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宁波成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

葛洪升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1986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对青岛市实行计划单列的批复》中，同意青岛市实行计划单列，突破了1984年10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对一些城市要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的“少数经济地位特别重要的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对于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是有好处的。但计划单列的城市不宜太多。……今后，其他城市一律不再批准实行计划单列”的规定。随后，不少城市闻风而动，纷纷要求计划单列，宁波没有跟风，而是在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经过不懈的努力，宁波终于在1987年2月24日得到国务院批准宁波市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的批文；在指令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国家赋予宁波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实行计划单列，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同年6月，浙江省政府同意宁波市计划单列，按市辖行政区范围于1988年起全面实施单列。计划单列给了宁波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经济计划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计划、规划、外贸、工业、农业等方面更加自主地制定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推动宁波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每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观察来年中国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令人分外瞩目。这个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召开的重要会议，浙江省只有省委书记、省长和宁波市委书记、市长4人出席，直接参与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宁波享有这一待遇，缘于计划单列。

宁波计划单列走过了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忆宁波争取计划单列的来龙去脉让我百感交集。

1984年5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宁波被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14个城市之一，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相继做出“把宁波建设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和“浙江经济中心”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对宁波的开发、开放期望很高，要求也很高。但受当时管理体制的束缚，宁波财政收入的72.5%得上缴中央和省，除去经常性的开支，全年可动用机动财力仅为2600多万元，要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困难实在是太大。我们市委一班人，特别是作为班长的我，当时感受的压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宁波面临历史性的大好机遇；另一方面，宁波又遇到凭自身努力无法解决的困难。

就方方面面的困难而言，我感受最深的是宁波基础设施太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主要发展中西部地区，对宁波这样的东部沿海前线很少有规模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宁波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当时宁波市区面积约18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与杭州、大连、青岛根本不能比，差距很大。就拿市内的道路来说，不仅公里数少，而且破破烂烂。当时流传一句话：“汽车跳，宁波到。”1983年6月，我刚到宁波工作时，火车站开往江北区的公共汽车因路面坑坑洼洼导致无法行驶。道路坎坷不平还影响货物运输，运煤炭的车一路扬尘，导致护城河边的路上都是煤粉，群众意见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曾亲自抓过一阵子，《浙江日报》对此事有过报道。当时全市宾馆、酒店找不到一家有供暖设备的，有重要客人来了，冬天在被窝里塞个热水袋，夏天放台电风扇。1984年1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宋平同志和国家交通部部长李青同志到宁波，寒冷的天，市区找不出有暖气的招待所，只能住在北仑港务局外宾招待所。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来宁波时，吃饭、休息都在专列上。1985年，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同志来宁波调研时，住在新建成的海员俱乐部，当天晚上，我陪谷牧同志吃饭，还把这个饭店的建成作为喜事向谷牧同志汇报。我说：“这是我们在市内新建的第一家安装了空调的宾馆，市里还有两家老饭店——华侨饭店和宁波饭店——刚刚改造好，也算是有冷热空调了，以后就不用电风扇和热水袋了。”隔天，谷牧同志要离开宁波，我到海员俱乐部向他道别。一走入大厅，看到服务人员已集中起来：一是要与谷牧同志合影，二是要为他送行。谷牧同志从房间出来，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个宾馆硬件看起来不错，但管理太差。我来了两天，脸都没法洗，盆子漏水，塞子堵不住水。洗澡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怎么都调不好，漏了满地水，拖鞋也湿了。如果接待外商、外宾怎么办？你们做工作，不能只讲大原则蛮干，自己不懂可以请教别人嘛！要找一些会办事的人来管理！”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滞后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在中央决定宁波进一步对外开放这一难得的机遇面前，我们深知机遇十分宝贵，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为此，对工作我们小心谨慎，认真踏实，夜以继日，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丝毫不敢松懈，生怕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力发生失误，贻误了难得的发展时机，辜负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期望，辜负了宁波人民的希望。

