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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点
古典学派分析失业现象的两个前提及与现实之间的偏差；
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劳资双方关于货币和就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古典学派代表们对于失业的种种观察与解释。
大多数讨论关于价值与生产方面的作品，一般主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是：（一）怎样将定量（Given Volume）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二）在雇用的资源为此量的情况下，如何决定各资源的相对报酬以及产品的相对价值。就像可就业人口的多少，天然财富（Natural Wealth）的丰瘠，资本设备的大小，都属于可用资源（Available）数量。这些作品一向只对叙述的方法加以说明。至于在这一可用数量之中，实际就业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取决于何种力量，就很少有详细明确的理论。可我们并不能说对于这种理论全无研究，因为这么说多少有些偏颇。其实讨论就业数量变动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不过一旦讨论到就业变动，这种理论便很自然地出现了。我本意并不是说这个问题被人忽略了，就我个人而言，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一向被人们看得太简单和太容易，认为只要提一下就够了。
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明白，但其实是主要基于两大基本前提的，虽然几乎并不存在对它们的讨论。这两大基本前提是：
1. 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物。
即某一就业人员的工资，等于每减少一个就业人数所引起的价值的净损失。由于产量的减少，避免了一些其他成本的开支，所以我们把在总损失中减除的这一部分，称为“净损失”。即使市场与竞争不完全，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产物不相等，但仍有相应的原则可循。
2. 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即在就业人员自身估计的范围内，每一个就业人员的真实工资，应该足够适宜使实际就业人数能够继续工作下去。若将所有就业人员组织到一起，那么第二个等式也未必适用于每一劳工，因为会出现与第一前提相同的结果。所谓负效用，是指个人或团体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接受比某种最低效用还要低的工资。
5秒钟经济学
失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灾难，被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分成下列几种：
①因生产结构失调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②由于技术改革，不同职业或不同地域间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及各种新技术的变革引起的与就业者的冲突的摩擦性失业；③由于气候或季节（如冬季）停止施工等引起的季节性失业；④由于不愿意接受较低工资而发生的所谓“自愿失业”，等等。
实物工资不同于货币工资，它是指以实物形式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普遍流行货币工资制。
所谓“摩擦性”失业并不与第二前提相冲突。原因是如果把这个前提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就要顾虑到它实际上并不能尽善尽美地适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因为在它身上并不能发生连续性的充分就业。例如：当估计产生错误，或需求时断时续时，各种专业化资源的相对数量就会暂时失调，或由于对若干变化未曾考虑周全，所以导致无法在时间上保持连续；或者由于职业之间的调换，中间就必须空闲若干天，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总有这样一部分资源，由于职业调换而暂时没有职业。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引起失业的原因。当然，除“摩擦性”失业以外，还有“自愿性”失业，也不与第二前提相冲突。所谓“自愿性”失业，是指当地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适应新环境较慢、冥顽固执等种种关系的影响下，工人拒绝接受实际上只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物价值的工资，因此导致失业。但“摩擦性”与“自愿性”两种失业的总范畴，包括一切失业。所以在古典学派的前提之下，不可能再出现第三种范畴—即我下文所说的“非自愿性”失业。
无足轻重的劳动力
像图中被雇主们称为“工作机器”，却在生产中占主力军的劳动者们并没有像古典经济学家们说的一样获得与自己工作价值相等的报酬，而是拿着微薄的薪水度日。这用他们的理论来说不过是单纯市场和竞争不完善的结果，与其他无关。
古典学派用这两个前提，来决定就业资源数量上的问题，两种前提的例外与修正的地方已在上述中说明。其推论如下：由第一前提产生的就业需求表格，等于第二前提产生的就业供给表格。在决定就业数量的一点上，边际产物的效用恰好等于边际就业的负效用。
失业中的家庭
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拼命工作，就连救济院的病人也要做些零工来换取少量的工资以摆脱绝望的困境。图中这位可怜的失业父亲正无助地守着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个可以满足温饱的任何辛苦的工作，根本不敢想自己可以拒绝一份哪怕薪水十分低的工作。
由此推论可知，增加就业人数的方法有以下四种：
（一）调整并改善管理及产业结构，把眼光放远，以减少“摩擦性”失业。
（二）可以通过增加一名雇用人员所须提供的真实工资来表示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降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可以减少“自愿性”失业。
