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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 波
按照党中央的决定，1978年五六月间，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正式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五个西欧国家。这是中国政府向西欧五国派出的第一个大型政府代表团，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打开国门、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广交朋友，多方面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探索经济技术合作新途径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
代表团这次出访的任务，按照中央的指示，主要是两个：一是友好访问。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大都有政府代表团或主要领导人访问过我国，而我们则很少回访，从外交上说是欠了账的。这次代表团的出访，可以说带有“还账”的任务。二是考察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探讨今后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途径和可能性。从实际上看，这两个任务中，第二个更为重要，这从代表团的组成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代表团的团长谷牧同志，是当时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代表团团员共六位，其中三位是中央政府的部长、副部长和副主任，另有三位是地方省、市政府的副市长、副省长，都是负责经济工作的。他们分别是：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彭敏，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北京市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叶林，广东省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王全国，我当时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省政府）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主任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
五国政府对我国代表团的这次访问都非常重视，礼遇有加，破格接待。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是法国，当谷牧副总理乘坐的专机在巴黎奥利机场（法国当时专门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机场）降落时，当时的法国总理巴尔踏着红地毯亲自迎接代表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讲话。访问过程中，巴尔总理亲自主持双方的会谈，并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希拉克，也在市政大厅设宴欢迎代表团，并请法国著名的企业家参加了欢迎宴，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访问结束前，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亲切会见了谷牧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并进行了友好谈话。在比利时和丹麦，都是首相亲自迎接代表团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丹麦王后都在宫内设宴款待代表团。在联邦德国，当时的总理施密特正在联合国参加会议，特派副总理兼外长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在瑞士，代表团同样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礼遇有加还表现在各国驻华大使都回国迎接并陪同代表团访问（比利时驻华大使因病未回国）。一般外交惯例是，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大使才回国迎接并陪同访问，我们这次是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他们的大使也提前回国迎接，这就充分表示各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各国政府对我国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为什么这样重视，给予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我们认为，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更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从政治方面看，我们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制定的外交路线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高举这个旗帜，在欧洲是深得人心的。访问中，我国代表团遵照“求同存异”的方针，积极进行工作，强调共同点，强调联合反对霸权主义，大讲希望西欧联合、强大，效果很好。五国政府的领导人和政界、经济界的著名人士，无论是在正式宴会的讲话中还是在私下里的交谈中，都把中国看成稳定世界局势的重要因素，希望同我国加强合作。他们普遍赞赏我国同西欧共同体签订的贸易协定，强调这首先是一个政治决定。从经济方面看，他们都看好了中国这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市场，都想争着和我们做生意。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西欧各国的经济趋于一种停滞、萧条状态，开工不足，资本、设备、产品、技术力量都过剩，急于找出路。我们在1978年2月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在西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要搞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会谈和交谈中都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说是做贡献，实质上是要为他们的经济找出路，要与我们多做买卖，扩大贸易。在法国，谷牧副总理与巴尔总理会谈中讲了政治、外交问题，没有谈经济问题。巴尔总理则说，政治问题是总统会谈的，我不谈政治问题，只谈经济问题。