我们一帮人不停地向专家咨询，天天探讨如何发展。根据当时宁波的情况和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要把宁波搞上去，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期望，按部就班的做法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也是不行的，必须大胆争取中央和省委的政策支持。这方面，我们想到的主要是两条：一是争取上级部门，加强他们对宁波的领导，帮助解决宁波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凭自身努力难以完成的任务；二是争取与大连、青岛一样的管理体制——计划单列。

关于宁波争取进入计划单列这件事，从起意到实现我全程经历了，我想对一些文章、报道进行纠正。《宁波日报》在宁波对外开放20周年的报道中说：“宁波市委下决心杀出一条血路。”我看到这句话很震惊，市委哪有这个能耐呢？在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简称“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毅同志的文章中说：“计划单列是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提出来的。”这话没错，但也不全是这样。因为王仲毅同志不了解协调小组成立之前的情况，所以我就计划单列要做两点说明：（1）在会上首先提出宁波计划单列要求的不是我，是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委派，来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并被浙江省、宁波市政府聘为特邀顾问的外经贸部老副部长卢绪章同志；（2）我们在1985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对宁波争取计划单列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研究，而不是在协调小组成立后才提出计划单列问题的。

1985年10月，万里同志在宁波主持召开现场会前，我找卢绪章同志商量拟在会上汇报的内容时，卢绪章同志说：“小平同志讲北有大连、南有宁波，两个城市比一比，宁波应以此为理由提出与大连同样的计划单列管理体制。”我怕事先未与省里沟通就贸然提出，不仅可能办不到，反而可能给以后争取计划单列的工作造成困难，所以我在汇报中没有按照卢绪章同志的意见提出计划单列问题。但是，在我汇报完之后，卢绪章同志突然在会上问我：“和大连比赛，书记有什么想法？”我知道卢绪章同志的意思，但我仍然只是说：“大连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差距太大，怎么个赛法啊？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同大连开展对抗赛，那是对我们的激励，宁波市各项基础设施远比大连落后，可以说与大连市是根本不属一个档次的城市，大连市远比宁波市要先进。我们是这样争取的，10年不行20年，无论如何赶是一定要赶的，这不是个口号，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卢绪章同志见我回避了计划单列的问题，就自己直接说：“同大连比赛要有条件，这里有一条，对宁波的待遇，如计划单列、扩权外汇等要同等、同样条件。”我马上又说：“定了领导小组以后，请领导小组帮助我们把这些事解决解决，这是个问题，条件差得太多。”虽然我再次把计划单列的事给岔开了，在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但卢绪章同志在会上把计划单列问题提出来，争取宁波与大连享有同等的管理体制，这个头开的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万里副总理、薛驹省长和10多位国务院部级领导面前讲的，为我在协调小组成立后马上提出争取计划单列创造了条件。所以，在正式会议上，第一位提出宁波计划单列的不是我，是卢绪章同志。

在协调小组成立前，我们也商议过计划单列的事，首先找的是卢绪章同志。1985年5月，我去找卢绪章同志征求对宁波工作的意见，他要宁波港尽快打通到南京、武汉、重庆的航线。我则要求卢绪章同志向中央建议宁波计划单列，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敏感，您是根据小平同志建议，由中央派来指导我们工作的，由您提出名正言顺。”卢绪章同志认为，争取计划单列对宁波发展至关重要，但他来的时间短，应该由我先向省委提出。所以在这之后，我找王芳同志谈过，王芳同志说：“计划单列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听说沈阳和大连单列后与省里的关系很紧张。”我对王芳同志保证，如果宁波计划单列，市委可以做好市级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的工作，会继续尊重服从省委、省政府和省级部门的领导，保证不会出现省与市关系紧张的问题。省委、省政府对宁波的开发开放一直是很重视很支持的，这一点宁波的同志很清楚，也很感谢。但是按现行的管理体制，省里的决心再大，也很难适应目前宁波的需要，最好能让宁波计划单列。王芳同志曾经在宁波工作过一段时间，清楚制约宁波发展众多原因中体制的约束是最为紧迫的原因，听了我的话他虽然没有表态但他有了自己的理解。协调小组成立后，我又对王芳同志讲，要求计划单列绝不是为争权，而是担心宁波搞不上去，难向中央和省委交代，更是怕宁波失去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次王芳同志流露出同情宁波的神态，但对宁波计划单列仍然既未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

