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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苏维民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央办公厅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央办公厅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改正，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胡耀邦“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央办公厅受迫害同志的改正不会顺利进行。我的改正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改正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改正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原中央办公厅改正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改正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改正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改正了。
与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他们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的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央办公厅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本来正好对口，但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被免职的一位同志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我回到中央办公厅时，中南海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中南海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大约有2000平方米的三层建筑，当时丙楼二、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楼未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丙楼原有东、北、西三个门，汪东兴在此办公时，封闭了西、北两个门，出入丙楼只能通过东门，胡耀邦和胡乔木、姚依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副主任进驻丙楼后，立即打开了被封闭多年的西、北两个大门，东门的岗哨也随即撤销，警卫森严的丙楼又可以随意出入了。
原机要干校的部分学员认为他们的级别定低了，要求重新定级，对此姚依林非常重视，亲自做思想工作，请他们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座谈，通过面对面地坦诚交谈，轻松地化解了他们的抵触情绪。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每天都要集体办公，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副主任冯文彬和邓力群固定列席。秘书长集体办公议定事项一般直接交有关主管部门去落实，重大事项要请示中央常委同意后再办，那是中央办事效率最高的时期之一。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中央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并由叶剑英发表讲话。当时，叶剑英在广州，为此，冯文彬乘专机去广州征询他的意见，回京后，立即由胡乔木牵头组织班子开始起草讲话稿。讲话稿经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9月29日，我也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当叶剑英讲到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时，华国锋插话高度称赞叶剑英在这场斗争中的特殊功勋。10月1日、2日两天，全国人民欢度假日，胡乔木却顾不上休息，把自己关在丙楼的办公室里，字斟句酌地为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讲话定稿。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面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是归根结底是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两件事。
关于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恢复电话39局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电话39局被划归警卫局，作为该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现在要回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多数人不愿脱军装，顾虑待遇下降，为此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政策、讲形势和电信事业发展前景，还要算细账到每个人，指出39局回到电信系统后，职工工资加上奖金和各种福利，不存在待遇降低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办公厅的调研机构——“后楼”即被诬为“烂摊子”而撤销，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决定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调一批人员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4月，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兼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央办公厅的一项重大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风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拨乱反正，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三中全会以后新增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在“真理标准”学习的基础上，9月，中央办公厅在警卫局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大会连续开了几天，共有28位同志发言（有的发言是代表多人的联合发言）。原“后楼”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49人，被关入监狱的10人，受各种处分的128人。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原中央办公厅主任、副主任杨尚昆、曾三、邓典桃、龚子荣、田家英、李质忠、童小鹏全部被打倒；“后楼”共有干部59人，立案审查36人；正副组长10人一律被划为“黑帮”。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负责人用了两个半天做了长篇发言，结合中央办公厅的实际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
当时，大量群众上访要求改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力量虽一再加强仍然难以应付，后来胡耀邦决定从中央机关临时抽调1000名干部参加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上访人员的倾诉，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帮助各地党政机关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问题。随后，又召开了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到会，并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尽快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改正。此后，上访高潮逐渐平息。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南海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本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停滞、倒退局面已迅速扭转，工农业增产，财政收入增加，为什么还要提出调整国民经济新的八字方针呢？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干扰破坏的后果的严重，经济建设还是急于求成，重大比例进一步失调。但是新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提出后，全党认识很不一致，执行也很不得力。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百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增选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关于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请求辞职的决定》，决定免去汪东兴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
五中全会后，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新的勤政殿是在拆除旧勤政殿后在原址兴建的面向南海背靠中海、坐北朝南的一幢长方形平房，整个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是“五一九”工程的一部分。
当时，胡耀邦家住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和中南海只是一墙之隔，后来还打通了一个门，来往就更方便了。但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吃、住在勤政殿，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看当天的《人民日报》清样，星期天也很少回家。作为总书记，日理万机，每天要批阅大量文件，送给他的请示、报告大多是当天处理完毕，从无积压。疲倦时就由警卫秘书李汉平陪着去“海”边散散步，如果天气不好或晚间就在勤政殿内的过道里转上几圈。他身上带有“计步器”，每天坚持走路，并力争达到万步的目标，既是休息，也锻炼了身体。不久，他倡议在勤政殿办公的全体人员，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每星期六下午2点，他准时带头走出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把勤政殿院内和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
胡耀邦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外出视察，计划要把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跑一遍，但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去南疆视察时，不忘把西藏阿里地委书记请到新疆，听取汇报。他经常走到一个地方临时停车，要当地干部汇报工作，和群众拉家常，所以能听到、看到很多真实情况。有一年春节，他路过一个县委机关，临时停车，发现这个县的县委机关纪律松弛，无人值班，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还有一次在内蒙古，他到一个牧民家里做客，那家的女孩子歌唱得很好，近乎专业水平，引起胡耀邦的怀疑，七问八问，结果那个女孩子对这个家庭情况茫茫然，不得不承认她是从文工团临时借来的。
1983年1月，胡耀邦在一个专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宣传和进一步阐述邓小平关于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提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个讲话没有正式向下传达，但是受到广大干部的欢迎，讲话要点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胡耀邦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但还是为广大干部、职工调整了23年没有调过的工资。1979年，我由行政17级调为16级，1981年，又调为15级。但是，中央领导人并没有给自己调工资。胡耀邦仍然是行政5级，月工资只有340余元。那时我作为勤政殿支部的组织委员，负责按月收党费，胡耀邦坚持从他每月工资中拿出10元钱超额交党费（当时规定工资百元以上按1%交党费，他应交3.4元）。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讲了一段很好的话，他说，两个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他说：“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
当然，胡耀邦也有因考虑欠周失误的地方，但是任何人只要做工作，就不能要求他绝对不犯错误。胡耀邦在勤政殿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一心为了国家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忙碌着。我很欣赏满妹在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给她父亲的评价：“只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工作，属于勤政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