（三）增加工资品（Wage-Goods）工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用实物计算）。“工资品”是庇古教授所创名词，其优点是应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货币工资的效用是由工资品的价格而定。
（四）使非工资品价格的上涨程度大于工资品价格的上涨程度，并用非工资品代替工资品来支付非工资品劳动者的开支。
据我了解，这正是庇古教授所著《失业论》一书中的主旨—该书是古典学派唯一现存的就业理论的详细说明。
古典学派的“摩擦性”与“自愿性”两种失业范畴，能够概括一切的失业现象吗？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接受只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物价值的工资，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继续工作，但常常却连这样的工作都没有。就一般情况而言，只要有这种需求，即使是现行工资下，工作人数也可以大增。古典学派认为这与他们的第二前提并不冲突。其理由是在以现行货币工资为支付标准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量固然可能超过劳动力的需求量，然而只有在劳工间有公开的协定或默契，或不愿接受较低工资而工作的情形下，才会出现上述可能。劳工们愿意将货币工资降低，就业量自然会增大，所以由此看来这种失业似乎可以看成是“非自愿性”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应当被列入由于集体议价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性”失业的范畴中。
等待救济的“非自愿性”失业人员
古典经济学家用“摩擦性”和“自愿性”失业两个简单的名词就概括了所有的失业现象，其实这是不完善的，因为他们忽略了边际负效用与真实工资制度之间的冲突，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类型的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图为1933年，美国大批的失业人员拥挤在救济站门口等待发放面包的情景。没有工作机会的他们只能依靠这种被救济的方式勉强度日。但古典经济学家们却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容易避免。他们的方案是：让失业人员不再抵制低工资的工作，或停止商议达成集体不工作的协议。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失业人员根本没有这种机会。
这引起我的两点观察。第一点涉及到劳工对真实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实际态度问题，从理论上分析，这一点并不重要；但第二点却非常重要。
被当作玩具的钱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毁灭性的经济风暴改变了德国钱币马克的命运。它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废纸，成为孩子们手中的玩具。面对昂贵的货物，人们只能望洋兴叹。市场用这场实实在在的灾难告诉劳动者们，他们需要的是与货物价格相匹配的货币工资，而不是经不起考验的实质工资。
让我们暂时做这样一个假设：劳工们一定不愿意接受较低货币工资的工作，如果将现行货币工资降低，势必会出现罢工等现象，导致一部分在职人员退出劳工市场。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为这样，就说现行真实工资率确实是以劳动力的负效用来准确衡量的呢？当然不一定。因为，如果工资品的价格提高，导致现行货币工资收入的工资品较以往有所减少，就不一定会产生上述假设所出现的现象。也许在某些时候或某些范围内，劳工们想要的并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真实工资，而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古典学派一向假定这点与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劳动力供给函数的自变数并不只是真实工资，那么他们的论证就会完全失去支点，随之实际就业量也必将变得不确定。但古典学派却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除非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只以真实工资为自变数，否则其函数曲线，将随每一次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因此，他们的方法必须以他们的特殊假定为前提，并不能用以处理通常情况。
并且我们从日常经验中也能领悟到，在一定限度内，货币工资才是劳工所要求规定的。这种情形，不仅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通则。工人自然不愿接受其货币工资的降低，但并不是每当工资品价格上涨时，就会出现罢工的现象。所以如果有人说，工人只关心其货币工资是否降低，而不关心其真实工资是否降低，这实在是不合乎常理的。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举出理由，说明这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合逻辑，而且还幸亏如此。就算不合乎逻辑，但工人的实际行为确是如此。
而且，将不景气的失业现象归因于工人不愿降低货币工资，显然有些背离事实。如果说发生在1932年美国的失业，是因为劳工们坚持不让降低其货币工资，或坚持要求一个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无法负担的真实工资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呢？因为当就业量变动很大时，劳工的生产力或劳工的最低要求（以实物表示），却都无明显变化。工人在经济不景气时，也不比繁荣时更为顽强—甚至远非如此，因为劳动力的物质生产力，也并不在不景气时变小。这些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已足以使人初步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合适。
