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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帝国朝廷，都是以专业行政官僚为主体的管理系统。专业官僚可以实现很高的效率，但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尤其是当他们单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偏离了社会使命，不再能够“以人为本”，他们的整个系统也会以很高的效率犯错误，给一个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管仲应该就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最早的一个例子。公元前685年，中国古代第一大经济学家管仲出任齐桓公的国相。在这之前呢，管仲一直在辅佐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但齐桓公当权后不计前嫌，将管仲尊为“仲父”，对他委以重任，让他主持国家的振兴大业。
与此同时，管仲的前同事，一位名叫召忽的，却把为齐桓公服务看做是“一辱再辱”，受不了，自杀了。
同样是为从前的政敌服务，为什么管仲却甘心被齐桓公聘用？他自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不能死，因为齐国需要我的才能。
两人不同的命运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召忽不舍的，是他与君主的私人情义。而管仲想要的，是不管谁做君主，他都必须为国家献出自己的才能。
管仲的选择，反映了在大约2700年前的中国，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身份，并不依附于某一特定的贵族领主；他们只管通过专业的管理才能和业绩来实现自我。
在管仲之后，一批接一批受过教育、专门从事管理的平民子弟开始接替养尊处优的旧贵族，成为华夏各邦的专业人员。相比《春秋》里记载的官人物基本上都是贵族出身，稍后一些的《战国策》里记载的人物，已都没有什么家世背景。
这种屏蔽了私人关系的职业经理人的诞生，就是组织专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按照大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达到预期目标，一个专业化的组织大致上有这样几个特点：
○ 组织成员职权分明；工作程序全面规范。
○ 上下层级设置有序：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
○ 重要决策和命令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
○ 实行非人格化管理：以正式条例规范一切组织行为；公私两分明，对事不对人。
○ 人事制度合理化，因事设职，任人惟能，专职专人，并设立专业培训机制。
上面几条是19世纪西方学者的总结。但这几条，在中国古代帝国的行政制度和官员规范里，或多或少都已有所反映。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这种模式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和他建立的“大秦帝国”（前221-207）。
人们在讨论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经常是对秦军的作战效率赞叹不已。殊不知秦国的军队只不过是秦国庞大的专业管理机器的一部分。正是凭借专业化行政机器的超级效率，它才得以强势崛起、压倒对手，四面出击，统一海内的。
“大秦帝国”的时代背景，是铁器、耕牛的普遍应用，以及个体农户的大批出现。但那时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私有制，而是一种“授田制”。根据那个制度，政府每几年就进行一次全国土地丈量，按照土壤的肥力以及人们的战功，向农户进行重新分配。政府对个人的这种全国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在很多现代国家里都难以想象。仅仅这一件事，就反映出当时的行政体系有多么庞大和有效。
那时留下的国家工程遗址，比如秦长城、都江堰、灵渠、咸阳兵马俑以及尚未发掘的秦陵，都反映出行政当局的管理能力。
这些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都需要大量人力的跨专业分工合作，也都需要成群的专业行政人员，在管仲式的人物的协调、指挥下，才有可能保证工程在规范、工期和质量上的统一。
事实上，自秦朝建立，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以行政为主导，以专业官僚为主体的国家。历史学家说，在这一点上，那时的中国就已经跟现代国家很相似了。我们也不妨说那个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接近。
作为这样一种大有为官僚体制的最高领导者，秦始皇也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史记》上说他每天批阅成堆的卷宗直到深夜，可见他不再以贵族王侯而自居，而是主动把自己当做是行政长官。秦始皇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行政皇帝”。
历史上的其他伟大帝国，比如说罗马帝国，都没有那么发达的行政官僚体制。按人类学家的说法，他们都只能实行非直接统治，也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依靠当地社会有钱有势的人，比如较大部落及贵族贵族，作为代理人，协助帝国维持统治。
这样的统治自然也难以深入社会，持续存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横跨欧洲、亚洲、非洲和印度次大陆的帝国（前336-323），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帝国基础上建立的。可是亚历山大一死，帝国就四分五裂了。
为什么亚历山大帝国一垮就再也难以恢复，而秦朝垮掉几年之后，汉朝（前202-8；25-220）很快就可以继往开来？
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人往往强调文化、社会层面上的融合。其实国家治理体制上的独特之处才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大秦帝国实行“郡县制”。什么是“郡县制”？就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以及中央委派的专业官僚，“一竿子捅到底”的制度。省长是代表中央的，由中央任命和派遣的；县长也是。这样一来，地方就很难形成强大势力。
