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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以及在这种潜意识下形成的组织行为的三大基本模式——帝国、小农和军队。
既然中国企业有它们的传统组织模式，外国企业有没有？同样的方法，能不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呢？
我的回答是：这个方法不但能用，如果用得好还会事半功倍。但“能用”不是生搬硬套，把一个国家组织行为的模式拿过来就往其他国家上套；而是用同样的，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角度，去分析组织行为的方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一份官方文件里说：“经济的全球化，为企业在更加多元、更加巨大的市场上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新形势下，企业的掌舵者，如果是具有较高文化意识的人，将最有可能抢占最佳定位，为企业创造最佳业绩。”
这份文件中提到的“文化意识”，到底是什么？学者有各种建议，叫人简直无所适从，比如说，管理者必须善于沟通交流、体察下情、灵活机巧、不耻下问，还要逢人笑口常开等等。
相比各种学者五花八门的建议，一个更简单可靠的途径，就是采用我们上一节内容讨论的方法，根据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积淀，去考察一个社会里人们建立组织、发展合作的基本路子。这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 有哪些活动参与的人最多，在这个社会上最普遍？
○ 有哪些活动具有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 有哪些活动对日常生活和工作影响力最大，甚至对人们的各种行为具有最大的“塑造力”？
就拿美国来说，它与中国互为重要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加深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应该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就用前面提到的方法来分析一下美国人的组织行为。
从美国人在组织行为里，也可以发现三个基本模式：
○ 第一个，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结合的宗教制度。
○ 第二个，是美国人喜欢参与、喜欢看的体育竞赛。
○ 第三个，是美国的社交聚会，或“派对”（parties）。
先看看美国的宗教：
有些人说美国谈不上什么历史，因为它作为一个国家，才有区区200多年的存在。但自从清教徒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帆船抵达北美海岸，以上帝名义，各自签名，建立公约，实行自治算起，到1787年制定宪法，美国人已按照那种方式生活了将近170年。用170年的时间，一个社会足以形成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
清教的传统，可再往上追溯到100多年前的基督教新教运动的兴起。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1864-1920）说，美国现代企业的形成与新教教义密切相关。新教教义中最重要一条，就是视劳作为天职；认为人们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此世的职责，才可指望得到上帝恩宠。
最初组成美国的13个州的社区组织，几乎都是按照清教徒的教义和规范建立起来的，以宗教、教会为圈子，以教友自治管理公共事务，以个体劳作为主要特征的。
美国的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社区秩序的延伸和放大。这个结论，出自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他是中国人熟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作者，也是最早对美国社会进行实地考察的社会科学家。
我们把两个人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就不难懂得为什么美国虽不像中国、日本那样，拥有精细农业终年劳作的传统，但在它崛起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埋头工作的企业家和发明家。
这种在美国建立并且延续几百年，覆盖了全社会的宗教，有它对内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相伴随的，也有它对外的排他性。
因此，对于生存条件比自己差的人，他们出于宗教教义，乐于施舍；但对于工作上有较强进取心，甚至比自己成就更大的人，尤其是具有其他文明背景的，他们也总是怀有戒心。这就自然而然从心理上形成一种竞争性的、不合作性的倾向。
很多美国历史上的排华事件，一个听起来近乎荒诞的起因，竟然就是中国人太能干活了。没有宗教的人，为什么会比有宗教的人更吃苦耐劳？在一些人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他们意识形态的颠覆。
然而，出于宗教教义或社会规范，故意陷害对手的事，美国人不好意思下手；但他们对如何利用对手的失误，甚至怎样诱使对手自己犯错误，却是格外擅长。
美国对外国企业的一系列司法指控，反映出的就是这种思路。
讨论完了宗教，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人组织行为的其他两个基本模式——体育竞技和社交聚会，也是从它的社区生活里派生的。
在体育比赛里，美国社会特别关注那种在精确计算基础上的团队合作。相比最终胜负，人们似乎更在意的是过程，比如说一轮又一轮的比赛，每一轮都要尽量从技术手段上压倒对手。如果这一轮失手了，下一轮就要做出更缜密的部署，换上更好的硬件。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的传统竞赛项目，篮球和橄榄球得到印证。比赛都是团队合作，每一轮比赛过后，教练会对每次比赛的情况进行反复分析，在下一次比赛中改变战术或是替换队员。