货币工资与真实工资的改变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经统计研究收入得出的结果，想必会非常吸引大家。如果变动的范围只限于一种工业，则真实工资的改变与货币工资的改变方向大致相同。如果改变基于一般工资水平，则货币工资与真实工资的改变方向不仅不相同，而且常常相反。货币工资上涨时，真实工资下降；货币工资下降时，真实工资上涨。这是因为货币工资的下降与真实工资的上涨，在短时期内常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其相关的理由是：当就业量下降时，工人比较容易接受减薪；而当资本设备不随产量减少而改变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增大，所以真实工资上涨。
如果现行真实工资已达到一个最低限度，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愿意就业人数大于现实就业人数的现象，那么除了“摩擦性”失业以外，就不会有“非自愿性”的失业。不过如果说得太肯定，也有点儿不近情理。因为，在真实工资下降的同时，工资品价格也随之上涨，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的就业者常常还是比现在实际就业人数要多。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能用现行货币工资所购得的工资品，来准确衡量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因此第二前提不能成立。
渴望工作的廉价劳动力
20世纪初期的日本，已经依赖西方的先进科技，飞速建立起了自己强大的工业基地，并快速地实现了自动化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此时廉价的劳动力正时刻准备着填补繁忙工厂的需求。图中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们，在就业量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往往渴求于一份安定的工作，对薪水的要求自然不会太高，也比较容易接受降薪。
不过紧接着又出现了下一个更基本的困难—古典学派的第二前提。它产生了以下的观念：即真实工资是劳资双方通过协商所达成的一种工资议价。其实他们心里也非常清楚，实际所议的只是货币工资而已。他们也承认，劳方所接受的真实工资，会受到当时货币工资高低的影响。不过他们认为，劳资者决定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决定真实工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劳方肯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真实工资也会随之降低。虽然他们不能决定在此工资下的就业人数，但他们明白，只有当劳工愿意接受他们认为能够让他愿意继续工作的真实工资时，才可以说真实工资常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
总之，传统观点认为真实工资是由劳资双方决定的工资议价。因此如果雇主间有自由竞争，劳工间不存在各种组合，并设立种种限制，那么只要劳工们愿意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使真实工资率等于在此工资下雇主愿雇人数的边际负效用。
失业者的艰难岁月
传统理论坚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艰苦的环境、低廉的工资甚至失业的全部原因都推卸给雇主和劳动者，尤其是劳动者。图中贫穷的木匠面对床上饥饿的妻儿没有一点办法，绝望的表情似乎预示着他们的生活撑不到明天。而传统学派可能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是在忍受自己种下的苦果。
如果不这样，则真实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就不会存在相等的理由。要特别注意的是，古典学派的结论并不只适用于个人，他们是要把他们的结论应用在全体劳工身上。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他同伴所不愿接受的工资削减，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获得就业机会。而且他们的结论还被认为，同样适用于闭关的经济体系（Closed System）或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员身上。它之所以能够适用于经济体系中的一员，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征，也不是因为如果某国降低其货币工资时，就会影响它的对外贸易。当然，这些也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当货币工资总支出（Total Wage Bill）减少时，银行制度以及信用状况就会间接地受到某些影响。但他们结论的真实性与其并无大的联系。这些将会在本书第19章中加以详细讨论。他们现在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一观点：在一闭关经济体系中，当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降低时，那么真实工资势必会在短时期内有所降低，且各个货币工资与真实工资之间的降幅也不一定成同一比例。这种观点也许会有例外，但例外并不重要。
随时涌入市场的劳动者
工资物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劳动者用相同的钱购买来的货币物品越来越少，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降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可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批的劳动者想要涌入市场，而且劳动者的人数往往不低于涨价前的人数。图为日本东京早晨上班时间的一处街景。涌动的人群充斥着整个街道，他们无形之中增加了彼此的就业压力和工资市场水平。
