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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刘田夫
卢荻（以下简称“卢”）：刘老，“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后不久，您开始主持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决策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请您回顾一下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刘田夫（以下简称“刘”）：“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比其他地方要早一些，1978年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我们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特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酝酿了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设想。我先后到宝安县和珠海县调查研究，同时还对干部进行考察，物色并确定张勋甫、吴健民等人分别为两地区的领导人。1979年1月23日，经请示中央，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省委做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任命张勋甫、方苞为深圳市委书记、副书记，吴健民、麦庚安为珠海市委书记、副书记。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
当时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改革开放究竟搞到什么程度，各人的看法或多或少是有差异的。
卢：1979年春，对广东而言，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特别是4月1日、2日，省委常委会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春节过后不久，广东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4月1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材料。
4月2日下午，在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汇报材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吴南生提议向中央提出如何把广东搞活的问题。他说：（1）广东的位置。国家如何在物资、技术、旅游方面为广东创造条件？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与新加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引进了这些条件，才能发展。从全国看，最有利的是广东。（2）从广东说压力很大。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都搞成那样。这是个压力，不改变不行。习（仲勋）、杨（尚昆）在这里，还搞不上去，那怎么办？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
大家认为，广东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它的短处和弱点。要扬长避短，发挥广东优势，避开弱点，其根本出路在于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限，让我们搞活，抓住国际第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让我们大胆去闯，大胆去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省委做出了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
大家认为，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和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大家认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在赴京汇报中，要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
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决定，由王全国根据常委讨论的意见，向中央做口头汇报。会议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杨应彬等人根据上次常委会意见，修改形成了《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情况、想法和要求》，当天发给到会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决定不再讨论，由杨应彬按习仲勋所提意见进行修改，送习仲勋审定；其他常委和副主任如有修改意见，可直接告诉杨应彬。
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开办经济性特区，国外早有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做口头汇报。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4月1日、2日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产物。
卢：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是怎样接纳广东省富有创意的提议、确定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并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刘：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是习仲勋和王全国。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做汇报时，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走。他还讲，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小平同志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当他听到加工区名称难以确定时，就一锤定音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工作组前来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仲勋和全国同志回到广州之后，5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仲勋在传达时指出，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听了传达，并认真看了文件之后，感到无比兴奋，觉得大有奔头了。
卢：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刘：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11日，谷牧同志带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14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并做了指示。
我们的汇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初步设想的五点内容是：（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2）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3）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4）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款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5）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发表意见，他希望广东改革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翌日，我继续和谷牧等同志研究起草文件之事。在谈到外商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问题上，我说，联邦德国的商人就看到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一打起仗来，说完蛋就完蛋，而中国这么大，政治上稳定，又安定团结，金融市场也很稳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有远见的外商很可能愿到中国办企业。大家在议论中认为，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很大，加上政治稳定，只要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保证外商有利可图，他们是愿意来中国投资的。
5月16日，我陪同谷牧视察珠海市。我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的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这位革命先行者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伟大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和珠海市吴健民等同志向谷牧做汇报。谷牧感慨万千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他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
5月20日，谷牧再次在珠岛宾馆和习仲勋、杨尚昆、我、王全国、曾定石等同志一起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
第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目标一是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二是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三是明确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的时间点。
第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5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
第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中国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很快适应中国港澳市场的需要。
第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在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稳步前进。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
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次日，专门班子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我们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讨论，5月25日，由我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暨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中央50号文件）。中央这项重大决策，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备受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热烈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地区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应，海外同胞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家乡建设。
卢：省委三人小组在什么时候成立？做了哪些工作？
刘：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我们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同志。
9月间，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9月18日，我就广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特别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会上做了发言，主要意思是：
第一，中央50号文件确定广东到1990年外汇收入达到100亿美元，赶上和超过香港目前的出口水平，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和很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确定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实行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内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
第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革要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一是省（地）、市、县、企业、社队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企业、社队要有更多的自主权。二是要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在制订各级计划的同时，充分利用价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的作用，充分利用价格、利率、税率等各种经济杠杆来指导生产、指导建设，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使之适应社会的需要，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三是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加强经济组织（企业或公司）。
