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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一方面是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需求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等价物（即货币）来衡量为限。在本书的大部分中，我们将要研究这种需求和努力；并研究衡量需求的价格与衡量努力的价格达到平衡的种种原因。为此，我们必须研究所有属于人类努力的结果并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中，有哪些被算作是财富以及它们如何分类的问题。因为有一组名词与财富本身和资本都有关系，研究其中每一个名词都可说明其他的名词；而对全部名词一起研究，是我们以上进行过的关于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的研究的继续，且在某些方面是这种研究的完成。所以，最为妥当是立即研究这一类名词，而不是一开始就分析需求或者分析财富与需求的直接关系。
获得财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
财富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在明代中叶，山西的商人正式成为一个大的商人集团，被称为晋商。晋商们从不掩饰对财富的追逐，票号内的石墩都是元宝形状的。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需求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必考虑不明显的且不属于常识问题的事情。在各种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必须设法使用几个日常所用的名词来表达许多细微的差别。这是我们工作的真正困难。
正像穆勒所说：“如果将研究的对象归入不同种类，这些种类能够做出更多的一般性命题，而这些命题比那些对象也能归入的其他种类所能做的命题更为重要，则最可达到科学分类的目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那些最重要的命题，如果它们确实适用于另一阶段中，那么它们可能变得不重要了。
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必须借鉴生物学的最近经验：达尔文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刻研究，有力地解决了我们当前的困难。他指出，决定自然界中每个生物的习性的那些部分，通常不是它的构造中最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而是最不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因此，一个动物饲养者或一个园丁注意到明显地适合一种动物或植物在其环境中繁衍的特性，可能是在比较近的时期中才发展起来的。同样如此，在一种经济制度的特性中，最能使它适合于它现在必须做的那些特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
在雇主与雇工、中间人与生产者、银行家与他的两类顾客——借方和贷方——之间的许多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利息”这个名词代替了“高利贷”是符合贷款性质的一般变化的。这种变化使我们有了完全新的主题：我们可以对商品的生产费用分为各种不同因素进行分析和分类。再如把劳动分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两种劳动的一般方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租金”这个名词的范围在某些方面正在扩大，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缩小，等等。
但是，我们必须常常记住我们使用的名词的历史。首先，这种历史的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它间接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其次，即使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指导我们达到实际目的的知识，我们仍应尽量使我们的名词的用法符合传统，这样才能迅速领会前人的经验所提供的间接暗示和告诫并作为我们的参考。
我们工作的困难之处在于：经济学理论必须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所以经济学必须力求使它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名词相合，而且在可能情况下必须像平常所用的那样来使用这些名词。
在普通用法中，几乎每个字都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所以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正如白哲特（Bagehot,1826〜1877年，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人口经济学》主编）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最注重形式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词汇来使用。但不幸的是，他们总不承认他们用词很轻率，有时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觉得用词很轻率。他们在说明经济学的开始时所用的大胆和严格的定义，赢得了读者的安心。因为他们没有告诫读者必须常常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去理解词义，读者从作品中就不能领会作者的原意，也许还会对作者产生误解而错怪他们。
其次，经济学名词所表达的主要区别，大多数不是种类上的差别，而是程度上的差别。这些区别初看起来似乎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且能被清楚地划出明显的轮廓；但较为仔细的研究表明，连续性并没有真的破裂。经济学的进步还没有发现过任何新的真正的种类上的差别，它只是不断地将表面上的种类差别化为程度的差别，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我们要研究的各种经济现象的真正特性。我们一般都会感觉到，每个名词的某一用法所代表的那种特性，比其他符合于日常用法的特性，更适合近代科学的目的。在这里，这一用法比别的用法更有理由被称为它的主要用法。当上下文没有说明或暗示别的意义时，这一用法就可作为这个名词的意义，如果这个名词要用作别的意义——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这种改变必须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