认为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是由劳资双方决定的，这一结论并不能从表面上辨别其真假。但向来却很少有人设法去证明或否定这一结论，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这种假定与古典学派的一般论调也不相符。古典学派告诉我们，价格由边际直接成本（Marginal Prime Cost）决定，而大部分边际直接成本又取决于货币工资。那么让我们试想一下，当货币工资降低时，古典学派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价格的改变几乎是同比例的，而真实工资与就业水平却几乎没有改变。劳工们为什么会蒙受损失或获得利益呢？那是因为边际成本中的若干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动。古典学派之所以没有按这样的思路追究下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深信劳工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真实工资；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们有先见之明，认为物价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而且，如果劳工自己决定自己真实工资的论断成立的话，就会和另一个真命题混在一起，以至分辨不出真假是非。那么这所谓的后一个命题就是，达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的程度，是由劳工们根据其对真实工资率的满意程度来自己决定。充分就业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真实工资率之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就业量。
对于古典学派的第二前提，总结起来我们有两点需要指责的地方。第一点与劳工的实际行为有关。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物价却上涨，这必将导致真实工资的下降。一般来说，现行货币工资下的劳动力供给量，都不会低于物价未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但如果说一定会低，也是因为，实际并未就业的人们在现行货币工资下愿意工作，但却会因为生活支出稍微高一些，就不再愿意工作。然而庇古教授《失业论》全书之中却似乎一直贯彻着这种古怪的假定，并且被全体正统学派所认同。
关于第二点指责，将会在以后的数章中得到充分的讲解。这点指责，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同意古典学派的假定：工资议价决定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古典学派作出如此假定，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全体劳工也许并没有方法，使得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和所获取的工资品等于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全体劳工也许没有途径，在工资议价时通过修改货币工资，使真实工资率降低至某一特定水平。那么，决定真实工资一般水平的人，究竟是有些什么样的力量呢？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也成为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且我们还将说明，我们对于自己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方面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一向存在着误解。
迫于无奈的罢工运动
实质工资随货币工资的变化而变化，但不是每次实质工资的变化都会引起劳动者的抵制活动。图中这种规模的罢工是因为他们长期拿不到薪水而且工作要求相对苛刻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其实劳动者也明白，货币工资的降低并不会对他们的就业量产生多大影响。就算罢工也是他们的实质工资被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而走的下策路。图为1936年法国“静坐”罢工浪潮的一小部分。他们非常强烈地显示出了自己想得到优越工资待遇的热诚决心，但还是在社会各组织的约束下熄灭了罢工的火焰。
个人或团体间关于货币工资的争执，常被认为对决定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有一定作用，但实际争执对象却并非全是如此。因为劳工在从事各行业时并不都能使流动性趋于完美，所以工资与从事各业的净收益（Net Advantage）就不能趋于绝对相等。假设个人或团体的货币工资比别人的相对降低，那么他们的真实工资也会相对降低。这就使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抵抗前一变化。相反，当货币的购买力改变时，全体劳工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这时要对每一次由此引起的真实工资的降低都加以抵抗，实在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事实上，除非由此引起的真实工资的降低已达到了极端程度，否则抵抗真的就不可能出现。而且，劳工的这种态度对增加总就业量所造成的阻碍，其严重性远不如抵抗每次真实工资降低的那样厉害。
换言之，货币工资的争执，其主要目的是影响真实工资的总额在各劳工团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就业人员的平均真实工资。其中决定后者的力量，我们将在以后指出。劳工组织的效用，只是对劳工相对真实工资的保障，而真实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完全是依靠经济机构中的其他力量。
尽管现行工资所购得的工资品能够超过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即使货币工资降低，也常常不能普及到全体劳工，劳工者还是会加以抵抗。反之，如果真实工资降低，相对货币工资不变，就可以使总就业量增加，那么劳工们就不会加以抵抗。但如果降低程度太大，就会使真实工资低于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在这一点上，劳工们自己的经济常识，却要比经典学派的经济学更为到家。幸亏是如此，每个工会对货币工资的降低，不管降低程度如何小，都要做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工会却并不想在每次生活费用稍微上涨时就进行罢工，因此工会并没有像经典学派指责的那样，阻挠总就业量的增加。