社交聚会是美国人社交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十分契合圈子社会的特点。它的社会功能，是具有同一类人，同一种话语，在反反复复、吃吃喝喝中强化已有的想法，拓展更多的关系，甚至造成更大的影响。
拥有不同意见的组织要想在美国社会找到立足之地，都得先建立自己的圈子；建立圈子的第一步，就是参加聚会和召集聚会。
分析了美国的社会组织模式，现在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由于我们自身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人在刚开始考察其他国家的时候，很可能会无意识地陷入一些误区：
○ 第一个误区，是太缺乏关于宗教的知识。
○ 第二个误区，是对中国人自己的劳动标准太习以为常。
○ 第三个误区，是对多元化的圈子社会不适应。
先说第一个误区，宗教知识：
相信在国外有较长生活经验的中国人都会有所体会，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信仰传统，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制度；有什么样的宗教信徒，也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员工。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宗教传统所覆盖：
○ 大体上，欧洲、北美、拉美、大洋洲和以色列属于所谓“犹太/基督教文明”（包括基督教里的三大派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
○ 从北非到中东再到中亚，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被伊斯兰教覆盖。
○ 印度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有些中国人经常闹笑话，误以为是佛教。其实佛教在印度已不再流行。
○ 东亚和东南亚多数地区是佛教传统。
在很多国家里，存在的基本意义，都是宗教赋予的，是写进宗教教义的。到了现代社会，虽然说实行的是政教分离，但人们的行为规范，仍然沿用古老宗教的定义，无法替代。
在这一点上，只有华夏文明是一个例外。儒家有时被称为“儒教”，因为儒家文化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不是宗教，它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教会，而是一个教育体系。
很多中国人（严格说来是汉族人）对宗教上的事不了解也不敏感，导致自己到其他国家经商、投资困难重重。
再说第二个误区，劳动标准：
两千年来，出于对精细农业的依赖，中国人惯于辛勤劳作，经营手头有限的经济资源。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会过日子”赞誉他人；而“会过日子”的前提，肯定不可以是懒惰。
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精细农业传统，有些国家甚至没有发展出成规模的工业和农业。那里从来没有早起晚归，按照规范长时间劳作的传统。因而人们不习惯于过朝九晚五的生活，甚至不习惯于遵守安全生产规则，比如总是想不起来进工地戴安全帽。
中国企业家、管理者到了那里去，假如对当地员工仍套用自己从小养成的劳动标准，不仅不现实，恐怕还会引起反感。
就比如在中国，工人们修路或者建造房屋，为了赶工，很多都是放弃节假日，日以继夜连轴干，创造“中国速度”，但是你显然不能把这样的标准套用在其它国家的员工身上。
最后我们来讨论多元化社会的问题：
和中国不一样，欧美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圈子组成的，结社自由被发挥到了极致。
社会网络的发达，尤其是在线社会网络的发展，在中国，主要凸显的是它的经济功能、商业用途，比如电商。但在欧美国家，社会网络却为不同的利益结成圈子，为不同的圈子争夺影响提供了场所。
比如说美国犹太人，直到二战期间都备受歧视。但通过多年“圈子经营”，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绝对超过他们的人口比例。
圈子社会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想扩大社会影响，首先就得拉自己圈子，借助圈子传播自己的声音，为自己的利益正名，因而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各样的顾问公司、公关专家，都是非常吃得开的。
然而一旦社会陷入危机，舆论出现分化，吃亏的总是处在边缘的人群，比如说外国企业、外国访客，甚至长相像外国人的民众。
特朗普上台以后，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蔓延，因而对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敌视，时而变得狂热。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明确了，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组织行为的方法，适用于不同国家，也有助于我们对不同国家作比较研究。但一个国家的模式，却不可以拿过来直接在别的国家套用。
然后我们讨论了美国的案例。美国人的组织行为，大致有三个基本模式：一是与社区生活紧密结合的宗教制度；二是体育竞赛；三是社交聚会。
最后，我们指出了中国人在做跨国比较的时候可能会犯的错误：一是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宗教传统（因为汉族没有体制化的宗教）；二是拿中国人的勤劳标准去衡量没有精细农业传统的社会；三是对有些国家的圈子社会缺乏足够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