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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海外关系”正名上书中央
林青云
中国有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这是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广大海外中华儿女具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在我国历次的重大社会变革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他们都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尤其在支持祖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统一大业中，广大海外华侨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邓小平曾经赞扬“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我和我的太太都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自愿从海外回到刚解放的祖国求学，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像我们一样的海外侨胞，怀着振兴中华的强国之梦，毅然放弃在海外较优裕的生活条件，远离亲人，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确实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把“海外关系”曲解为异端，使有“海外关系”的广大归侨与侨眷蒙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不白之冤，许多人甚至被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拨乱反正、改正冤假错案的高潮，广大归侨迫切要求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海外关系”正名。
到20世纪80年代初，侨联组织已经恢复活动，我也当选为广州市侨联委员，加上我又在广州市党政机关工作，因此，有许多蒙受冤屈的归侨侨眷找到我，要求为他们改正冤假错案。比如，有一位泰国女归侨叫沈惠容，在海外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在解放初回到祖国，并在抗美援朝中参了军。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她有个大哥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组织上便怀疑她是国民党特务，把她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但因为她是归侨，当地政府不接收。于是，她便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回到广州，沦落街头，靠做苦工和卖血度日达8年之久。还有个马来西亚的老归侨叫何士伦，当年因为在马来西亚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被英国殖民当局遣送回国，在华侨农场搞技术工作。由于他平时讲话不注意场合，得罪了领导。有一次，他不慎损坏了农场的拖拉机零件，便被农场领导借机打成海外关系复杂、对党不满、有意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入狱，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十几年过去也没有给个说法。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因为有“海外关系”而蒙受冤屈的例子。
此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左”的流毒影响还很深，要改正冤假错案仍然阻力重重，而我自己回国多年来也亲身感受到了“左”的流毒之害。我17岁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回到祖国，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也因为有“海外关系”而背上“只能使用，不能重用”的政治包袱。因此，耳闻目睹一些归侨的悲惨遭遇，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我便萌发了要上书党中央，给胡耀邦同志写信的想法，建议从政治路线上纠正“左”的流毒，贯彻对归侨“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为“海外关系”正名。只有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时，为什么想到要给胡耀邦写信呢？因为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他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坚定不移地克服“左”的阻力，从思想理论和组织路线上清除“左”的流毒，贯彻党的正确路线，为人光明磊落，大刀阔斧地改正冤假错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当时我恰好又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召开了全国侨务工作座谈会的新闻，胡耀邦接见了会议代表并做了讲话，对侨务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张。因此，我便决心给胡耀邦写信，反映归侨长期以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希望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
那是1981年6月15日，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信，提出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慎重处理侨务问题。在信的开头，我写道：“耀邦同志，您好。最近从报上见到您和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参加全国侨务工作座谈会的同志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现想就侨务工作方面提几点粗浅的建议，供参考。”接着，我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谈到归侨在回国后长期得不到组织信任，在工作和生活中屡屡碰壁的现状。然后，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抓紧解决侨务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二是要重视做好大批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归侨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三是落实侨务政策的核心是真正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在第三条中，我认为：“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彻底肃清，特别是广东，林彪的死党曾在这里炮制推行过一个所谓‘海外关系的黑六条’，流毒很深。现在有些单位的领导和人事组织部门，对归侨在使用、提拔、入党等问题上仍然存有偏见，例如在同等情况下，归侨干部往往得不到同样的提拔使用，有不少有才干的归侨得不到重用……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是最使归侨伤心的事情，因为广大华侨在国外政治上受尽了歧视，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平等和温暖。前些年不少归侨的出走，就是因为不满林彪、‘四人帮’对他们政治上的打击迫害。因此，真正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是关系到稳定侨心、防止人才外流、更好地激发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热情的大事，应当引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信的末尾，我署了自己的单位和名字，即“广州市经委工作人员、归侨干部林青云”。
然后，我还写了一封短信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信的全文如下：“秘书同志并力群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你们好，你们的工作一定很忙，不该打扰。但这是我以一个归侨干部一片赤诚之心写出的有关侨务工作的建议书，恳请你们‘高抬贵手’，转呈给耀邦同志在百忙中抽空一阅，则幸甚，幸甚！并望能给个回音。”第二天，我就将这封信连同给胡耀邦的信一起装入信封，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及邓力群。
信寄出之后，我还担心信到不了胡耀邦的手里，当时设想的最好结果就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能写封回信就很不容易了。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工作如此繁忙的胡耀邦，在3天之后的6月18日就对我的信做出了批示。批示如下：
林一心同志（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这位同志的意见很对。他讲的第三条意见，请你们同中组部管理这方面工作的副部长商量一下，可考虑发个文件，也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现在人事方面‘左’的流毒还多，门户之见也深，没有尖锐的舆论和群众监督是不容易完全扭转过来的。我们要注意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干部。来信人要求给他一个回音，也请你派人办一下。
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等媒体就我的信以及胡耀邦批示一事做了报道，《人民日报》还在1981年7月8日发表了题为《重视发挥归侨干部的作用》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归侨干部，对他们真正“一视同仁”，充分发挥归侨干部的特长，通过归侨与国外亲友的联系，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强调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党的政策，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使广大归侨干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写下新的诗篇。此后，中组部和国务院侨办又根据胡耀邦的批示，向全国发出了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的文件，对为“海外关系”正名，全面落实侨务政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这一系列的报道公布后，我一下子成了“名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归侨侨眷给我来信，反映他们在落实侨务政策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我把来信进行综合后，又先后两次写信上报党中央。1981年8月1日，邓力群办公室给我来信，信上说：“最近两次来信都收到了，前封信力群同志阅读后转达耀邦同志。耀邦同志批‘请林一心同志参阅’，这封信力群同志已阅也转给林一心同志了。”因此，前后我给胡耀邦去了三封信，都是反映落实侨务政策的，胡耀邦至少看了前两封，而后一封信由邓力群阅看过后也交给了国务院侨办的领导。
我的这几封信，能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中央领导人从我的信中看到我国侨务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下决心予以落实和解决，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卢玉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