第三，广东经济体制改革，因实行全面大改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先做如下改革：一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各地要搞积极一些，步伐要快一点。二是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省财政厅提出了增收分成和定额分成两个方案，全省地、市、县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中一种，不必一刀切。三是各地很关心外汇分成，省已下决心给地方留成。
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已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进统出的外贸体制、统购统销的商业流通体制。这些改革措施，当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当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称得上是大胆的尝试了。
卢：当时省委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具体方针和做法，即究竟是小搞还是中搞、大搞，认识是否一致？
刘：由于是新事物，大家对中央的重大决策一时认识不一致是难免的。1979年9月，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我们向他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
关于我们请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谷牧指出，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
关于特区怎样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宣传。
谷牧还要求我和全国、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五天要解决。要赶快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还希望我们“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搞活。
谷牧这次谈话，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对我们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卢：当年您是怎样与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以及袁庚等人商定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的？
刘：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
我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我听了袁庚的介绍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卢：广东与交通部是何时转入实质性商谈的？
刘：1978年12月18日，叶飞、曾生抵达广州，跟我们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郭洪涛副主任和袁庚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做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l月6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到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李先念、谷牧听了汇报，很感兴趣，十分支持交通部的构想。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在袁庚介绍开发蛇口构想之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他和同是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又接着说：这个地方主要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部法律来。谷牧最后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2月8日，袁庚从北京飞回广州，向我和李建安等传达李先念、谷牧的批示和谷牧在研究落实上述批示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双方着重商谈了工业区的供水供电问题。我听了传达之后，感到国务院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中央早就想把宝安、珠海开放；二是要参照外国自由贸易区搞出一部法律来；三是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我和习仲勋都认为李先念、谷牧的指示很重要，因此以省委办公厅1979粤办字14号文件形式下发。这一文件对于广东向中央提出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979年上半年，蛇口工业区进入紧张的勘测设计阶段，各路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现场。7月20日，工业区破土动工。同年11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与香港招商局三方代表在广州签订了《关于经营蛇口工业区的内部协议》。
1981年2月25日下午，省委负责人在广州听取了袁庚关于蛇口工业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会上，袁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重申蛇口工业区进口区内生产建设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出口区内生产的产品，实行免税，开放蛇口港口等问题。任仲夷在讲话中强调，各部门对建设特区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要能办到的，有利于特区建设、符合经济特区管理条例精神的，都要多开绿灯；并表示，只要省委能办到的问题一定帮助解决。属于中央才能解决的，我们共同向中央请示。我在讲话中也尽量满足了袁庚提出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蛇口工业区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蛇口工业区一再要求授予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省政府先后批准关于设立蛇口工业区口岸、蛇口工业区与香港通航等文件，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等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10多年，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和我。这说明仲夷同志和我确实是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但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已被称为“蛇口模式”。
1984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做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9年12月，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防工办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机机场开通使用，电信、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觉得王震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卢：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早期创业异常艰难，您主持广东省政府期间，为特区做了哪些工作？
刘：1979年深圳、珠海改为市后，两市市委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人马进行初步规划工作，并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这年3月25日，深圳刚改市两个月，他们便向省革命委员会送上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旅游业、合办企业和报批地产等几个问题。
4月13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就深圳市革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议定了如下事项：
（1）原则上同意在深圳市范围内划出一块地方出租给外商，由外商投资建设工厂、旅馆、旅游区，但出租要有个年限，要按照我国规定的政策法令进行管理和收税，可以先搞试点。可考虑采用投标办法，谁价高租给谁。具体办法即向国务院写报告。
（2）同意在深圳市开设外币商店，外汇分成问题待中央通知再定。
（3）深圳市提出兴建旅游别墅，同港商合作经营旅游业，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接待旅客；贷款兴建宾馆问题，原则上都可以搞。旅游宾馆可以建，但高级宾馆或别墅少搞一些，要面向中下层旅客，多搞一些收费较低的旅馆或宾馆，吸引更多的香港同胞和旅客回来度假或旅行。贷款兴建宾馆要尽量少搞或不搞，因我们还没有经验，偿还贷款没有把握。关于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前来游览、游泳、度假问题，请深圳市提出具体办法，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审批。深圳市应建立一个旅游管理机构。
（4）对内外商、港商合办企业征税问题，由深圳市具体提出报告，然后报中央有关部门审定。
这些意见是在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前议定的。其中出租土地给外商，同港商合作经营旅游业在国内尚无先例。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同意深圳市迈出这一步的。
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深圳、珠海两市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对外经济工作日益频繁，碰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因此迫切要求扩大地方权限。
这年9月25日，在省委珠岛宾馆，我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办公会议。会议议决了以下有关事项：
（1）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珠海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由省直接下达。此事提请省委常委会决定后执行。
（2）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不需要引进设备，或者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下，3年内可以偿还的，可以由深圳、珠海两市负责审批。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由省审批。
（3）根据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关于深圳、珠海两市设立加工特区“采取比内陆地区较为开放的一些办法”的精神，省有关部门应结合自己的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要求。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此后，广东省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特区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也参与了决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0月30日，陈云批示：“看了广东十月二十二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省委和各地区、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到1983年底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时，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我当时到北京开会，是随他们的专列一起南下的。抵达广州时，我考虑到邓小平路途比较劳累，请他到珠岛宾馆休息，但他坚持先到深圳。于是我和梁灵光陪同他视察了深圳、珠海。邓小平对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分别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24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卢：您担任省长期间，和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及其后任任仲夷合作共事都很好，因此广东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各方面工作都很有特色。您谈谈当时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的工作分工情况吧。
刘：1979年12月，广东省恢复省人民政府，习仲勋任省长，杨尚昆、我、王全国、孟宪德、王宁、李建安、黄静波、梁威林、郭棣活、杨康华、曾定石任副省长。1980年2月7日，省委决定成立省政府党组，由我任书记，王全国、黄静波任副书记。按照分工，习仲勋负责省委全面工作，杨尚昆负责广州市全面工作，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
1980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到中央工作，调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1981年二三月间，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我为省长，增补梁湘、杨德元、刘俊杰为副省长。按照省委常委会议分工，任仲夷负责省委全面工作，并分管农业；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省委的日常工作。
1979年到1983年，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起步阶段。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寄予厚望，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我们也经常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的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并指出前进的方向。每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坚决贯彻执行。