我们现在必须给严格意义上的第三类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下一个定义。在古典学派看来是不存在有这类失业的可能性的。
显然，我们所谓的“非自愿性”的失业，并不包括有工作能力但却并未利用的情况。例如，如果一个人可以每天工作十小时，我们就不能说每天工作八小时就是失业。对于不肯接受低于某种限度的真实工资而放弃工作的情况，我们也并不把它归于“非自愿性”失业。为方便起见，“摩擦性”失业也不归为“非自愿性”失业。因此我们将“非自愿性”失业定义为：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有少许上涨时，劳动力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均增大，那么就认为有“非自愿性”失业存在。它的另一个定义将在下一章提到，不过二者虽然通过不同的路径解释，但却可得到同一个结果。
低薪就业的女雇员
1980年后的办公机械化，使得男雇员凭借一手工整书法就可谋到较高职位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效率更高，但工资却只有一半的女打字员。经典学家称这些在改革中失去工作，甚至不得不重新学习生存技术的男雇员的遭遇为“摩擦性失业”，而不属于“非自愿性”失业的范畴。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就可以将在第二个前提中提到的“真实工资等于就业的边际负效用”这一句话解释为：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的情况。我们将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性与自愿性失业，都可以说是“充分”就业。这种解释与古典学派理论的其他特征颇为吻合。最好将古典学派理论看作是充分就业情形下的分配论。只要古典学派的两大前提能够成立，则此处所说的“非自愿性”失业，就没有理由发生。我们将所有失业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类：（1）在调换工作过程中，暂时性地没有工作可做；（2）工作所需的专业化程度极深，因此需求时断时续；（3）工会不允许工会以外的工人就业，即所谓的排外（Closed Shop）政策。由于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支持其理论的特殊假定，因此必然会得出下列逻辑结论：一切失业（除上述例外之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失业人员不愿接受一个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工资率导致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失业的病根只在于工人不让货币工资降低，因为如果当劳工们拒绝降低其货币工资时，一个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承认自己对于削减货币工资一事，存在着同情和对局面的无奈，但最后由于他对学问的热衷，他还是会选择削减工资。
那么如果将只适用于充分就业情形的经典学派理论，应用在非自愿性失业的问题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有存在的可能的。经典学派经济学家，就好像是生活在非欧世界里的欧氏几何学家。在日常经验中，当他们发现两条看来几乎平行的直线相交时，他们就抱怨直线为什么不直走。而且在他们看来，直线直走是唯一一个避免两条直线相交的方法，除非放弃平行公理，另外创造出一条非欧几何定理，否则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现在的经济学也需要如此改造一下。我们要推翻经典学派的第二个前提，承认非自愿失业是有可能存在的，而另外创造出一套经济体系。
一方面我们要强调与古典学派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却一定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我们还是同意他们的第一个前提的，并且我们对此前提所加的修正与古典学派所加的修正是同样的。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前提的含义。
没有贫穷和失业的乌托邦
在技术和设备等不变的情况下，就业量的减少固然可以使劳动者购买更多的工资物品。但就业量本身却与劳动者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可以保障就业量，而且真实工资和货币工资成比例的社会大概只有在欧文用来整治失业和贫穷的乌托邦式的国度里才能实现。
这个前提的意思是说，假设组织、设备与技术都不变，那么在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有唯一的关系存在，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就业量增加，真实工资率一定会减少。这在古典学派和作者看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可将此前提具体解释为：假设组织、设备与技术不变，那么某单位的劳动力（A Unit of Labour）所赚到的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有唯一的、相反的关系，因此当就业量增加时，某单位的劳动力得到的报酬（以工资品计算），在短时间内通常会减少，利润会增加。
其实这不过是我们都知道的另一命题的反面：由于组织、设备和技术在短时期内可以假设其不变，因此工业就经常受到报酬递减律的支配。所以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品工业的边际产物一定会减少。又因为工资品工业的边际产物决定真实工资，所以真实工资也会降低。这个命题一旦成立，任何增加就业的办法，都一定会使边际产物同时减少。如果将此产物用以衡量工资，那么工资率也会降低。
如果经典学派的第二个前提被推翻，那么当就业量减少时，劳工就一定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工资率（以工资品计算）。然而就业量的减少，却不一定是因为劳工对工资率（以工资品计算）的要求提高而引起的。即使劳工们肯接受较低的工资率，也不一定能够对失业问题有所帮助，这里所涉及到的工资与就业的关系，将在第19章及其附录中详加说明。
从萨伊和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一直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间接地用来购买该产物。不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并没有说清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个学说解释得很清楚：