他首先讲中法两国的贸易1977年下降了1亿法郎，并对此表示遗憾；然后就谈如何扩大双方的贸易问题。陪同我们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说，你们的120个项目（指我国五届全国人大确定的120个建设项目），法国愿意承担10个。在联邦德国，经济问题谈得更多。他们各个州的权力很大，有些州也很富有。在黑森州，副州长表示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国银行并供我国使用；在北威州，在州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提出如我们要用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要用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签字。这种带有幽默性质的谈话，不会马上成为事实，但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急于为其过剩的资本找出路的。我们代表团还没有回来，法国银行的董事长就到北京了，他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这更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如何急于与我们做生意，给他们的资本找出路。访问中我国提出的各项参观要求，各国都做了周到的安排，工商界人士都争着同我代表团接触，普遍表示希望中国很快强大起来，愿意同我国在政治上发展合作，在经济上扩大贸易往来和科技合作与交流。在联邦德国访问的后期，坐汽车参观已经安排不下了，只好坐直升飞机。他们派军用直升机为代表团服务，有时一个上午就安排三个工厂。有的原来没有安排参观的工厂，提出去看15分钟也行，用意在于想和我们交朋友，交换个名片，便于以后到中国来找熟人了解情况，寻找机会做买卖，为他们的资本、产品、技术设备找出路，开辟新市场。
代表团这次出访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先后访问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通过参观访问，大体上了解了这五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看到了这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它们的差距。就我个人说，可以说是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很多新情况，也改变了过去的某些观念。过去读政治经济学著作，讲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讲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并说这种垄断必然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过去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阻碍技术进步，就不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次到西欧五国一看，现实的情况使我的原有观念改变了。事实告诉我们，它们不但不阻碍技术进步，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千方百计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学研究，用于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快速地更新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代表团各同志在参观访问中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因此，它们利用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的技术，以及第三世界的廉价原料，把用于军事方面的科学技术，如电子、原子、宇航和化工方面的技术，逐步推广应用于民用部门，改造老的工业，发展新兴工业，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很快的发展。虽然1974年发生金融危机后经济停滞不前，但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已具有相当高的现代化水平。工业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设备技术先进，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普遍实现了自动化。一些大型的、技术复杂的企业，如原子能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铁道等，固然普遍地使用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些较小的、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和大商店，也不同程度地使用电子技术。我们在法国看到一个80000千瓦的水电站，就是由电子计算机按编好的程序自动控制、指挥生产，夜间、假日全电站不用留人值班。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普遍使用了电子计算机。
由于现代化水平高，我们参观过的一些工厂企业，同我国当时相同性质的企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一般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例如，联邦德国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00万吨，职工只有20000人。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40%是维修人员。最大的一台输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而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年产万吨煤，大约要16个工人，相差80倍。我们参观的一个电厂，装机2700万千瓦，烧的是发热量低的褐煤，用人比较多，但也只有职工2000人，平均每万千瓦0.7人。而我们的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当时装机93.5万千瓦，烧的是大同的好煤，共有职工3300人，平均每万千瓦35人，比它们高出40倍。再如，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再如，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从铁矿石进去到轧出钢材来，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全厂只有7000职工，我国武汉钢铁公司，当时年产量230万吨，不包括矿山，有职工6.7万人，相差也近10倍。联邦德国一制矿厂，年产陶土轻质空心砖10万立方米，相当于5000万块砖，由于实现了自动化，全厂只有28个工人。我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砖，至少也得300个工人，高出10倍。
