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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沿岸，的确意义非常重大。那条大河在大片的黄土层之间出入。由风吹来的沙土密集堆积而成的黄土层，厚度通常超过300英尺。结果，黄河的淤沙含量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河如果含沙量超过4%到5%，就已经相当高了。然而，黄河河水的含沙量却曾经有过46%的观测记录。它的一条支流的含沙量，则高达前所未闻的63%。黄河河道的最后500英里，注入的支流不止一条。因此，黄河的河道经常淤塞，堤坝被冲溃，以至于今天黄河的河床要远远高出邻近的华北平原。
在帝制时代以前，各自修建的治水工程经常是彼此分开的封建国家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因为这类水利设施通常会给邻近的国家带来问题，并加剧祸害。早在公元前651年，相关的诸侯国就举行过一次联合大会。会议中，参与者们郑重承诺，决不改变黄河的河道，以免给其他国家造成麻烦。然而，承诺是无效的。随着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初至公元前3世纪末，争霸的诸国甚至会故意决堤，来淹灌敌对国的领土。直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样，虽然一些人可能言之过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防洪、灌溉以及后来的散装运输所形成的对水利工程的需求，有利于帝国的统一。不仅如此，这一环境背景，同样还是解释为什么中国实行传统官僚制而非贵族制的最好理由之一。水利控制及其管理，总是会跨越封建诸侯领地的边界，而只有由一位君主及其各级官僚才能够掌控它。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崛起于河谷流域的文明。埃及发源于尼罗河；巴比伦发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穆罕耶达罗（Mohenjodaro）文化发源于印度河。但是，所有这些都离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相对较近，相互间的影响及征服也相当明显，而不像中国那样隔离于雄伟的青藏高原之外。青藏高原，自然而合适地孕育了以须弥山为中央山系的印度概念以及以昆仑山为中央山系的中国概念。为什么其他所有的古代河谷文明，都作为一个可以辨识的实体而消失，为后来的笈多、莫卧儿、罗马、拜占廷、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任何试图寻求解答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至少是部分的答案。
黄河及其泥沙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而气候对中国也从不存善意。早期中国的作者们，由于没有现代气象学的帮助，理所当然地认为每6年就会有一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每12年会有一场大规模的饥荒。迄至1911年以前，历朝官修正史记载，在2117年中，洪灾不下1621次，旱灾不下1392次。平均下来，每年发生的灾害超过一次。只是到现在，我们才对这种现象作出充分的解释。
在中国，降雨的季节性很强。大约80%的降雨发生在夏季的3个月，而正在这个时间段，季风风向也发生改变。年降雨量的起伏也很大，因为中国的季风是受气旋影响，而不是受地形影响。换句话说，潮湿的季风并不借助高山来做它的冷却剂，而是依靠来自北方或东北方的冷气流。冷气流使潮湿的季风上升到足够的高度，从而增加其湿度。气流交汇的固定模式不会改变，但由于两种变量未必同步，故其实际效果逐年之间也就差异颇大。气流交汇的点可能要比预想的数量更多，或者数量更少。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中国频发水旱灾害——这是一种历史记录中常见的气象学现象，然而时至今日依然在发挥作用。有时候，两种自然灾害会在相同时间、不同地区内发生。
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数个世纪里，曾经历一系列血腥的内战。现存的记载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战争能够使得各国国君推行他们的强国计划，解决他们的私仇。但是，那些资料中留有足够的线索表明，自然灾害至少也要部分地为这种纷扰的状况负责。农民因为饥饿和食品短缺而参加战争。庄稼被正在交战的军队掠夺。灾荒时节食品供应的中断构成开战的理由。而且，有能力分发救灾物资的大国必然能取得胜利；它们也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这样，一系列事件的连续发生，几乎自动产生了这一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管理方式，从而能够独力调动所有必要的资源来缓解地区性灾害。
但是，大自然还给中国设置了另外一个难题，即北部边疆的安全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方案，也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相关；长城的修建就绝妙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气象学的术语而言，长城这一条屏障，总体上与15英寸等雨量线一致。这清楚地表明，长城以南年降雨量能达到15英寸，而15英寸降雨量是谷物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雨量。在长城之外，降雨则更为稀少；大部分河流在入海之前即已干涸；游牧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拉铁摩尔把长城称作“世界上最纯粹的边疆之一”，认为它作为区分文化群落、社会风俗、语言、宗教的分界线存在了2000多年。