卢：继1979年中央出台50号文件后，1980年又出台了中央41号文件。这个文件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1980年中央41号文件的形成过程。
刘：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1979年中央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我、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办、局、银行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和我详细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1979年，广东外贸出口创汇比1978年增长32%。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已经出台，对特区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做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当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既没有这样的实践，也没有经验。因此，国门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另外，《纪要》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1980年中央41号文件），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卢：1980年中央41号文件下发后，广东是如何传达贯彻的？
刘：1980年6月19日，省委在广州召开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报告会，由省委常委杨应彬宣读1980年中央41号文件，我代表省委做报告，向大家讲了对1980年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和贯彻意见。
在报告中，我首先回顾了广东贯彻执行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接着谈了对1980年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指出这是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的继续和发展，对广东发挥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着，我结合广东的实际，着重从三个方面谈了学习1980年中央41号文件的认识：第一，要明确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第二，1980年中央41号文件明确了广东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对充分发挥广东优势，关系极大。第三，1980年中央41号文件还在许多实际问题上给予广东很大的支持。对如何贯彻1980年中央41号文件，我提出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调整农业发展方针，逐步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二要把大力发展轻工业、手工业放在重要位置上；三要下最大决心，集中力量解决能源问题；四要加强交通运输薄弱环节；五要扩大对外经济活动。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习仲勋做会议总结。我和王德、龚子荣、王宁也先后讲了话。我在8月3日的发言中，讲了四点意见：（1）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步伐；（2）发展工业联合，经济联合，搞活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3）扩大商品的流通渠道，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市场；（4）改革外贸体制和加强对外经济工作。
习仲勋和我在讲话中都强调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调查分析清楚各地的特点、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卢：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广东工作，决定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刘：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还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日、25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同志。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我汇报和请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发挥广东优势，调整农业结构，多种经济作物，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以及外汇管理使用、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
卢：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广东要大搞，得拉上7000公里铁丝网与外省隔离？
刘：是啊！在会上，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领导同志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产生了用铁丝网将广东与周边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与会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做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缴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为三、广东为七）暂定5年不变。同时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总之，《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这也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希望。
11月间，习仲勋、杨尚昆调到中央工作。临走前，习仲勋曾征求我的意见，想任命我为代理省长。我说：“反正省政府由我主持全面工作，搞不搞代理省长都可以。”他说：“既然这样，那就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省人代会，正式选举产生好了。”
为认真贯彻执行1979年中央50号文件、1980年中央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精神，真正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1981年春，任仲夷代表省委提出，在不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轨道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原有规定，允许做如下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要多方查阅各项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要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的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应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1981年4月20日至5月4日，省委召开学习讨论会，深入学习中央最新的几个文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和省直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共50多人。省委要求大家进一步肃清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破除旧框框，解放思想，使广东更加坚定地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省委还提出要“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卢：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上你们强烈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放权，以便让广东先走一步真先走。据说当时会议交锋很激烈，是吗？
刘：是啊！1981年5月25日，我率广东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任仲夷、我、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福建的项南、马兴元、郭超、张遗、侯林舟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等人。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研究了今后进一步落实、做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5月27日，开会伊始，谷牧就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总结一下，以便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把中央既定的政策更好地贯彻下去”。
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因这是个新事物，各方面认识不一致。有些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思想上还有个“怕”字：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做法就持明显怀疑态度。如有些同志怀疑，特区这样搞，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因此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
谷牧指出，“省里同志的语言和北京各部的语言摆出来一对照，可看出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两省同志毫不含糊地对国务院、对各部委在执行1979年中央50号文件上有不满意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卢：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的中央部门不愿意放权，而地方却要求扩大自主权，这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一次博弈。
刘：我们和福建的项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
针对中央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我们有的同志挖苦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言外之意是“你们不用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让我们放手去闯，我们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应当说，中央某些部门领导在大的方向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愿放权，认为我们的做法超出了1979年中央50号文件，而我们却认为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
谷牧说：“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对这新事物，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会议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最后目的达到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找到解决办法，更好地前进。”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两省、中央有关部门都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半个月的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正如谷牧在6月12日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已“解放”或“半解放”，两省理直气壮，理论界大力支持。
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中央27号文件）。中央批示指出：“广东、福建两省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两省在经济调整、体制改革、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及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打开局面，创造经验，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中央批示还指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会议明确在坚持几条大杠杠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两省发展经济的自主权，放手让两省去干，并且同意两省继续推进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制定出适合本省情况的地方法规或条例。同时，再次强调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中央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
9月25日至10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10月26日，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次三级干部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再次肯定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同时提出，搞活经济和加强管理监督要同步进行。
（卢荻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