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运量大、速度快、效率高等方面。它们的铁路、公路、海运、内河航运以及航空运输，互相联结配合，四通八达，非常方便。
高速公路在五国以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就我个人来讲，出访以前知道高速公路这个新名词，但高级到什么程度，车速可以达到多么快，则不清楚。当时从全国来看，山东省的公路建设是搞得比较好的，公路的质量也较高，这是各地同志公认的，但出去一看，马上我就感到差距太大了。它们的高速公路，路面宽度一般不少于30米，每个方向有2～3道行车线，每个车道宽3.75米，边上还有一道2.5米宽的停车线。上行与下行车道之间设有绿化地带和防护栏杆。整个公路都是立体交叉，有的立交分4层，车速每小时一般在80～100公里以上，这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宣扬的，但在当时来说，在我国连1公里高速公路还没有的情况下，就觉得很新鲜，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五国的高速公路从长度来说，占整个公路总数的比例不大，但运输量却很大。如联邦德国当时全国共有公路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只有7000公里，占不到2%，但却担负了将近1/3的公路货运量。
五国的港口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装卸的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看到的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法国的马赛港、联邦德国的汉堡港的深水泊位均超过我们全国深水泊位的总数。我们参观安特卫普港口建设时，原想步行仔细看看，后来听接待人员讲，整个港口长度达90公里，坐汽车一个小时也看不完，只好匆匆忙忙坐着汽车观光了。安特卫普港和联邦德国的汉堡港的海口都在100公里以上，是从内河一直挖进来建港的，其投资之巨大可想而知。为了发展成本相对较低的海运业，它们是不惜花费大量资金来建设港口的。安特卫普港的年吞吐能力在1亿吨以上，马赛港也在亿吨以上，汉堡港当时也达到五六千万吨，都比我国当时任何一个港口的吞吐能力大。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集装箱运输日益普及，滚上滚下船也有了很大发展，实行这种运输，计件杂货的装卸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大大下降。我们听了介绍和现场参观，深受启发。联邦德国不来梅港集装箱码头，一年装卸集装箱50万个（约1500万吨），一艘万吨以上的轮船，过去装散装货要花4天时间，现在装集装箱只要10小时。当时，我国经常出现压船的现象，它们因港口建设规模大，装运方式先进，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大都是货物不够运的，而没有等船的问题。
西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这使我们受到启发。例如，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2.1米，但其采取许多措施，充分发挥了河运的作用，每年通过船只10万艘，货运量达18000万吨，占当时联邦德国总货运量的20%以上。联邦德国的很多工厂就建在莱茵河旁边，运输很方便，运费也节省。联邦德国的总统府就在莱茵河边上，谢尔总统接见我代表团时，对谷牧副总理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副总理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还长，但运量比莱茵河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五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也相当高，主要表现在：一是机械化程度高。从耕地、播种、施肥、中耕除草、收割到农产品初步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家畜、家禽饲养也逐步机械化、自动化，基本上代替了手工劳动。例如，法国1955年只有拖拉机30万台，1978年已达到157万台，平均180亩耕地1台；联合收割机已达到15万多台，平均每千亩谷物1.5台。五国施用化肥都很多，平均每亩施肥（种一季）都在100斤以上，其中氮、磷、钾复合肥占1/2～2/3。同时，它们也注意施用农家肥，法国每亩耕地平均施肥157斤，大部分是和厩肥混合施用。二是注重科学种田和科学养畜。它们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系统的研究和严格的科学规划。比如，施肥要分析土壤成分；对种子要进行科学处理，有的则做成种子丸，涂上肥料和农药，出芽率达到100%；牲畜的饲料也有科学的配方。它们特别重视培育、推广良种，如法国的哈地小麦、丹麦的长白猪、瑞士的褐牛等都是经过长期的科研工作培育出来的，对农牧业的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法国由于培养了抗旱、早熟、高产的杂交玉米种，种植地区由原来限于南部和西部迅速扩展到北部和西北部，面积由498万亩增加到2625万亩，扩大4倍多；单产由平均每亩131斤增加到604斤。三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法国一公顷（15亩）小麦，从播种到收获，总共只要10～15个工时。全国小麦单产量比我们高出1倍，用工量则比我们少得多。法国的农业劳动力，由1946年的740万人下降到1976年的225万人，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它们生产的粮食，除供国内消费外，还进行出口。1976年净出口谷物1255万吨，约占全国谷物总产量的40%，此外，还出口大量的糖和葡萄酒，农产品出口额每年达50亿美元以上。丹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当时有耕地4300万亩，农业劳动力只有13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可满足3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9.5万多斤，肉类1.7万多斤，奶类7.6万多斤。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300多斤，肉类410多斤，奶类1900多斤。