在与卢绪章同志商议计划单列、争取王芳同志支持计划单列的同时，我也找谷牧同志谈过宁波计划单列的设想。当时谷牧同志很同情，他说：“我过去长期分管基本建设，像宁波这样一座城市，同时投入这么大量的资金，建这么多项目，是很少见的，你们的压力是大啊！”但他回避我提出的宁波计划单列的要求，采取中立立场。

在争取各个领导支持的前提下，我又从侧面了解省政府有关领导和省计委、省财政厅等省里的这些部门对宁波计划单列的看法。因为争取计划单列一定要取得省里支持，没有省里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宁波的计划单列。万里同志在宁波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决定成立协调小组，这为解决宁波的计划单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在协调小组成立并开始运作后，我立即要求协调小组将计划单列提上日程。我在与协调小组的个别同志交流时，在协调小组的会议上都讲过，宁波是对外开放的重点城市，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都很支持，但至今连自营贸易权都没有，财政收入差不多80%上交，市里可用的机动财力只有2600多万元，这样的体制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是拼上老命，宁波也难上去。协调小组成立之后，我又找谷牧同志谈计划单列问题，他说：“你说宁波搞不上去不好交账，我现在也是宁波帮了，宁波搞不上去，我也不好交账了。”虽然谷牧同志未明确表态支持计划单列，但态度明显变得更积极了。这增加了我争取计划单列问题的信心。

协调小组成立后，争取计划单列成为协调小组的主要工作之一，这大大增加了宁波计划单列的可行性。但要把这种可行性变成现实，还要做许多艰难且细致的工作，困难仍然很大。主要有三条：一是全国先期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与所在省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工作效率受到了影响，引起中央对计划单列的一些议论。二是地级市之间相互攀比，增加了省一级对计划单列的顾虑。为此，国务院在《关于南京、成都、长春三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中要求：“江苏、四川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要继续加强对三市的领导，妥善处理省市之间的关系；不要因实行计划单列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三市也不要因之搞机构升格、增加编制。”显然，中央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些城市在计划单列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新批准的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国务院从1986年起放缓了计划单列的审批，后来又决定停止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已经批准实行单列的省会城市取消单列，重新回到省内统一计划体制。这个新情况增加了宁波计划单列的难度。三是宁波当时在全国经济地位低微，国务院有些部门认为宁波没有计划单列的资格。这是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王仲毅同志告诉我的，他还对我说：“在为宁波跑计划单列问题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大多数不持积极态度，有的甚至直接说，宁波经济总量太小，不够资格。”中央有关部门的态度也影响了省里一些同志，有的省级部门明确表态不同意宁波计划单列。当时，有的同志关心地对我说：“宁波计划单列……你最好不要冲到第一线。”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就是因为问题多情况复杂，只能我出面，我不愿把别人，更不想把市委扯进来。总之，即使协调小组成立之后，宁波计划单列问题，从国务院部委办的有关司局与省政府相关厅局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利的。但是，来自中央、省委高层的消息完全相反，都是喜讯。

1986年4月17日，国务院总理会见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向他颁发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证书。在会面时，包玉刚先生要求将宁波升格为天津、上海那样的直辖市。总理表示，宁波升为直辖市不具备条件，但计划单列可以商量。这一明确表态，为宁波的计划单列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令我们喜出望外、振奋不已。

