户的情况，所以给山南区委打来电话。既然省领导如此表态，我们也就意识到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可能是支持的，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
秋季我们山南区又获大丰收，全年总产量达亿斤。大旱之年得到全面高产，如此的大丰收创了历史奇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分户经营使产量倍增。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有利的好事。当时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地说：“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但是，我们更不忘万里在农村的改革，不会忘记他冒着政治风险，让山南区农民搞包产到户，使农民因此能够吃饱饭，启动了改革的航船。
此后，虽然仍有曲折，但是包产到户走向全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黄雅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