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的日常活动的动机，可以通过衡量动机的结果来衡量动机本身。

经济学研究人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的活动和思考等行为。但它主要研究的是最有力、最持久地影响人类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中行为的那些动机。大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具有较为高尚的品格；他们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改进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潜力，是因为受到高尚信念的鼓舞，而并非完全基于对财富的追求。不过，话虽如此，日常经营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作的物质报酬也就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的或利人的，也可以是高尚的或卑鄙的，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由一定金额的货币所引起的，这种对经营活动最坚定的动机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

经济学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具有更多采用精确方法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这些外在表现形式成为经济活动的种种动力，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被正确地估计和衡量；因此，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所产生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进行大概的衡量，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金额进行大概的衡量，便有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和试验来研究了。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不能直接衡量动机的本身，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动机，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动机，除了间接推测它的结果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

二 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这里还要研究用货币来衡量动机的局限性。

第一种局限性的产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

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这种说法并不妥当。比如，从每年收入都是300镑的两个人中各征1镑税，虽然每人都要放弃1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1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程度，却未必相等。

但是，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足够多，以致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的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比较好的衡量方法。

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让一个穷人对某种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让一个富人需要较强的动力。对于富人来说，1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穷人要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1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要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1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所用的烟草。在下雨时，每年有300镑收入的职员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100镑收入的职员仍是步行上班；这是因为，在穷人的心目中，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比富人的感受要更多的痛苦。

经济学所研究的绝大多数事件都对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产生大约相同的影响。因此，如果衡量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相等，则这两件事情的愉快程度相同，这是合理的，也是合乎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随机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大致相同数目的金钱用于生活中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他们的物质资源有相等程度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程度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三 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指出另外一点，当我们用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都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无论其动机是出自人们较高的本性还是较低的本性。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沿袭风俗习惯，不加考虑就去做某事时，风俗习惯会精密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双方那样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在社交场合就会彼此谈论：“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他们不一定是为了自私或者物质的利益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更为适合。而且常会这样评价：“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等等。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习惯或风俗，当它在特定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其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明确。在落后国家里仍然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于海獭筑堤禁闭自己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对历史学家来说寓意深刻，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代的经营活动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一般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的工作；并对这种工作就作出一般的说明，再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我们也可以用数字来估计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那种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探讨。

四 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我们应该牢记：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目的高尚，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不能用卑鄙来形容。假如一个年轻人为了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而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他渴望获得金钱；这种渴望之心并不卑鄙。也就是说，金钱是一般购买力，它只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手段。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做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如果以前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他们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堪称高论，但就是因为其中含有对经济学的猛烈攻击而有所减色，这种攻击显然是基于错误的认识：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手段。

再者，当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是被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考虑。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经营关系也讲诚实与信用；其中有许多关系就算不讲慷慨，至少也没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

在一个人要做有利于其他人的事情的欲望中，或许会包含一些利己的念头。在他希望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的欲望中，也会包含个人的自尊心的因素。但是，家庭情感一般仍是利他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因为家庭关系本身具有一致性，家庭情感的作用也就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财富留作身后之用等问题。

因此，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才使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那么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总结为规律，经济学家很乐于接受这一点。因为，尽管这种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动机是很少的，但借助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是可以发现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的。

现在，也许相当准确地预测家道小康的10万英国居民将会捐助给医院、教堂及传道会的捐款额；这会对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打下基础。然而，却存在下面的难题：大多数被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活动，是不能分类、不能被归纳为规律和加以衡量的。经济学的方法不能用于这些活动，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而不是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

五 经济学应该对财产共同所有以及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大注意。

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可能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主要应该把个人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正如一座教堂不仅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不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生活也不仅是它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诚然，全部的活动是由其组成的各个部分所构成的；研究经济问题最好的出发点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动机，个人并非被当作孤立的分子，而是被当作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应该对财产共同所有以及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大注意。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热情、教育的普及以及电报、印刷品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进步的威力，使为公众利益而活动的范围不断地扩大；这些变化以及合作运动的推广和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各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为经济学家开辟了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但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