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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一向是很安静地走向读者的，唯有这一本似乎是一个例外。初版之时，始则招来了媒体的一阵喧哗，继而又给我惹来了一场官司。它本来也是一本安静的书，却因为围绕着它的噪音而不得安宁了。四年半后的今天，这些噪音皆已沉寂，我把它重新出版，相信它可以在一种于它合宜的氛围中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初版之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这本书出晚了。第二句：这本书出早了。他的意思是，中国早该有这样的书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缺少懂它的读者。当时，面对众声喧哗，我觉得他说得有理。有一个人在这里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经历，大家却只盯着其中的所谓隐私起哄。我的感觉是，我完全走错了地方，原以为是去和朋友谈心，听见了哄笑，才发现自己是走进了一个大娱乐场。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容忍严肃，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好在媒体是不会在某一个话题上长久停留的，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热闹方可生存，从而使任何目标物都不会被纠缠得太久。我自己得到的教训是，不管出版方多么热情，我都不要接受用畅销书的方式做我的书，那样几乎必然会使它走错地方，走到不相干的人群中去。
其实，对于人们所认为的那些隐私，我自己完全不觉得是什么隐私。比如性觉醒的风暴，哪个男孩没有经历过啊，当我事隔几十年回看这个在风暴中痛苦挣扎的男孩时，我的确觉得他不是周国平，而是世界上所有的男孩。男孩成长中一个如此普遍、如此重要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正视它、认识它，反而要忌讳？不止一位母亲因为书中的这个内容诚挚地向我道谢，感谢我帮助她们懂得了自己的孩子，她们的反应使我足可以藐视那些无知的起哄了。
又比如书中对情爱经历的反思，舆论一时为之哗然。这个时代真是奇怪，人们容忍甚至欣赏一夜情、泡妞、养情妇等，可是，倘若你在情爱上认真，婚姻有过挫折，人们就叫嚷起来了，从道德上来评判你了。人们乐意听艳闻和风流故事，却忌讳你做诚实的自我解剖。有一些人（女性居多）表示对我失望，是因为她们原先把我想象成一个哲人，而哲人似乎应该是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肉体，甚至还有过婚变，于是感到震惊。她们原先是把我看错了，我的确不是一个抽象的哲人，而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男人，对此我深感抱歉。还有一些人（男性居多）责备我作为一个学者，本应该好好做学问，不该拿自己的私生活做文章。我要告诉这些正经的人，所谓私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为了当学者必须放弃它们，不许把它们变成一种精神产品，我就不当学者好了。对于我来说，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做学问首先也是我的一种私生活，即一种个人的精神生活，如果它仅仅是公生活，我完全可以不做。
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会认为，知道一个叫周国平的人自幼及长经历了一些什么事，这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这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那肯定不是这个周国平的任何具体经历，而应该是他对于自己经历的态度，那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采取的。我自己认为，这种态度有两个要点：一是尽可能地诚实，正视自己的任何经历，尤其是不愉快的经历，把经历当作人生的宝贵财富。二是尽可能地超脱，从自己的经历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它们，把自己当作认识人性的标本。我相信，无论谁用这样既诚实又超脱的眼光看自己，他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外部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
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巨大变迁的亲历者，我从自己的个人视角出发，对不同时期的时代实景也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第二部《北大岁月》描述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思想文化专制，第三部《农村十年》描述了“文革”后期的中国农村，第四部《走在路上》描述了改革初期的解冻。我只写我看到的实景以及与之关联的个人命运和心境，不用今天的理论去规范它们，在众多的集体回顾中，这或许另有一种价值吧。
我在《北大岁月》中写郭世英时涉及一个人，因此惹来了官司。在写作时，我已估计到可能惹麻烦，但为了对亡友和历史负责，仍决定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这场官司若从原告在媒体上宣布算起，到二审结案，持续了两年多，我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但并不后悔。主要的收获倒不是我胜诉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世的当事人包括原告本人都发表了大量陈述，互相参证，使得事情的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了。在本书中，对相关事情的记述基本准确，且不是重点内容，我就既不做修改，也不做补充了。排除了官司的干扰，对本书这些章节的阅读会更加纯粹。
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那些独立的读者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随着围绕本书初版的噪音逐渐平息，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包括赞赏和理解，也包括认真的批评。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