这五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实现的。以联邦德国为例，联邦德国的钢产量到1956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2300万吨），1974年最高曾达到5320万吨。我们到联邦德国访问时，从大使馆借了几部纪录片了解了他们的历史，他们战后初期面临的困境比我们全国解放初期还困难，不少城市被毁掉了50%～60%，有的被毁掉了2/3，到处是一片废墟，很多人没有住处，露天搭个棚子住。城市没有吃的，连土豆都要分着吃，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耕地也没有拖拉机，有的是牛拉犁，就这样维持生产、生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并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这其中虽有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但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的。丹麦由农业国变为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基本上是在1957年至1970年这14年中实现的。这14年中，他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工业产品出口额增加近5倍。1956年出口商品总额中农产品占65%，到1970年反过来工业占了64%，1976年则已达到69%。
这五个国家战后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例如，联邦德国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72亿马克，1960年增加到3025亿马克，1970年增加到6870亿马克，1977年达到11900亿马克。国民生产总值折合当时的人民币计算，瑞士为18000元，丹麦为15800元，联邦德国为15500元，法国为13700元，比利时为13400元。
五国政府和私人企业都非常重视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应用。他们的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例如，法国在戴高乐执政时，就成立了以政府总理为首的各部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全国科技总代表处，负责制定全国的科技政策，协调科研计划；随后又建立了一批全国性的科研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核物理研究所、钢铁研究院、农业研究院等。为了协调私人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科研工作，成立了全国技术研究协会。此后为了开展新兴工业的科研，又增设了宇宙空间研究中心、海洋开发中心、信息和自动化研究所、太阳能委员会等。1974年法国科研费用达230亿法郎（约合当时人民币8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瑞士是一个人口不到600万的国家，然而全国有500多个研究所，11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5.5万多人，将近占全国人口的1%。高等院校着重搞基础理论研究，仅苏黎世大学就有59个自然科学研究组。1975年政府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有491个，政府支出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高于当时美国（2.3%）、联邦德国（1.9%）、英国（1.8%）的科研经费占比，居西方第一。
联邦德国赫斯特化工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们，他们研究的一种新药物要从上百种合成物中进行筛选，要花5～10年时间。这个公司的16万职工中，有1.3万人搞科研，占全部职工的8%；1977年的科研费用开支达10亿马克（约合当时人民币8亿元），占营业额的4%。有的公司科研经费开支所占比例更高，占全部营业额的10%。从我们参观了解的情况看，当时联邦德国的科研单位投入很大力量进行高能物理、太阳能发电、光导纤维、合成蛋白等技术的研究，并争取在几年时间内能有重大突破。
这些国家在发展先进技术设备方面，自己能制造的就自己制造，不能制造的就从国外引进专利，引进不到专利时，就购买关键零部件来生产自己的型号。比如当时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都在生产集成电路，大部分是在从美国引进专利的基础上自己又积极钻研新技术并大量出卖自己的专利。瑞士苏尔寿公司出卖的远洋船用柴油机专利，占当时全世界这方面专利的45%。法国“快帆号”客机的主要仪表，原来均系英国专利，我们访问时法国已能自己制造。法国核电站的反应堆仍用美国西屋公司的技术专利，但已在此专利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工业技术，并在增殖堆的研制方面走在美国前面，居世界首位，还可以卖自己的专利，我们后来新建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就是引进法国的资金和专利技术设备建设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初期的负责人就是代表团的成员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
这五国教育事业都很发达，民族文化、科技水平都比较高。它们战后经济恢复、发展快，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高，我认为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化与科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参观了德意志技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分28个展览部，用实物展出了各种技术的发展历史，如从第一代汽车到最新的汽车都被展出（他们花了很大一笔钱把德国生产的第一部汽车买来展览），船只是从羊皮筏到现代的轮船，发电机是从风车发电到现代的发电机，各种产品都是从发明直至当前的水平。据介绍，每年来参观的人数达150万人次。我参观中深深感到这是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技术发展史教育，还是很好的职工技术培训。该馆有6个表演教室，仅金属加工表演教室1年就有1000个班级的学生来上课，大的工厂有专门培训学徒工的车间，一般是3年出徒。学徒期间每天只发5马克的工资，是很低的，除了开支吃饭费用就没有什么剩余了。学徒工除了听课就是学习简单的工具操作，做学徒3年后考试及格才能正式上岗工作，不及格就要被辞退，或者再学习直至及格才可被接收。瑞士继1930年颁布《职业培训法》之后，1964年又修订了《职业进修法》，要求技术工人必须经过专门训练，在职工人也要深造。当时全瑞士有15所中等技术学校、8所技术夜校，每年有10万人在校接受技术培训。对外籍工人，入境时要实行技术考核，择优雇用，以适应机械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过去我们常谈资产阶级的教育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此次访问，我就觉得他们不但理论不脱离实际，而且把两者结合得很紧密。事实上，空发议论而没有实际效益的事情，特别是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资本家是不干的。我访问回来在省里汇报时，曾说过我们把搞楼堂馆所的钱用来搞一个像慕尼黑那样的技术博物馆，让学生到馆里去参观学习，实地了解各种技术发展史，接受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教育，那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
