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者相信，新的中国领导阶层将会与旧的传统完全决裂。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革命的划时代效应已然清晰可见。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已经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毫无疑问，这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中国人自身的命运，而且会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历史延续性有时被视为是智慧引导的胜利。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儒学、道教，甚至佛教之间找到了一些理论共同点。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很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证明。但是，这容易过分强调哲学家的影响，而弱化了具体的环境及经济因素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当然是一个可以进行不同诠释的主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多么强大，也不能掩盖其下还存在着气候、地理和社会融合等物质性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个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于此种体制必然能够动员还只是相当原始的技术来支持，因而它也确实是一项很大的进步。然而，中国所达到的高度中央集权，并不是源于政治思想家们的想象，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结果，没有预想到的是，由于缺乏所谓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于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2000年里，这些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但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单纯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单音节的语言（外国人很难学会）而形成的统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产阶级发展的缺失（这一点下面会提到），以及一直以来对商业利益和商业动机的抑制——一旦时机来临，所有这些都成了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要对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进行评价，我们的报告就必须首先对中国过去一些重大的发展情况进行探讨。 w1cQ3J45KsvgKB2s5z64GEKmS3/Ps4xAscxYb9daAIjy7LcZygxmJa4HfWs4f1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