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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个节日，我去我女儿的幼儿园看孩子们表演。有的节目只有少数孩子上场，演出时，其余孩子都睁大眼睛注视着，眼中射出羡慕的光芒，我的女儿和另一个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场下做起了节目中的动作。我默默看着，意识到在孩子们眼里，被老师选中是何等的光荣。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师选中参加节日的演出。那是一个表演唱，演出时，几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一边唱“康玲玲康玲玲骑马到北京”，一边转圈子作骑马状。那天我特意穿了一双新皮鞋，不争气的是，刚走了几步，鞋带就松了，我弯身系鞋带，别人只好也停下来。我怎么也系不上，老师便上台来帮我系。一会儿另一只鞋的鞋带又松了，节目再次被打断，老师又上台，但不是帮我系鞋带，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带下了台。从此以后，演节目再没有我的份儿了，每逢节日会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经为不能加入少先队而伤心。那时候入队必须满九岁，三年级时班上建队，大多数同学在同一天戴上了红领巾，我因为不够年龄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学后，我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红领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见我的姐姐，因为她也是红领巾。当时少先队有一个规定，队员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队礼，每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时间过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来了入队的一天，才觉得能抬起头来了。我无比自豪，戴着红领巾一口气跑回家，满以为父母和姐姐也会表示惊喜，不料他们毫无反应。
这类事情在我现在看来当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个孩子眼里却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在相当程度上也许可以溯因于小时候极少被分配到荣誉。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师的权威，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阶段。我这样一个看破身份的人，当年还不是把老师的宠儿视为英雄。
当时班上同学中，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中队长郁华，一个是大队长陈心田。郁华是一个听话的小姑娘，学习很用功，经常受老师表扬，虽然长相平常，在我眼里却是一尊小偶像。课余活动跳集体舞时，一个打扮得像洋娃娃的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总喜欢找我，但我看不上她，心里念着郁华，可惜郁华又看不上我，她多半是找陈心田。陈心田是全校学生第一人，班上男生女生都崇拜他。他脸上有一对小酒窝，模样很可爱。他倒不是小绵羊型的学生，凭着强烈的优越感，他时而会对老师耍脾气。有一回，他发很大的脾气，把大队长标志摔在地上，表示辞职不干了，老师只得好言劝慰，越发增添了他的威风，使我们都相信缺了陈心田就办不成少先队。
毕业那一年，陈心田背着老师玩儿了一个大游戏。他把班上多数男生组织起来，给每人封职，自己当军长，其余人依次为较低的职务，直至连长、排长。唯独一个年龄最大的男生，功课不好，擅长打架，却被他封为总司令。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想来，他这一招颇有心机，用虚名稳住这个男生，又用这个傀儡镇住众人，他自己就可以放心做实际上的司令了。官职明显是根据与他关系的亲疏分配的，等级又一目了然，很快就引起了矛盾。于是，他宣布撤销原来的任命，大致按照军队机关的职务重新任命，诸如科长、参谋之类，不易看出官职大小，用这个办法基本平息了风波。那些日子里，他的家变成了司令部，上门请示汇报的人川流不息。我远非他的亲信，不管他怎么玩儿花样，我的职务都不大，对此我心里是清楚的。和我要好的两个男生也都任职卑微，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同时继续潜伏在陈心田的组织中。至于潜伏在那里做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记得我好几次心怀鬼胎地爬上陈家小木楼梯，试图去刺探情报，结果总是在请示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之后，一无所获而归。这个游戏占据了我们几乎全部的课外兴趣和时间，终于被老师发现，勒令终止。
我最要好的小学同学叫黄万春，我们性格相近，都好静。在班上，他也是一个没有风头可出的学生。他出的唯一一次风头是，陆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他不用功，接着说如果他用功，会是全班成绩最好的。放学后，我们常在一起做作业，然后画画、看小人书、下象棋。活动地点基本上在我家里，去他家要趁他母亲不在，因为她太爱整洁，规矩太多，不欢迎别的孩子。受他外婆的影响，他有一点儿信佛，向我传授心得说，如果在马路上丢失了东西，只要默诵阿弥陀佛，就一定能找回来。我听了试过一下，却无效。我有另一种迷信心理，走有图案的马路时特别小心不踩线，觉得踩了就不吉利。快毕业时，黄万春没有报考中学，因为他的父亲准备接全家去香港。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里，我们都感到依依不舍。有一天，我带他去看我已经考上的那所中学，假期里关着校门，我俩隔着篱笆朝里窥看，看见操场和操场尽头的一排教室，相视惊叹真大啊，其实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装。那是他的父亲，全家日内就要动身了。他家楼下有一个制造麻将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经常从那里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边料，在我眼里全是宝贝，这时他都慷慨地送给了我。我揣着这些宝贝，在街角和他挥手相别。后来我们一直通信，他去纽约读大学后，我们仍通过他在香港的家人互转信件，直到“文革”爆发才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