我们参观的一些大企业，都是董事长、生产经理、技术经理、销售经理、财务经理等出面介绍情况，而不像我们有些企业由业务部门的人或接待人员出面代表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这些人都是本行的专家，不仅熟悉国内本行业的情况，而且对国际上本行业的动态也很了解。瑞士著名的英纳格表厂的老板，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将来能管理好工厂，就让儿子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去参加劳动，熟悉有关生产、经营的情况。联邦德国著名大企业克虏伯公司的老板，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继承他的事业，就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个很有才干的人。通过参观访问，我们深感我们的企业管理同它们的相比差得太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一位造船厂的董事长来我国参观一个大的造船厂时，谈到工厂的设备还可以，工人也很努力地工作，就是管理工作做得不好，并说如按他的管理办法，人员可以减少，生产量却可增加，由年产二三条船增至六七条船，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两倍。后来我们请他来做指导，效率确实提高了。工业方面如此，农业方面它们也同样很重视技术培训和科学管理工作。瑞士、丹麦等国，农庄主的儿子要接收父亲的农庄，必须取得两种资格：一是除了接受九年制的国民教育以外，还必须在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发给的“绿色教育证书”；二是必须在农庄劳动三年，其中一年必须在别人的农庄劳动，否则不准经营农庄。它们还设有一种农业顾问制度，负责指导农民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生产，推广新技术，并帮助解决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价格等问题。联邦德国每350个农户就有一个技术顾问，有的还是教授担任技术顾问。
二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引起了各国企业的急速兼并，资本更加集中。资本的集中扩大了生产设备的投资，增强了生产的能力。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经过企业合并高潮形成了二十几家最大的垄断集团，有些集团已走出法国国界，发展成为在欧洲初具规模的跨国公司，成为法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据当时统计的数据，法国2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5‰，而职工人数则占全部工业人数的38.6%；营业额占全部工业营业额的45%。企业合并后，资金量增强，带动了投资额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法国工农业生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5%，1971年至1973年已达到15%以上。
瑞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约有工业企业20000家，到1966年已减为13360家，到1971年，又减至9448家，不到20年减少了一半多。瑞士工业产值的80%掌握在100家企业手中。从20世纪50年代起，瑞士对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1958年国内投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7%，1968年达到25.6%，1973年则超过30%。它们的国产机器设备有30%用于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同时，还从欧美等工业国进口大量先进设备，每年约占总进口额的20%，1977年达67亿瑞士法郎（约合当时人民币60亿元），比1976年增加21%。
垄断集团日益国际化。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正是这种经济生产国际化的反映。不仅联邦德国、法国这些大国的一些大公司是跨国公司，瑞士、丹麦、比利时的一些大公司也是跨国公司，我们参观的丹麦宝隆洋行在55个国家设有205个分公司。这种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设厂，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原料来生产初级产品、掠夺财富。常常是由几个国家的财团联合起来生产一种产品。有的是生产比较固定的产品，如我们在联邦德国参观的“欧洲空中客车”，实际上是许多国家的大企业协作的产品：法国生产机头，联邦德国生产机身，荷兰和美国生产机翼，西班牙生产尾翼，发动机则来自美国；有的是几个大企业临时组成生产某一种设备，如比利时为了接受我国两个3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订货，即由比利时、瑞士和法国的3个公司临时组成一个财团。欧洲能够在许多方面同美国竞争，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在这样的形势下，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用来剥削第三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变化，即变得更加隐蔽了。我们访问的五国都缺乏生产原料，自称“靠知识、技术和经验生活”。也就是说，它们靠经济技术优势，用价格很高的工业品不等价地交换第三世界的廉价原油和工业原料，获取超额利润。如我们参观的瑞士一家大的化工公司，主要生产药品和农用化工产品，有职工6万人，1年营业额将近100亿瑞士法郎，平均每人达16.5万瑞士法郎，约合当时人民币14.8万元。这个公司每进口1元钱的原料，用他们的先进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要卖8元钱，其利润之丰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国家中有的还大量向第三世界出口军火，以攫取高额利润。