1986年4月30日，王芳同志主持会议，再次研究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加快宁波开发开放的指示和国务院宁波现场办公会精神。会后，省政府成立了宁波重点工程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吴敏达，省经贸委主任程精业牵头，负责协调解决宁波重点建设中的问题。同时，省委就落实小平同志指示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为动员全省的力量，支持宁波的开发开放，省委将这份报告略加修改并下发省级部门和地市。报告说：“目前宁波的开放工作，在外引内联，动员宁波帮，积极创造投资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市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国家和省的重点工程进展顺利，但是，从总体上看，宁波对外开放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犹如大战前夕，工作繁多，任务艰巨，而中央对宁波的期望很高，要真正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可能宁波的发展速度不会慢’的预言，目前还有很多困难，迫切需要省和省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个文件虽然没有讲计划单列的事，但为统一省级部门对宁波计划单列的认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86年9月中旬，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副组长陈先同志到宁波，他说是受谷牧同志委托，听取浙江省和宁波市对宁波计划单列的意见。我告诉陈先同志，计划单列对宁波太重要了，我们是力争必争的，同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9月13日，王芳同志在大华饭店老楼会议室主持会议，研究宁波计划单列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薛驹、沈祖伦、吴敏达、耿典华、陈先和我，加王芳同志共7人。在王芳同志说明会议的议题后，我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宁波计划单列可以得到中央更多的支持，这对浙江、对宁波的发展都有好处。宁波计划单列后还是浙江的宁波，还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的宁波，宁波发展了，也会增强全省的实力，对全省是有利的。我发言之后，王芳同志请陈先同志讲讲。陈先同志说：“我是受谷牧同志委托来听取浙江省和宁波市同志们的意见，还是请省里先讲。”因在座的同志没有发表意见，王芳同志又对陈先同志说：“你说说全国的情况和计划单列到底有哪些好处？”陈先同志开始讲他的意见，在介绍了计划单列的内容后，他讲道：“计划单列有利有弊，利的一面是可以直接与中央部委对话，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弊的一面是省、市部门之间容易产生矛盾，要妥善处理。针对宁波而言，计划单列确实很重要，对支持宁波发展有很大作用。宁波计划单列后，主要是国家对宁波的支持力度增大了，但省里也不吃亏。国家这个大锅里的饭，过去只有省里一个勺子挖，宁波计划单列后，变成省市两个勺子在那里挖，肯定挖得更多。”陈先同志的意见客观全面、令人信服。最后，王芳同志拍板同意，由陈先同志回北京向谷牧同志汇报，浙江省委两次就宁波计划单列问题正式书面上报国务院审批。

在省委做出这一决定后，省政府很快就组织力量与宁波市的同志一起搞计划单列的方案。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在制订方案的过程中，省直部门的同志一改过去的看法，都很热情、很积极、很认真，省、市的同志配合得很好。记得有一次，当时负责计划单列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向我汇报，说他们把全国情况分析后发现浙江财政上交中央的比例过高，想趁这次宁波计划单列，稍微改善一点，办法是把市里上交省里的财政数额调高些，这样计划单列后，中央财政就可以相应减少浙江的上交基数，增加留成比例。我表示同意，我说：“你们去做，如果出了事我负责，不要把省里扯进去了。”

9月30日，王芳同志主持相关会议，讨论通过了宁波计划单列的方案。11月28日，谷牧同志主持协调小组会议讨论浙江上报的宁波计划单列方案，吴敏达副省长做了具体汇报，会议同意这个方案，由协调小组报国务院。协调小组在给党中央、国务院报送的会议纪要中，建议批准宁波市从1987年起实行计划单列。11月30日，谷牧同志又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要求宁波计划单列的报告上，亲笔批示：

宋平、志文并报总理：

宁波的开发任务很重，实行计划单列，进行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对促使他们把工作搞上去是很有必要的。在最近召开的协调小组会议上，浙江省、宁波市和包玉刚都表示积极要求，请予以批准。