这套行政体系，包括专业官僚队伍，就像一部具有统一标准的机器，谁当统治者都得利用这部机器。
秦朝的体制被汉朝继承了下来，此后几经调整，延续千年。因此中国人又有“百代都行秦法政”的说法。
不过历史充满了辩证法。新生产力造就新官僚，但官僚也是人。一旦掌握了比以往更集中的权力，实现了比以往更高的效率，他们也很容易得意忘形。
当行政人员单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偏离了社会使命，不再能够“以人为本”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系统也会以很高的效率犯错误，给一个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正是“大秦帝国”后来发生的情况。
本来，经过了春秋战国550年的混乱，尤其是战国时代长达250年的列强战争，天下渴望重建秩序、恢复和平。《史记》上就有记载说，秦朝刚建立时，民众对它寄予热望。把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些变革上升为国家制度，也确实能够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但帝国的行政官僚，首先是秦始皇，却并不满足于仅仅这些。他们以为凭借手中空前集中的权力，以及空前有效的行政工具，就可以无所不能。
从《史记》上反映的秦始皇工作日程来看，他勤奋工作不假。但他工作的主要目的，却是满足个人的统治欲望，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自己长生不老。于是，与那些用于农业、用于军事的国家工程一起上马的，还有为他个人所建造的宫殿、寝陵。而这些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动辄就要耗费几十万人的劳动力，导致全国范围内能够继续从事生产、发展经济的精壮劳力，所剩无几。
当一个本来与新生产力伴随而生，可以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上实现超级效率的组织，却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把持，去服务于他们的一己私利，去追求盘剥民众、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必然要遭到严惩。
事实上，很快“大秦帝国”就把自己创造的“统一红利”挥霍殆尽。为什么秦末大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以“天下苦秦久矣”一句话，就能够集结大批民众？还不是因为“大秦帝国”并没有为人们带来他们所期盼的生活吗？
西汉政治学家贾谊说秦始皇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懂“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现代人的解读，应该是统一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统一之后，秦始皇却并未让统一惠及社会。治理逻辑的混乱，导致了英雄帝国的倾覆。
基于同样的意识，在以张良为首的顾问团督促下，汉军从一开始就决定以有别于秦朝的政策来应对百姓、治理国家。
刚推翻秦朝后，汉军果断制定“约法三章”，以简单易行的法令换取秦地百姓的拥护，并制止官兵到咸阳城里寻欢作乐。
汉朝建立后，它及时推出“与民休息”的路线，维持社会稳定和恢复经济。而且很快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和地权买卖的制度。
这些措施，表面上看，似乎比秦朝那种法令无数、驭民无度的风格，效率要低不少。但事实上，以超级行政效率运转，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而政策上刻意收敛的汉朝（包括西汉、东汉）却存续了将近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400年与15年的差别，总不能说仅仅是因为偶然。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在组织管理上“大秦帝国”带给我们几条什么样的教训：
○ 专业化是一种必要的管理机制。一个组织要想稳步运行，有效工作，就必须建立一套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中国人至少从秦朝开始，就是搞中央集权的专业化行政体制的高手。
○ 专业化的实施，必然也需要一支以组织效率为第一，并在极大限度上屏蔽了私人关系的职业管理人队伍。
○ 但专业化行政仅仅是手段；手段不能偏离目的。一个组织却不能单纯以追求效率为终极价值。它必须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兼顾自身利益和社会关系。如果失去了正确的领导力，专业化的效率越高，造成的过失就越严重。
○ 专业化行政也不能用来替代全部的管理。它最可靠的地方是维系一个组织的常规运行。但正如秦末大起义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在安抚社会、激励群众等方面，它远远不是最有效的手段。
这也就是说，从组织管理上看，专业化是必须的，却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它的短板——对此，管理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
但最危险的，是专业化一时一事上的效率，往往会使一些行政官僚产生错觉，误以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下。就像做人一样，有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自己哪些方面有所不能，而在于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很可惜，秦朝建造了一部举世无双、效率空前的行政机器，却没有让它为社会提供它本来可提供的服务。这就像花很多钱买了台电脑，有最强大的内存和硬盘，却没有安装任何应用软件。这台电脑，从技术上说先进无比；但从用处上看，却与报废电脑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