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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比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我与高雅的娱乐基本无缘。我的娱乐场所在街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多半会看到一点儿好玩的东西。
最常见的是木偶戏。一个衣着破烂的外乡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背着一套简陋的道具在街上走，孩子们便陆续聚集起来，尾随在他身后。尾随的孩子多了，他就停下来，准备开演。一个木架，下面遮着布帘，上面如一只敞开的木箱，那就是舞台了，卖艺人躲在布帘后操纵木偶。他口含哨子，吹着单一的调子配合木偶的动作。戏的内容千篇一律，不外是武松打虎或老虎追乌龟之类。然而，我遇见了必看，百看不厌。演出结束后，卖艺人照例要向小观众们收钱，也照例所得甚少或一无所获。还经常有坏孩子欺负他，在演出时朝舞台里扔石子，几乎必定要落到他头上。这时他会撩开帘子，钻出脑袋，气恼地左右察看，企图找出凶手。当然找不出，他便没有目标地胡乱骂几句，接着再演。坏孩子又扔，最后他只得背起家当走路。
耍猴戏也是经常遇见的，耍猴人让猴子表演爬杆、取物、作揖等动作，然后让它托着铜锣向观众讨钱。我听说在训练时猴子常遭痛打，因而虽然情不自禁要看，但心里恨耍猴人，对猴子则满怀同情。有时还遇见卖唱的，往往是一个小姑娘唱，一个成年男人拉二胡伴奏。在观看时，我脑中会编织一个相同的故事，想象那个男人是坏人，我变成一个勇士，把眼前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可怜的小姑娘救出火坑。
那时候，上海街头到处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并且许多是以孩子为对象的。他们肩挑不同的家什，各操一门手艺。有一种是用烧融的糖水飞快浇出一个图案，比如花卉、人或动物，凝固了像一张糖制的剪纸，下面粘一支小竹棒，以便让孩子举在手里。这种小贩一般都携带一个赌博用的小型轮盘，一分钱转一次，赢了才能得到一幅糖图，输了只能得到一个小糖块。此外还有炒白果的，烤鱿鱼的，捏面人的，打弹子的，套圈的，等等。我一般是看热闹，但有时也忍不住要花掉零用钱。大人们想象不到，这些小贩用随身携带的炉火炒出的白果有多么嫩，烤出的鱿鱼有多么香。
熟识的孩子聚在一起，就会在路边或院子里玩儿小小的赌博。比如打弹子，就是现在跳棋上用的那种小玻璃球，用拇指和食指贴近地面弹出，如果击中了对方的那一颗，便可赢到手。我不善弹，所以不爱玩儿这种游戏。我常玩儿的是刮香烟牌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香烟牌子，其实那是印着彩色连环画的硬纸片，一张张剪开来，我们便用来玩耍。办法是刮（刮风的刮），甲的一张放在地上，乙把自己的一张用力拍向它近旁，依靠扇起的风使它翻一个面，或者贴近地面轻轻滑向它，插入它的下面，这样都算赢，就可以赢得一张。为了使香烟牌子变得平整，不易被刮翻或插入，我们就用油将它们浸渍。浸渍得好的香烟牌子往往屡战不败，就专门用来作战，滚打得乌黑发亮。在孩子们眼里，这肮脏的模样是战绩和威力的象征，对之几乎要生出敬畏之心。
虽然我常在街上玩耍，但我毕竟是小学生，每天要上课，课余多数时间也还待在家里，这把我和那些“野孩子”区别开来了。父亲是不准我们和“野孩子”玩儿的。可是，有一阵，我迷上了一个“野孩子”。那是一个大男孩，一到入夜时分，他便举着一大把商标纸，吆喊着在街上边跑边撒，招引一群小屁孩跟在他后面抢捡。我加入了这支小屁孩的队伍。他显然很喜欢我，自从我出现后，他停止了奔撒，把商标纸直接送给了我。后来他经常带我去他家里，他家开着一爿五金厂，他自己也是厂里的徒工，每次他都送给我一些五金配件玩儿。父亲发现我与他的来往后，竭力阻止，说他是街头小流氓。我向父亲保证他是一个好人，父亲便让我带他来家里，想亲自考察一下。这个大男孩忸怩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跟我上楼。父亲靠在床上，问了他一些问题，又作了一番劝诫，无非是要他求上进，好好读书，别在街头胡耍。几星期后，我遇见他，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进了夜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