商品是唯一用来购买商品的。每个人只能用他们自己的产品去购买别人的产品。就字面而言，所有卖者必然是买者。如果假设某国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一倍，那么所有商品的供给量也会随之增加一倍，同时购买力也增加一倍。每个人的供给量与需求量都比以往有所加倍。这样一来每个人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因此每个人的购买量就会增加一倍。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假设某人有能力消费却不消费，那么这种行为必然使劳动力与商品不再用来供给消费，而是用来投资，去生产资本品。下列引文是从马歇尔著作的《国内价值纯理论》一书中选出的，可以用来说明这种传统的看法：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他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目的是用来获得现在的享受，则我们将之称为花费；如果他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目的是用来获得财富，希望通过这样获得的财富来取得未来的享受，则我们将之称为储蓄。
拥有丰厚存储的渔夫
在以物物交换为主要需求方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同时兼需求者和供应者两种身份的，对于那些供大于求的人们来说，他们总是把自己剩余的劳动产品储存起来作为以后消费或享受的资本。图中所展现的就是渔夫把自己堆积如山的海产品尽情地储起来的场景。
从马歇尔后期的著作中，或从埃奇沃斯和庇古教授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类似语句。今日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陋的形式出现，不过它仍然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的骨干。如果没有它，整个经典学派理论就会崩溃。当代经济学家在是否认同穆勒的问题上，也许会有所犹豫，但是对于以穆勒学说为前提的许多结论，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以庇古教授为例，在他绝大部分的著作中，他都认为没有货币，除了会引起一些摩擦阻力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大影响。像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通过实物交换，来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对自己应负的责任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即引入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的现代说法。当代经济思想还是无法摆脱一个坚不可摧的观念，认为人总要花钱，只是花钱的途径不同而已。在战后的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始终保持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受了相反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事实上，都与旧学说不一致的现实。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接受由此所产生的后果的心理准备，所以并没有对其基本学说进行修改。
上层建筑的基础
经典学派的三个理论假设就像图中的柱子一样，共为一体地撑起令人赞叹的上层建筑。虽然，这些理论假设与实际经济体系存在偏差，也不再以当初简陋的形式出现了，不过它依然是经典学派的基础，经典学说没有它就像没有柱子的建筑一样，必然会崩溃瓦解。
在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体系中，没有交易的存在，个人收入全通过生产活动获得。他所消费的或所储蓄的，其实只是他自己生产的实物。古典学派没有察觉，自己用错误类比法把从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体系中得来的结论，搬到现实经济体系中来应用。这是错误产生的一种可能解释。除此以外，产品的售价常常足够用以抵补其全部成本—这个命题之所以很容易被人们相信，是因为在外表看起来与另外一个无可置疑的命题极其相似。这里所谓的另一个命题是，社会各成员在一种生产活动中的收入总数恰等于该产业产物的价值。
如果一个人在不损及他人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己致富，那么也一定会使社会中的全体成员致富，这也是很自然的想法，经典学派却由此推得以下命题：个人的储蓄行为，必然引起平行的投资行为。很巧合，这个命题貌似又和另一个无可置疑的命题相混，即：个人财富的净增量的总和，恰等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净增量。
然而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把两种根本不同的活动混为一谈。他们错误地认为，现在不消费与留着以备将来消费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其实后者与前者的动机，是完全不相同的。
这是经典学派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总产量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恰好相等。如果这点被认可，例如节俭论（认为节俭是美德，造福社会）、利率论、失业论、货币数量说、国际贸易论（认为自由放任有利无弊）等，便会随之而来。这些我们以后都要提出疑问。
在本章各节，我们会陆续指出，经典学派理论所赖以依存的三个假定：
（一）真实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三）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意思是说，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处于何种水平，总需求价格都等于总供给价格。
以上三者共存亡，任何一个，在逻辑上必然蕴含其余两个。