这五个国家的执政党都采取各种改良主义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盾。例如，在企业管理上，通过“共决权”吸收所谓“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或“共管会”，吸收工人入股，掩盖资本家的剥削实质。当时联邦德国的一个股东的股份超过总股份的1%，全公司8万工人有1/2有股份。在经济上则搞福利主义，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来收买和麻痹工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蛋糕做大一点，大家都可以吃饱”。五国工人的工资都是相当高的，生活水平也是高的。城市住房按人口平均达到20～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比较相差不大，城乡差别很小。公害的治理得到重视，大家都很注意环境保护。总的看，它们的社会比较稳定，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点，就我个人来说也是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工作效率高，时间观念强，招待宴会俭朴，很少浪费。接待我们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大型政府代表团，他们一般都是安排两三个礼宾人员负责我们的吃住、参观、领导人会见会谈，以及陪同到外地访问（包括行李托运）。我们全团从巴黎到马赛访问，法国外交部只去了一位礼宾官就把一切活动都安排妥当了。而在我国，接待这样一个代表团至少需要10个接待人员，甚至还更多些。德国人时间观念是最强的，每天的活动安排，几点几分到哪个单位，都严格按日程计划执行，有时有的企业负责人想多介绍一点他们的情况，多留我们几分钟，陪同的礼宾官马上毫不客气地进行干预，严肃指出时间到了，不能多谈了，并立即指挥代表团的车队准时起程赶往下一个参观访问单位。真可谓争分夺秒，一丝不苟，毫不含糊。写到这里，我想到我们的深圳特区建立不久，曾喊出一个口号，叫作“时间就是金钱”，这也算是提倡珍惜时间，提倡新风气，讲究工作效率，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吧！这一口号的提出与当时参加代表团的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后来担任深圳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想这次西欧五国访问对他后来在深圳特区的开拓性工作是不无裨益的。关于宴请标准，五国政府的正式宴会一般都是三菜一汤，外加一道甜食；有的国家宴请还少一道菜，比起我国宴会的标准节省多了，而且他们没有劝酒的习惯。这些礼仪反映着一种讲求效率、注意节俭的风气，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方面。
这次出访西欧五国，按照中央的要求，在谷牧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我国各大使馆的大力协助，可以说取得了圆满成功，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我个人来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到了知识，也更新了一些观念。同时，也加深了对某些规律性问题的认识。比如，毛主席曾明确提出：电力、交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这两者应是“先行官”，我在道理上是接受的，但缺乏感性认识，在自己做的计划安排工作中也缺乏自觉性。这次出去一看，深深体会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电力和交通必须先行，这是客观规律，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西欧五国能源十分贫乏，但是它们都千方百计使电力先行，电力工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如1960年至1973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6%～5.9%，发电量相应增长6.7%～10%；1974年至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1.8%，发电量则增长2.4%～5.1%，它们根本不存在缺电的问题。交通同样是先行的，公路运输、内河航运、港口建设、海运和空运等现代化设施都走在前面，有力地促进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当时在我们国内，电力和交通都处于瓶颈状态，既缺电又压船压货，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时我在省里做经济工作，深感权力不下放一些，全国经济是难于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地增强了，原因可以列出若干条，但我想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指导思想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我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聆听了小平同志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到会全体同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这次西欧五国的访问考察，我们对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信心更足了。欧洲一些国家，在严重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只花了15～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有更丰富的资源，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广大人民，又有党的坚强领导，只要埋头苦干，善于学习，加强教育，重视科研，尊重人才，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赶上它们。
代表团回国后，在谷牧副总理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全团同志的认真讨论、反复研究，向中央写了一份访问报告，其中既比较详细地报告了访问情况、收获、心得，也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提出了改进我们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对外工作的若干具体建议，供中央参考。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可以这样说：这次对西欧五国的访问，加上同年其他几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制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方针起了应有的作用。谷牧副总理以后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分管按照邓小平同志意见新设立的经济特区的工作，恐怕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