稍后，总理、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都在他们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198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再次会见包玉刚先生。总书记问：“宁波搞上去，希望大不大？”包玉刚先生说：“我最近参加了协调小组会，宁波要搞上去要赋予宁波市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省里已有了一个报告。”谷牧同志解释说：“就是在国家计划中，实行计划单列，现在是有8个市和海南行政区共9个市（区）已实行计划单列。”胡耀邦同志说，加上宁波共10个，可以嘛！计划单列没有问题。包玉刚先生当即对总书记干脆利落的答复致以感谢，并表示宁波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会更高兴。既然省里已经提出报告，协调小组也讨论通过了，总书记、总理也都已有明确态度，宁波的计划单列应该说已经没有问题了，但仍然未见批文下来。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毅同志有些着急了，于是在1987年1月5日直接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总理：

宁波市计划单列酝酿已久。去年4月，您接见包玉刚先生时，曾表示宁波计划单列有希望。11月，浙江省向国务院写了宁波计划单列的报告。11月28日，国务院宁波协调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建议宁波市1987年起实行计划单列，写了会议纪要。会后，谷牧同志向国务院提出了报告，您和宋平、志文已圈阅。12月2日，中央领导接见包玉刚先生时表示，宁波计划单列没有问题。在座的有谷牧、卢绪章、陈先同志。

最近，听说有关方面对计划单列有些议论，南京市已通知不计划单列。宁波市计划是否单列，请及早定夺。否则对浙江省、宁波市的工作不利。我认为宁波市的计划单列，中央领导同志对外已有态度，最好予以同意。

1987年1月8日，总理在王仲毅的信上批示：“属非省会沿海重要城市，可按大连、青岛的待遇，予以计划单列。”这个批示，既解决了宁波的问题，又清晰地表达了其他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不要攀比。

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以“国函（1987）37号”正式做出了批复：国务院决定，对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宁波实行计划单列后，扩大了经济管理权限，增强了财力，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经济方面的事可以直接与中央部门对口，不仅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逐步增强了自主管理经济的能力，为宁波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体制保证。

2005年，有一位解放军的女作家采访我时说，听说为争取计划单列，是宁波市委要包玉刚先生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出计划单列要求的。我断然否定地告诉她：“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根本没有这回事。”中央是1984年5月正式对外宣布宁波进一步对外开放的，8月份中央就派卢绪章同志坐镇宁波。卢绪章同志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受中央委派到宁波来的，我们向中央提出要求、反映问题，通过卢绪章同志名正言顺，没有必要让包玉刚先生出面。相反，由于包玉刚先生身份特殊，又能够直接和小平同志、中央领导对话，所以我们和包玉刚先生谈任何事情都是十分慎重的，从未通过他向中央提任何要求，反映任何问题。他对中央领导提出的有关宁波的一些要求，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和意愿。1985年10月，宁波大学奠基时，包先生向万里副总理提出过宁波升格为直辖市的事；1986年4月，他在接受协调小组顾问聘书时，向总理提出了将宁波升格为直辖市的要求，说明包玉刚先生并没有计划单列的概念。这也佐证了我们确实没有对包玉刚先生说过计划单列的事。1986年11月，包玉刚先生参加了协调小组讨论宁波计划单列的会议，但1986年12月初，他与总书记见面时，还只是说要赋予宁波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是谷牧同志解释说，就是计划单列。这也说明，这时包玉刚先生对“计划单列”这个词还是不熟悉。虽然如此，包玉刚先生是真心想帮助宁波的，总书记、总理对宁波计划单列的明确表态，都是在会见包玉刚先生时讲的，包玉刚先生对宁波计划单列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当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宁波还能实行计划单列，协调小组和谷牧同志承上启下，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对最终促成计划单列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小平同志那几年特别关注宁波的开发开放，对加快宁波的发展寄予厚望，做出了重要指示，这也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在中央和省直部门一些同志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仍决定支持宁波计划单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