由于对长城另一侧的少数民族的和平同化通常不会有持久的效果，北部边疆始终是中原农民与游牧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的区域。有时候，中国也会深入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大漠，发起攻击，但每当它不这么做时，就只得对机动优势极强的游牧部落的入侵采取防御态势。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起源于游牧部落的皇室所统治，是很常见的事情。实际上，元代和清代，整个国家都控制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手。此处的情形，跟罗马帝国极为相似，但最后罗马干脆就被“蛮夷化”了，而中国却从未被“蛮夷化”。无论如何，军事动员及后勤保障都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再一次证明，穿着制服的官僚所具有的动员力量，是贵族们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中国人的居住密度、农业种植的普遍性、内陆水网、居民语言的同质性，都有利于统一。这里也没有任何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过程中所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与黄河水患的防治、连续不断的救灾以及对边境游牧民族威胁的控制这些因素不同，中国在人文和社会地理的有利条件几乎没有加强统一问题上的迫切感。如果仅仅是这些条件，它们尽管也很可能会发展出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但步伐却会更慢，当然其基础可能也会更扎实。历史的进程和这种情况相距甚远。人们偶尔也会说，统一和中央集权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很快就诞生于中国。由于生存压力，统一化进程没有为地方性制度和习俗做法的成熟留出任何时间。贵族政治的特质也许能培育出地方性制度和习俗做法，而广泛推行的、注重效率和统一的官僚政治却不能。道家的技术和放任主义、墨家的科学和宗教、法家的讲求统一以及享乐主义者的自我修养，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因高度必要的中央集权的儒家官僚制国家而受到了伤害。帝制中国的权威之获得，是传承自两种资源：官僚制之前的诸侯国的体制结构、在这些诸侯国发展成熟的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的相关思想。
前面我们还提到其他古代伟大的河谷文明，而且，任何关于中国封建官僚制特征的讨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跟中国的官僚体制相比，为什么印度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印度同样遭受水旱灾害的侵扰；印度也受到威胁，主要是西北边境异族的入侵，而且在她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也发生过多次；印度也需要至关重要的水利工程，虽然除了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Vijayanagar）王国以外，这些水利工程从未修缮到它们应该达到的程度。那么，导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大部分其他文化如此不同的“未知因素”，究竟是什么？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刚才提到的那些“不紧迫的”因素才会显出其突出的重要性。在印度，语言、宗教和社会（等级）的多样化从很早时期就主宰着整个次大陆，与中国内部的同质性惊人地不同。中国人能将周边部族吸纳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例如越、蛮、契丹、女真），而不会削弱自己的文化，甚至还可以同化征服者，如蒙古人和满洲人，直到他们所有的可辨识特征孑然无存。不仅如此，中国还向整个东亚输出她的文化，以至于朝鲜、日本和越南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她的子文化。确实，“单一的”表意语言在其中发挥了很大部分作用；深有特色的中国农业耕作方式及相应的技艺、多个世纪以来培养得越发合适的中国官僚行政管理的特定程序，也都起着很大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具有等级特征的制度；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能高于一切、让人服从，或者享有世俗权力，这两点也非常重要。
在历史悠久性方面，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文明，应该是尼罗河边的古埃及文明。埃及还曾流行过同质性的表意语言。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当然，中国和埃及之间也有差异。埃及的存在确实比中国更早，因为当中国的商王朝开始之时，埃及法老的机构已存在了2000多年。然而，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胜利1500年之后，统一的中国在今天依然是现实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其河流、群山、平原可以在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内延伸；与此十分不同的是，埃及则被条形区域两侧的沙漠限制得非常狭窄。这样一来，为什么中国的经验与任何其他的河谷文明不同，理解起来也许就不太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